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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历史悠久，素称发达，“丝国”之誉、“瓷器大国”之称，均由精美的手工制品而来。在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高技艺的手工加工制作组装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几千年来仍然保持着她特有的魅力，在众多工匠们的口传心授下，技艺与精神代代传承。
“工匠”是指技艺精湛的人，“工匠精神”就是追求极致的精神，并且专业、专注。工匠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他们享受产品在手里升华的过程;而打造“工匠精神”的企业制造者，却在从另一方面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看着自己的产品在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最终以一种符合自己严格要求的形式存在，也是一种享受。
民族乐器的精良制造者
上海民族樂器一厂是一个集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核心和众多实力派工匠于一身的行业龙头企业，一直致力于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可谓行业典范。
1958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建厂之时，一批乐器制作界的精英怀揣着对民乐的热爱和最初的梦想进入了该厂工作。这些元老级的“工匠”，不仅带来了精湛的技艺，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族乐器事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始终坚持的是“传承经典，引领时尚”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精品”“极品”乐器，同时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民族器乐文化为使命，为传统技艺的传承发展竭尽全力。
对于努力打造“工匠精神”的企业来讲，有着业界良心的制造与传承是必不可少的。“工匠精神”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品牌所赋予的使命，领导与员工之间形成的一种文化与思想上的共同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制作人员成功研制出的成为全国古筝通用标准制式的S型岳山21弦古筝;20世纪80年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琵琶制作人员发明的有效扩大了琵琶音量的“八字音条”;自60年代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二胡制作人员相继研发出的、改善民族拉弦乐器缺乏低音现状的革胡、琶琴、拉阮、低音拉弦乐器等，都在行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此同时，“敦煌牌”民族乐器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1984年，“敦煌牌”红木琵琶更是荣获国家银质奖章，这一成就离不开制作工匠对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
到了1998年，时隔37年之久的全国民族乐器（古筝、琵琶）制作大赛再次举办，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拿下了前三名12个奖项中的10个。其中，“敦煌牌”古筝囊括前三名，“敦煌牌”琵琶荣获一、二等奖，“金琵琶”“玉古筝”之誉也由此而来;1999年的全国二胡制作大赛中，“敦煌牌”二胡包揽了一、二、三等奖13个奖项中的11个。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同时也说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采用了“因时制宜”的技术培训模式、激励机制等，才能在改革开放初期，民族乐器行业风雨飘摇的年代“留根保苗”，培养出一支如此优秀的制作队伍。
同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积极为制作工匠提供专业培训与考核的机会，自编教材、改编教材，对不同岗位的人员进行强化训练，企业的整体技术素质也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1993年，在国家轻工部和劳动部首次评定工艺大师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竟有5名制作工匠被评为了高级技师，令国内同行惊叹不已。2011年，企业专业培训与考核得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支持，成为特有工种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试点单位，开设了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培训与鉴定班。五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培养出中级工42人、高级工18人、技师8人、高级技师1人。但是技能培训不能仅仅局限在工作岗位上的工匠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工匠技艺更需要后继有人。因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紧紧地抓住了工匠精神的灵魂。
“古筝之父”徐振高的师徒授业
上海传统的民族乐器行业，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后，上海乐器业行会组织的活跃、乐器作坊的集中出现都为民族乐器行业之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民国初年江南丝竹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国乐团体的成立，而集民乐创作、演奏、乐器制作等于一体的“大同乐会”最负盛名。大同乐会汇集的多方面人才，不仅是现代民族乐队的先驱，也为民族乐器的制作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古筝制作师缪金林等于1958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立之时进入该厂工作，此后又培养出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古筝制作高级技师徐振高。
和徐老面对面而坐，想听他说说自己的故事，可他三言两语就说完了，是那么简短。可当他说起古筝时却如数家珍，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情，如同在述说自己的孩子，这时的他俨然就是筝的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的徐老多次讲道：“我一辈子都在做琴，不但是一辈子做琴，而且我一辈子对这个行业都有深厚的感情，相当深厚的感情。”是啊，徐振高19岁便开始了他的民族乐器制作生涯，1958年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后，跟随师傅缪金林学习古筝制作技艺，从S形岳山21弦筝的定型、装饰工艺的开发、琴码的规范化到古筝琴弦的改进，他一做就是几十年，即使退休之后，仍然致力于企业“敦煌牌”古筝的改良与研发工作。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徐老，还经常出现在各分厂车间，继续解决技术难题。我想这就是工匠精神的理念之一——执着专一。然而，工匠精神不仅仅需要“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更需要薪火相传。
从20世纪70年代起，徐振高开始带徒弟，培养了一大批制作古筝的新生力量，如袁昌明、胡国平、李素芳等均是在全国制作大赛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好手。现在，徐老的徒子徒孙近百余人，占据全厂古筝制作工匠的99%，其中也有不少成为古筝制作的管理者及古筝技艺改良专家，他们均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胡国平，1979年拜徐振高为师学习古筝制作。学艺一年后，他熟练掌握了古筝制作的全套工序，能够独立制作一台古筝。此后的十几年里，胡国平制作过“双鹤朝阳”“龙凤呈祥”“十二生肖”等多款古筝，并开始带徒授艺。
1992年5月，凭借着十余年古筝制作经验、又恰值壮年的胡国平被直接提拔为联营厂的接班管理者。在担任管理者的十余年里，胡国平主持参与了古筝方面的多项变革，如古筝部件的改良、新款古筝的设计试制、制筝设备的改进等，并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2014年、2015年，他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民族乐器十大制作师之一。
“别看我师傅和蔼可亲，当年他可狠了！”徐振高唯一的女徒弟、“敦煌牌”古筝质量总监李素芳说：“年纪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女流之辈，可能会被照顾。结果，他觉得我木工做得不够好，就当众劈掉！我哭也没用！”“现在想想他劈得对，劈比骂好，严厉的方法才让人长脑子。”把次品当众劈掉，体现的是工匠的品格与智慧，容不得次品存世的态度正是工匠精神的另一个理念——精致精细。李素芳说：“现在我看到不合格的，不会劈掉，但也会收掉！”师傅传承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制作技艺，更是一生受用的工匠精神！
因此我们坚信，有更多的企业及工匠们坚持着对精品的追求，持久创新将不再艰难、基业常青将不再是凤毛麟角、工匠精神这样的中国气质也将永不落伍！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企业以工匠精神打造民族乐器制造之魂！以工匠精神打造中国制造之魂。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
“工匠”是指技艺精湛的人，“工匠精神”就是追求极致的精神，并且专业、专注。工匠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他们享受产品在手里升华的过程;而打造“工匠精神”的企业制造者，却在从另一方面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看着自己的产品在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最终以一种符合自己严格要求的形式存在，也是一种享受。
民族乐器的精良制造者
上海民族樂器一厂是一个集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核心和众多实力派工匠于一身的行业龙头企业，一直致力于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可谓行业典范。
1958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建厂之时，一批乐器制作界的精英怀揣着对民乐的热爱和最初的梦想进入了该厂工作。这些元老级的“工匠”，不仅带来了精湛的技艺，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族乐器事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始终坚持的是“传承经典，引领时尚”的发展理念，努力打造“精品”“极品”乐器，同时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民族器乐文化为使命，为传统技艺的传承发展竭尽全力。
对于努力打造“工匠精神”的企业来讲，有着业界良心的制造与传承是必不可少的。“工匠精神”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品牌所赋予的使命，领导与员工之间形成的一种文化与思想上的共同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制作人员成功研制出的成为全国古筝通用标准制式的S型岳山21弦古筝;20世纪80年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琵琶制作人员发明的有效扩大了琵琶音量的“八字音条”;自60年代起，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二胡制作人员相继研发出的、改善民族拉弦乐器缺乏低音现状的革胡、琶琴、拉阮、低音拉弦乐器等，都在行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与此同时，“敦煌牌”民族乐器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1984年，“敦煌牌”红木琵琶更是荣获国家银质奖章，这一成就离不开制作工匠对产品品质的精益求精。
到了1998年，时隔37年之久的全国民族乐器（古筝、琵琶）制作大赛再次举办，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拿下了前三名12个奖项中的10个。其中，“敦煌牌”古筝囊括前三名，“敦煌牌”琵琶荣获一、二等奖，“金琵琶”“玉古筝”之誉也由此而来;1999年的全国二胡制作大赛中，“敦煌牌”二胡包揽了一、二、三等奖13个奖项中的11个。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同时也说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采用了“因时制宜”的技术培训模式、激励机制等，才能在改革开放初期，民族乐器行业风雨飘摇的年代“留根保苗”，培养出一支如此优秀的制作队伍。
同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积极为制作工匠提供专业培训与考核的机会，自编教材、改编教材，对不同岗位的人员进行强化训练，企业的整体技术素质也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1993年，在国家轻工部和劳动部首次评定工艺大师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竟有5名制作工匠被评为了高级技师，令国内同行惊叹不已。2011年，企业专业培训与考核得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支持，成为特有工种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试点单位，开设了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培训与鉴定班。五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培养出中级工42人、高级工18人、技师8人、高级技师1人。但是技能培训不能仅仅局限在工作岗位上的工匠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工匠技艺更需要后继有人。因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紧紧地抓住了工匠精神的灵魂。
“古筝之父”徐振高的师徒授业
上海传统的民族乐器行业，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后，上海乐器业行会组织的活跃、乐器作坊的集中出现都为民族乐器行业之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民国初年江南丝竹的兴起，更是促进了国乐团体的成立，而集民乐创作、演奏、乐器制作等于一体的“大同乐会”最负盛名。大同乐会汇集的多方面人才，不仅是现代民族乐队的先驱，也为民族乐器的制作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古筝制作师缪金林等于1958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立之时进入该厂工作，此后又培养出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古筝制作高级技师徐振高。
和徐老面对面而坐，想听他说说自己的故事，可他三言两语就说完了，是那么简短。可当他说起古筝时却如数家珍，他的眼神中流露出深情，如同在述说自己的孩子，这时的他俨然就是筝的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的徐老多次讲道：“我一辈子都在做琴，不但是一辈子做琴，而且我一辈子对这个行业都有深厚的感情，相当深厚的感情。”是啊，徐振高19岁便开始了他的民族乐器制作生涯，1958年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后，跟随师傅缪金林学习古筝制作技艺，从S形岳山21弦筝的定型、装饰工艺的开发、琴码的规范化到古筝琴弦的改进，他一做就是几十年，即使退休之后，仍然致力于企业“敦煌牌”古筝的改良与研发工作。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徐老，还经常出现在各分厂车间，继续解决技术难题。我想这就是工匠精神的理念之一——执着专一。然而，工匠精神不仅仅需要“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更需要薪火相传。
从20世纪70年代起，徐振高开始带徒弟，培养了一大批制作古筝的新生力量，如袁昌明、胡国平、李素芳等均是在全国制作大赛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好手。现在，徐老的徒子徒孙近百余人，占据全厂古筝制作工匠的99%，其中也有不少成为古筝制作的管理者及古筝技艺改良专家，他们均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胡国平，1979年拜徐振高为师学习古筝制作。学艺一年后，他熟练掌握了古筝制作的全套工序，能够独立制作一台古筝。此后的十几年里，胡国平制作过“双鹤朝阳”“龙凤呈祥”“十二生肖”等多款古筝，并开始带徒授艺。
1992年5月，凭借着十余年古筝制作经验、又恰值壮年的胡国平被直接提拔为联营厂的接班管理者。在担任管理者的十余年里，胡国平主持参与了古筝方面的多项变革，如古筝部件的改良、新款古筝的设计试制、制筝设备的改进等，并获得了外观设计专利。2014年、2015年，他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民族乐器十大制作师之一。
“别看我师傅和蔼可亲，当年他可狠了！”徐振高唯一的女徒弟、“敦煌牌”古筝质量总监李素芳说：“年纪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女流之辈，可能会被照顾。结果，他觉得我木工做得不够好，就当众劈掉！我哭也没用！”“现在想想他劈得对，劈比骂好，严厉的方法才让人长脑子。”把次品当众劈掉，体现的是工匠的品格与智慧，容不得次品存世的态度正是工匠精神的另一个理念——精致精细。李素芳说：“现在我看到不合格的，不会劈掉，但也会收掉！”师傅传承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制作技艺，更是一生受用的工匠精神！
因此我们坚信，有更多的企业及工匠们坚持着对精品的追求，持久创新将不再艰难、基业常青将不再是凤毛麟角、工匠精神这样的中国气质也将永不落伍！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企业以工匠精神打造民族乐器制造之魂！以工匠精神打造中国制造之魂。
编辑：沈海晨 haichen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