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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江南诗友们称育邦是“育尔赫斯”“育上人”，这是一种亲切而有趣的评价。育邦是古典气质和人文气息很浓的一位诗人，他穿行于“古典”与“当下”，直面“小于一”和“世界无限多”，其诗歌拥有多重视角的凝视与合一。《伐桐》他最新出版的诗集，是一部十年精选集，从中我读出了优雅与谦卑、悲悯与虔诚、恬静与热心……同为70后的诗人朵渔，则在育邦诗中看到了“一种清洁的、过滤掉烟火气的、追慕古人同时又融汇着先锋文化的清晰面貌”，他称之为“清洁”和“肃然”。
（沈苇）
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加州肆虐的疫情中焦急地等待着归期，心绪也随疫情起起伏伏。当初离开时，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蔓延开来，没想到一年之久，世界已变了模样。这魔幻的一年，仿佛被病毒浓缩成了一个事件，时间已经不存在了。“灾难”已不足以描述这个事件，它溢出了历史，变成了一个启示录般的神学事件。它迫使世界按下暂停键，迫使人类的栅栏重新关闭起来，在一种灾异的氛围中重新思考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作为诗人的小共同体，又该如何将自己的写作行为置入这个背景中，重新打量我们所站立的基础，重新评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重新思考我们所依凭的信仰——这道路到底该通向哪里？“诗”这个伟大的小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占據着什么样的位置和分量？
我带着这诸多的惶惑，开始读育邦近些年的诗作。老朋友了，哪里可会于心，哪里又多了些新意，彼此的写作都相当熟悉。但要就此去评论一番，总觉得说什么都属多余。作为起步较早的一批70后写作者，我们的写作已持续差不多30年时间，无论写作观念还是写作状态，都已相对稳定，批和评于人于己都无关紧要。从青年时期的吵吵闹闹、吹牛唱和，到如今的意气渐平或顽固执着，朋友之间的批评又如何可能？你说得有道理，但那毕竟是你的道理，我又怎能再按你的道理去写作？而在这“危险的中年”，不仅每个人的写作都面临着新的险境，生命本身也是险象环生。就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陶春、孝阳等同龄朋友先后英年早逝，让人心惊不已。突然意识到，你不知道人生会在何时谢幕，哪些朋友又会突然中途离开酒桌。人渐渐老了，是否该为我们的友谊写一首赞美诗了？
我至今记得那个如方山的秋夜，在育邦的山间别墅，主人为我们抚琴，展墨，仿如古人。蟋蟀入室，虫鸣唧唧，周遭山野一片宁静。“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育邦将家安置在山中，想必这也是他理想的精神归宿之地，城里则是他的世俗事业。在城里他曾做馆长，做主编，做中层干部，如同唐代的给事郎、国子监主簿、太常博士，怎么看上去都不像是真的。我无法在他的温情与笑意中看到他的那一面，也许那些世俗事业在他的生命里根本就无足轻重。他和他的诗向我呈现的始终是一种清洁的、过滤掉烟火气的、追慕古人的，同时又融汇着先锋派文化的清晰面貌。在他的作品中明显有一类追慕古人的凭吊之作，但并非简单的“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有所寄托——那是一种朝向高贵心灵的对话，一种精神追慕，它几乎不朝向世俗和人间，过滤掉了一切杂质，纯净中展现出一种清洁和肃然。这种诗实在不好写，看似简单，往往一写就空了。当年育邦带我和江雪游霸王冢，我也曾试着写诗一首，以体验那种与古人隔空对话的感受。与古人对话何其难哉，因为你首先要深入古人的心灵，穿越时空和知识储备倒还是其次的。你要有与众多心灵为伍的愿望，有一种对话的迫切意愿，这是一种双重的心灵需求。育邦是这样一个渴望求其友声的善良的朋友，他可以打通古今，温情和厚谊在他笔下是自然的溢出。有时候他会借着这种凭吊和忆故人，作为一种朋友间的赠答，这种堪比古人的人间情谊实为一种同气相求的精神渴望，一种同代人之间的相互呼唤。这种写作应该是孤独的吧，过于清洁的精神不受时代待见，因为这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一个繁盛而又充满卑污的时代，就像夏季花园里的垃圾堆，更流行一种“向下”的路径。因此，在众多的当代作者中，这种逆潮流、逆时代方向的写作不讨好。这种写作关乎一个人的精神取向，也是个人性情和学养使然，没有卑下的情感。如果你是一个性情主义者，也许你会对这种写作充满狐疑。但有时候想想，我们的“卑下情感”是否有些过剩了呢？是否需要一些高贵的东西了？毕竟善与恶、罪与罚、恩典与踉跄是如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垃圾和玫瑰本应一起绽放，我们的写作情感是否有些单线条了呢？
育邦似乎有意以一种精神洁癖来对抗这种卑下的情感，这让他的诗显得清洁、克制、典雅、文质彬彬，少了些生活的杂质和人间烟火气。他是那种靠近古人心灵的诗人，赠答唱和，酬唱交游，琴棋书画，诗书风流，这些几乎中断的传统，在他身上在在皆鲜明。他倒不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简单二分法，文与质，不妨雅俗共赏之。但他没有恶趣味，因此不会堕入下流，这种滤镜式写作对世界的呈现虽过于洁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谦逊的自我教育。它也不仅仅是散淡之心的自然体现，而是一种独具个人风格的诗学范式的雄心。育邦虽从不与人陷入争论，他温和，友好，总是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他人，一个生活中温和的朋友，但他有着鲜明的甚至顽固的美学立场，是一个淹博而典雅的知识型诗人，朋友们美其名曰“育尔赫斯”“育上人”，一为渊博，一为洁净。他当然没有看上去那么单线条的温和与文雅，他是副处级和国子监主簿的混合体。他可以写那种直通古人的诗篇，又与博尔赫斯、卡夫卡等现代性的恶之花心心相印;他在生活里柔软温和，自己不善饮却拥有一帮酒徒诗友。这就是他的复杂性。世界和人性皆复杂，任何单一的写作取向事实上都意味着某种偏狭，求其一端只会险象环生。而当代性自波德莱尔以来，对当代事务的处理就充满了芜杂，充满了悖论。能处理上下几千年的题材是非常难的，能将传统风格化为当代精神，更是难上加难。这条道路的选择意味着一种孤独求败的勇气，也的确更需要学养的滋润。如何由古及今，如何在借古抒怀中体现当代精神和当代价值，育邦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当然不是那种泥古派，不是那种食古不化附庸风雅（虽然他的随笔集也曾自嘲为《附庸风雅》），事实上他很当代，很西方也很世界，拥有普世的价值观念，对西方诗歌源流，对当代诸大师均有广泛的涉猎，他的随笔集《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可为佐证。他通常在诗里与古人对话，又在随笔中与西方的大师交流。有这样一个驳杂的心灵和知识背景，写出的作品自然也是复杂的。他貌似温和的生活面目后面，是激越的内心冲突;他看似恬静的诗歌表象下面，是波澜壮阔的精神气象。他依靠广泛的阅读保持着良好的品味，安静内敛的个性又让他保持着良好的常识感和人之常理常情。他没有因阅读而变异为一种知识怪物，也没有因为体制内的身份而变得小心翼翼或做张做致。他既热衷于做一些形式的解构和实验，也会将先锋精神融入日常的隐微写作中。这是一种视野开阔的、向世界文化真正敞开的、能吸纳异质精神的写作路径，因此才没有落入隐逸的、寂静主义的窠臼，才不会偏狭。 我大概有十多年没有认真读过同代人的作品了。也不是一首没读，而是极少。并非出于高傲或有意的忽略（我又有何资格忽略同代人），而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我希望将自己放逐到空旷无人的旷野里，没有同伴，没有追随者，一个人安静地追索。我希望至少到50岁之后再回来看看，当年的同伴们现在何处，写得如何。五十之年倏忽而至，说来就来了，这时候来读读育邦的作品，既是对同代朋友的重新观察，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观映照。作为写作者的批评，很难脱离自我而做出纯粹的批评。我有时也纠结于这种同伴式批评的可能性——你如何来认识同伴们的作品？你们有着相同的诗歌观念，接受着几乎相似的诗歌教育，在几乎相似的贫瘠的传统地基上写作，但你们的写作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的江湖风习早就应该摒弃了，应该有一个更加成熟的共同体标准，一种在诗的“绝对标准”要求下的更为神圣、严谨的标准，而不是友谊的同温层，不是体制和民间的简单分野，不是修辞和口语的风格区别。这个标准是在历代大师的注目下，在猎户星座——那星空之神的光照下，在众多的诗歌幽魂不停游荡的地基上树立起来的。就像海德格尔在“贫困时代”这个神圣的视角下对诗人们的审视一样，当代诗人们应该在诗的“绝对标准”下自问：我的诗在历代大师所组成的诗歌星链中处于什么位置？它和我的人生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它将带我走向何处？它和这个焦虑而灾异的年代构成一种有效的对话了吗？如果没有这些自我诘问，没有这些内心的惶惑和心灵的冲突，诗这个东西，写不写都无关紧要，写得好和坏也无从说起。基于此，我已不习惯于从技艺上去评价同代人的写作，而是直观其心灵，直观其视野宽度和价值取向。技艺虽具体到每一首诗永远都是重要的，但总观一个诗人的写作，尤其是中年之后的写作，大的脉络和走向才是最重要的。古人所谓气象，虽形象却笼统，我觉得还是精神、心灵、价值观等现代词汇更能说明问题。虽一招一式也可知微见著，但中年人了，某首诗写得好或不好没那么重要，从一个长时段观察，大部分作品注定湮灭无存。中年要解决大问题、大方向，解决生与死、人生的坍塌和重建。
如此去关照、打量育邦的写作，如同同伴间的呼应，简单的赞美虽温暖却廉价。育邦不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赞美，而是基于理解基础上的会心一笑。他也不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建议，历代大师的教诲已经足够让人焦虑。对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用不着再从别人那里听取什么道理，也没必要再按别人的道理来写作。试图用一个口号一统江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经常挂在嘴边的“危险的中年”——随年龄而来的不是开放的心灵和谦卑的姿态，而是占尽资源后的知识的或权力的傲慢——在他身上没有出现。我常被他身上那种没有焦虑感所追迫的从容与淡定所打动。他的专注，他的敬畏之心，他对“伟大作品”的孜孜以求，都符合一个当代作者的专业形象。他所从事的世俗事业，和历代的员外郎们也无区别。体制还是一个问题吗？借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我们无往而不在体制之中。现在也不再是体制与民间的分野，真正的分野在于心灵。体制化意味着僵化的、平庸的、贫乏的一切，体制拒绝的是真正的才华，是开放的心灵。多少所谓的“民间派”，早已封闭心灵、堕落僵化得一塌糊涂。
同代人意味着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段人间时光，在一个相同的写作场域里，相伴经历同样的时代境况，并面临后代们共同的审判。我们有共同的基础，也有相似的贫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面临着这样一个平庸的写作现实：经验的贫乏和心灵的平庸。经验的贫乏自不待言，我们在一个松动的汉语地基上开始起步，我们诗歌的父亲和兄长与其说来自传统，不如说来自异域。拉金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时曾自豪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叶芝、艾略特、格雷夫斯、奥登、迪兰·托马斯、约翰·贝杰曼——你能找到一个可以匹敌的阵容吗？”是啊，再来看看一个世纪之前美国诗坛的70后和80后们，亦可谓大师迭出：史蒂文斯、弗罗斯特、艾略特、庞德、威廉斯、摩尔、杰弗斯、哈特·克兰……但相比于爱尔兰，勃莱甚至觉得美国诗歌都太贫乏了：“假如诗是一匹上了鞍鞯的马，在爱尔兰，人们看到在牲口棚挂着辔，而在美国，人们必须得从杀一头牛开始，剥皮，晒干，制革，切成条……”如此一比照，我们的贫乏更是历历可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激越的突进，汉语诗歌似乎已度过了它激流勇进的青年时代，开始进入危险而沉闷的中年，很多堪称导师者往往刚到中年就退场了。这十多年来，似乎都没有什么亮眼的诗学观念和有意义的诗歌现象出现了，大家争论的问题，似乎还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老问题，实为一种无实质意义的“内卷”。时代的列车进入它的变轨期，但诗人们似乎还在文明的洼地上自得其乐。先锋不是走入了主流就是堕入下流，伟大的、高贵的汉语写作如此匮乏。一批90后写作者让人欣喜，起点高，视野开阔，充满了个性和创造力。但也有不少年轻诗人或在知识的傲慢与偏见中艰难摸索，散发着浓烈的青春的酸味;或一头扎进轻便的下流通道，心灵和技艺都显得如此便宜，将诗的门槛一再降低。中年的困境不再详述，险象环生自是应有之义。随老年而至的“晚期风格”，不是充满通透和张力，老来诗篇浑漫与，而是昏庸、松垮，是精神、肉体和文本的多重松懈。这大概就是我们经验与贫乏的现状，我总是比较悲观。海德格尔在描述“贫困时代”时说，时代之所以贫困“乃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但贫困的时代也是诗人真正现身的时刻，因为正是诗人真正持有语言，“只要语言在，他们就存在。歌声依然栖留在他们的贫困的大地之上”。
痛苦、死亡和爱情，如何深入这些人类永恒的主题，以讓我们的生命和时代真相相互裸呈？想必努力追求伟大的育邦，也在思考着这些严峻的问题。虽然他的写作不那么激越和孤傲，而是秉持谦卑和虔诚的美德，在一种简朴而内敛的个人风格中，努力展示当代汉诗的奇迹。我们的写作风格虽然不同，却面临着相似的处境，面对着同样的困境，承担着共同的责任。无论如何，在汉语的诗歌长河里，我们也会成为某种基础，而非目的。当我们面对共同的后代时，我们也将接受同样的审判——诗人们啊，你们在你们的时代到底创造了什么？你们在人类文明的地基上又增添了什么？你们是如何穿越那个贫困时代的？你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面对后代的审判，我们将荣辱与共。
最后，以这首布莱希特的小诗《致可怜的B.B.》，与育邦兄共勉：
呀，我们
希望建立良善的基础，
但我们自己却无法良善。
请不要对我们
审判得过于严厉。
（黄灿然译）
作者简介
朵渔，诗人，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现居天津。
江南诗友们称育邦是“育尔赫斯”“育上人”，这是一种亲切而有趣的评价。育邦是古典气质和人文气息很浓的一位诗人，他穿行于“古典”与“当下”，直面“小于一”和“世界无限多”，其诗歌拥有多重视角的凝视与合一。《伐桐》他最新出版的诗集，是一部十年精选集，从中我读出了优雅与谦卑、悲悯与虔诚、恬静与热心……同为70后的诗人朵渔，则在育邦诗中看到了“一种清洁的、过滤掉烟火气的、追慕古人同时又融汇着先锋文化的清晰面貌”，他称之为“清洁”和“肃然”。
（沈苇）
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加州肆虐的疫情中焦急地等待着归期，心绪也随疫情起起伏伏。当初离开时，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蔓延开来，没想到一年之久，世界已变了模样。这魔幻的一年，仿佛被病毒浓缩成了一个事件，时间已经不存在了。“灾难”已不足以描述这个事件，它溢出了历史，变成了一个启示录般的神学事件。它迫使世界按下暂停键，迫使人类的栅栏重新关闭起来，在一种灾异的氛围中重新思考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作为诗人的小共同体，又该如何将自己的写作行为置入这个背景中，重新打量我们所站立的基础，重新评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重新思考我们所依凭的信仰——这道路到底该通向哪里？“诗”这个伟大的小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占據着什么样的位置和分量？
我带着这诸多的惶惑，开始读育邦近些年的诗作。老朋友了，哪里可会于心，哪里又多了些新意，彼此的写作都相当熟悉。但要就此去评论一番，总觉得说什么都属多余。作为起步较早的一批70后写作者，我们的写作已持续差不多30年时间，无论写作观念还是写作状态，都已相对稳定，批和评于人于己都无关紧要。从青年时期的吵吵闹闹、吹牛唱和，到如今的意气渐平或顽固执着，朋友之间的批评又如何可能？你说得有道理，但那毕竟是你的道理，我又怎能再按你的道理去写作？而在这“危险的中年”，不仅每个人的写作都面临着新的险境，生命本身也是险象环生。就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陶春、孝阳等同龄朋友先后英年早逝，让人心惊不已。突然意识到，你不知道人生会在何时谢幕，哪些朋友又会突然中途离开酒桌。人渐渐老了，是否该为我们的友谊写一首赞美诗了？
我至今记得那个如方山的秋夜，在育邦的山间别墅，主人为我们抚琴，展墨，仿如古人。蟋蟀入室，虫鸣唧唧，周遭山野一片宁静。“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育邦将家安置在山中，想必这也是他理想的精神归宿之地，城里则是他的世俗事业。在城里他曾做馆长，做主编，做中层干部，如同唐代的给事郎、国子监主簿、太常博士，怎么看上去都不像是真的。我无法在他的温情与笑意中看到他的那一面，也许那些世俗事业在他的生命里根本就无足轻重。他和他的诗向我呈现的始终是一种清洁的、过滤掉烟火气的、追慕古人的，同时又融汇着先锋派文化的清晰面貌。在他的作品中明显有一类追慕古人的凭吊之作，但并非简单的“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有所寄托——那是一种朝向高贵心灵的对话，一种精神追慕，它几乎不朝向世俗和人间，过滤掉了一切杂质，纯净中展现出一种清洁和肃然。这种诗实在不好写，看似简单，往往一写就空了。当年育邦带我和江雪游霸王冢，我也曾试着写诗一首，以体验那种与古人隔空对话的感受。与古人对话何其难哉，因为你首先要深入古人的心灵，穿越时空和知识储备倒还是其次的。你要有与众多心灵为伍的愿望，有一种对话的迫切意愿，这是一种双重的心灵需求。育邦是这样一个渴望求其友声的善良的朋友，他可以打通古今，温情和厚谊在他笔下是自然的溢出。有时候他会借着这种凭吊和忆故人，作为一种朋友间的赠答，这种堪比古人的人间情谊实为一种同气相求的精神渴望，一种同代人之间的相互呼唤。这种写作应该是孤独的吧，过于清洁的精神不受时代待见，因为这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一个繁盛而又充满卑污的时代，就像夏季花园里的垃圾堆，更流行一种“向下”的路径。因此，在众多的当代作者中，这种逆潮流、逆时代方向的写作不讨好。这种写作关乎一个人的精神取向，也是个人性情和学养使然，没有卑下的情感。如果你是一个性情主义者，也许你会对这种写作充满狐疑。但有时候想想，我们的“卑下情感”是否有些过剩了呢？是否需要一些高贵的东西了？毕竟善与恶、罪与罚、恩典与踉跄是如此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垃圾和玫瑰本应一起绽放，我们的写作情感是否有些单线条了呢？
育邦似乎有意以一种精神洁癖来对抗这种卑下的情感，这让他的诗显得清洁、克制、典雅、文质彬彬，少了些生活的杂质和人间烟火气。他是那种靠近古人心灵的诗人，赠答唱和，酬唱交游，琴棋书画，诗书风流，这些几乎中断的传统，在他身上在在皆鲜明。他倒不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简单二分法，文与质，不妨雅俗共赏之。但他没有恶趣味，因此不会堕入下流，这种滤镜式写作对世界的呈现虽过于洁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谦逊的自我教育。它也不仅仅是散淡之心的自然体现，而是一种独具个人风格的诗学范式的雄心。育邦虽从不与人陷入争论，他温和，友好，总是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他人，一个生活中温和的朋友，但他有着鲜明的甚至顽固的美学立场，是一个淹博而典雅的知识型诗人，朋友们美其名曰“育尔赫斯”“育上人”，一为渊博，一为洁净。他当然没有看上去那么单线条的温和与文雅，他是副处级和国子监主簿的混合体。他可以写那种直通古人的诗篇，又与博尔赫斯、卡夫卡等现代性的恶之花心心相印;他在生活里柔软温和，自己不善饮却拥有一帮酒徒诗友。这就是他的复杂性。世界和人性皆复杂，任何单一的写作取向事实上都意味着某种偏狭，求其一端只会险象环生。而当代性自波德莱尔以来，对当代事务的处理就充满了芜杂，充满了悖论。能处理上下几千年的题材是非常难的，能将传统风格化为当代精神，更是难上加难。这条道路的选择意味着一种孤独求败的勇气，也的确更需要学养的滋润。如何由古及今，如何在借古抒怀中体现当代精神和当代价值，育邦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当然不是那种泥古派，不是那种食古不化附庸风雅（虽然他的随笔集也曾自嘲为《附庸风雅》），事实上他很当代，很西方也很世界，拥有普世的价值观念，对西方诗歌源流，对当代诸大师均有广泛的涉猎，他的随笔集《从乔伊斯到马尔克斯》可为佐证。他通常在诗里与古人对话，又在随笔中与西方的大师交流。有这样一个驳杂的心灵和知识背景，写出的作品自然也是复杂的。他貌似温和的生活面目后面，是激越的内心冲突;他看似恬静的诗歌表象下面，是波澜壮阔的精神气象。他依靠广泛的阅读保持着良好的品味，安静内敛的个性又让他保持着良好的常识感和人之常理常情。他没有因阅读而变异为一种知识怪物，也没有因为体制内的身份而变得小心翼翼或做张做致。他既热衷于做一些形式的解构和实验，也会将先锋精神融入日常的隐微写作中。这是一种视野开阔的、向世界文化真正敞开的、能吸纳异质精神的写作路径，因此才没有落入隐逸的、寂静主义的窠臼，才不会偏狭。 我大概有十多年没有认真读过同代人的作品了。也不是一首没读，而是极少。并非出于高傲或有意的忽略（我又有何资格忽略同代人），而是对自我的一种放逐——我希望将自己放逐到空旷无人的旷野里，没有同伴，没有追随者，一个人安静地追索。我希望至少到50岁之后再回来看看，当年的同伴们现在何处，写得如何。五十之年倏忽而至，说来就来了，这时候来读读育邦的作品，既是对同代朋友的重新观察，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观映照。作为写作者的批评，很难脱离自我而做出纯粹的批评。我有时也纠结于这种同伴式批评的可能性——你如何来认识同伴们的作品？你们有着相同的诗歌观念，接受着几乎相似的诗歌教育，在几乎相似的贫瘠的传统地基上写作，但你们的写作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的江湖风习早就应该摒弃了，应该有一个更加成熟的共同体标准，一种在诗的“绝对标准”要求下的更为神圣、严谨的标准，而不是友谊的同温层，不是体制和民间的简单分野，不是修辞和口语的风格区别。这个标准是在历代大师的注目下，在猎户星座——那星空之神的光照下，在众多的诗歌幽魂不停游荡的地基上树立起来的。就像海德格尔在“贫困时代”这个神圣的视角下对诗人们的审视一样，当代诗人们应该在诗的“绝对标准”下自问：我的诗在历代大师所组成的诗歌星链中处于什么位置？它和我的人生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它将带我走向何处？它和这个焦虑而灾异的年代构成一种有效的对话了吗？如果没有这些自我诘问，没有这些内心的惶惑和心灵的冲突，诗这个东西，写不写都无关紧要，写得好和坏也无从说起。基于此，我已不习惯于从技艺上去评价同代人的写作，而是直观其心灵，直观其视野宽度和价值取向。技艺虽具体到每一首诗永远都是重要的，但总观一个诗人的写作，尤其是中年之后的写作，大的脉络和走向才是最重要的。古人所谓气象，虽形象却笼统，我觉得还是精神、心灵、价值观等现代词汇更能说明问题。虽一招一式也可知微见著，但中年人了，某首诗写得好或不好没那么重要，从一个长时段观察，大部分作品注定湮灭无存。中年要解决大问题、大方向，解决生与死、人生的坍塌和重建。
如此去关照、打量育邦的写作，如同同伴间的呼应，简单的赞美虽温暖却廉价。育邦不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赞美，而是基于理解基础上的会心一笑。他也不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建议，历代大师的教诲已经足够让人焦虑。对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用不着再从别人那里听取什么道理，也没必要再按别人的道理来写作。试图用一个口号一统江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经常挂在嘴边的“危险的中年”——随年龄而来的不是开放的心灵和谦卑的姿态，而是占尽资源后的知识的或权力的傲慢——在他身上没有出现。我常被他身上那种没有焦虑感所追迫的从容与淡定所打动。他的专注，他的敬畏之心，他对“伟大作品”的孜孜以求，都符合一个当代作者的专业形象。他所从事的世俗事业，和历代的员外郎们也无区别。体制还是一个问题吗？借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我们无往而不在体制之中。现在也不再是体制与民间的分野，真正的分野在于心灵。体制化意味着僵化的、平庸的、贫乏的一切，体制拒绝的是真正的才华，是开放的心灵。多少所谓的“民间派”，早已封闭心灵、堕落僵化得一塌糊涂。
同代人意味着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段人间时光，在一个相同的写作场域里，相伴经历同样的时代境况，并面临后代们共同的审判。我们有共同的基础，也有相似的贫乏。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面临着这样一个平庸的写作现实：经验的贫乏和心灵的平庸。经验的贫乏自不待言，我们在一个松动的汉语地基上开始起步，我们诗歌的父亲和兄长与其说来自传统，不如说来自异域。拉金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时曾自豪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叶芝、艾略特、格雷夫斯、奥登、迪兰·托马斯、约翰·贝杰曼——你能找到一个可以匹敌的阵容吗？”是啊，再来看看一个世纪之前美国诗坛的70后和80后们，亦可谓大师迭出：史蒂文斯、弗罗斯特、艾略特、庞德、威廉斯、摩尔、杰弗斯、哈特·克兰……但相比于爱尔兰，勃莱甚至觉得美国诗歌都太贫乏了：“假如诗是一匹上了鞍鞯的马，在爱尔兰，人们看到在牲口棚挂着辔，而在美国，人们必须得从杀一头牛开始，剥皮，晒干，制革，切成条……”如此一比照，我们的贫乏更是历历可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激越的突进，汉语诗歌似乎已度过了它激流勇进的青年时代，开始进入危险而沉闷的中年，很多堪称导师者往往刚到中年就退场了。这十多年来，似乎都没有什么亮眼的诗学观念和有意义的诗歌现象出现了，大家争论的问题，似乎还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老问题，实为一种无实质意义的“内卷”。时代的列车进入它的变轨期，但诗人们似乎还在文明的洼地上自得其乐。先锋不是走入了主流就是堕入下流，伟大的、高贵的汉语写作如此匮乏。一批90后写作者让人欣喜，起点高，视野开阔，充满了个性和创造力。但也有不少年轻诗人或在知识的傲慢与偏见中艰难摸索，散发着浓烈的青春的酸味;或一头扎进轻便的下流通道，心灵和技艺都显得如此便宜，将诗的门槛一再降低。中年的困境不再详述，险象环生自是应有之义。随老年而至的“晚期风格”，不是充满通透和张力，老来诗篇浑漫与，而是昏庸、松垮，是精神、肉体和文本的多重松懈。这大概就是我们经验与贫乏的现状，我总是比较悲观。海德格尔在描述“贫困时代”时说，时代之所以贫困“乃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但贫困的时代也是诗人真正现身的时刻，因为正是诗人真正持有语言，“只要语言在，他们就存在。歌声依然栖留在他们的贫困的大地之上”。
痛苦、死亡和爱情，如何深入这些人类永恒的主题，以讓我们的生命和时代真相相互裸呈？想必努力追求伟大的育邦，也在思考着这些严峻的问题。虽然他的写作不那么激越和孤傲，而是秉持谦卑和虔诚的美德，在一种简朴而内敛的个人风格中，努力展示当代汉诗的奇迹。我们的写作风格虽然不同，却面临着相似的处境，面对着同样的困境，承担着共同的责任。无论如何，在汉语的诗歌长河里，我们也会成为某种基础，而非目的。当我们面对共同的后代时，我们也将接受同样的审判——诗人们啊，你们在你们的时代到底创造了什么？你们在人类文明的地基上又增添了什么？你们是如何穿越那个贫困时代的？你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面对后代的审判，我们将荣辱与共。
最后，以这首布莱希特的小诗《致可怜的B.B.》，与育邦兄共勉：
呀，我们
希望建立良善的基础，
但我们自己却无法良善。
请不要对我们
审判得过于严厉。
（黄灿然译）
作者简介
朵渔，诗人，随笔作家。1973年出生于山东，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