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在极其严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出现了以张国焘等为代表的不少“高级叛徒”，给革命造成巨大危害。这些人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后，会怎样评价中共高层领导呢？
　　张国焘晚年高度评价毛泽东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从此叛变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文革”爆发后，他接受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交人员的访谈。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
　　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并且，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而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
　　龚楚说陈毅缺乏群众工作经验
　　红军开始长征时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其后变节投敌，龚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回忆录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朱德、陈毅，他说：“朱德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
　　龚楚在香港写回忆录，横跨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呈多元。彼时，在井冈山会师，龚楚初见毛泽东，“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我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而不久之后，龚楚对毛泽东就有了戒心，因为被人告诫“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龚楚说：“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但龚楚也认为毛“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
　　（二）他有组织天才。”龚楚在回忆往事时，因其身份和资历的特殊，难免自炫，看轻他人。他认为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叶青称王明只是一个黄口小儿
　　叶青，原名任卓宣。在1928年被捕叛变之前，叶青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叛变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迁到台北。
　　晚年的叶青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的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而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摘自《快乐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