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上下班的时间要素加以细化,即“合理时间”是界定劳动者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时间条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合理时间”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界定并无边界,这使得劳动者对是否可被认定为工伤没有明确预期,也造成了法务工作人员的困惑。如何对“合理”二字作出符合文本意义和立法目的的解释,是消解这一困惑的关键。
【机 构】
：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律治理实证研究”(17CFX081)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上下班的时间要素加以细化,即“合理时间”是界定劳动者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时间条件。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合理时间”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界定并无边界,这使得劳动者对是否可被认定为工伤没有明确预期,也造成了法务工作人员的困惑。如何对“合理”二字作出符合文本意义和立法目的的解释,是消解这一困惑的关键。
其他文献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给置身异国他乡的海外学子带来重大影响。他们不仅因国内疫情为家人担忧,还要面对海外疫情带给自己的生存危机。海外中国留学生被公共媒体塑造的形象多呈现负面化倾向,个别留学生的不当言论甚至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通过海外中国留学生所拍摄的疫情相关Vlog及对其的深度访谈,结合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从“前前区”“中区”“深后区”三个层面归纳分析,还原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生活独立但风险意识不强、爱国思乡具有社会责任感等媒介形象。
通过对近5年大学生犯罪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大学生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犯罪案件类型广泛、多元,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几种罪名;大学生犯罪被判处刑罚多为6个月以上3年以下
作为贯穿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始终的配套机制,风险需求评估量表于全球诸多法域予以适用,其根基于深厚的犯罪学理论,并历经循证研究与司法实践的反复验证,业已凸显了其对未成年人犯罪及再犯之可能性预测的行之有效性。反观我国目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陷入了调查内容非规范化的实务性发展瓶颈,亟待引入高效度的未成年人风险需求评估量表予以构建科学化的配套机制,但近年学术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尚未填补其适用性的研究空白。鉴于此,针对业已发展成熟与运行完备的域外未成年人多样化差异性评估量表予以多维度剖析甚为必要,以期为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
“空巢青年”的兴起与城市化息息相关。“空巢青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是家庭核心化后家庭资源聚集的可行性产物,是青年个性发展和主体选择的结果。在城市化进程中助推“空巢青年”的健康成长与发展,需要我们打破标签,树立对“空巢青年”的理性认知和正确态度,正视“空巢青年”面临的困难及潜在的风险,构建城市共同体,推动“空巢青年”向“筑巢青年”转变。
去年以来，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推行“一村一辅”警务机制，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提高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8月20日，副省长、公安厅厅
苏南农村调研发现,当地婚姻仪式中盛行“叫礼”,而非彩礼。叫礼仪式下,代际财产转移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从夫居住形式逐步消亡,妇女与男性在家庭权利和责任义务上是一种对等关系,妇女有命姓权和人情规则制定权。新的婚姻仪式的形成深嵌在当地村庄社会经济基础中,并家婚姻模式、较强的代际能力和妇女财产权的发展是叫礼形成的根本原因。叫礼预示着父权、男权的极大削弱,苏南地区形成的这种性别互惠关系值得关注和研究。
经营者集中审查是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的预防性制度,是涉案数最高的反垄断行政执法,它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而后续可能引发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相比于其他垄断行为,涉及的执法环节多、裁量类型广、幅度大,因此执法机关遵守比例原则至关重要。从行政法学基本原理、反垄断法理论机制和执法实践情况进行反思,应当对现行《反垄断法》中有关经营者集中的限制性条件规则和违法责任制度进行修正。
欠缺对现行刑法的体系性考察,《刑法修正案(十一)》急于回应公众关切而频繁地将同种行为重复犯罪化,即竞合型犯罪化。刑法紧跟时事热点,从公共安全犯罪、社会秩序犯罪、经济犯罪等领域的概括性规范中分离出更为具体的规范,以此增设新罪。竞合型犯罪化本质上并未增加刑法规范的总容量,因无法填补立法空白而导致规范性不足,因存在重复评价而制造了刑法规范冲突。犯罪竞合根源于竞合型犯罪化的衍生效应,求诸于理论构建而处理犯罪竞合问题只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回溯至立法层面减少或避免将刑法已经禁止的行为重复犯罪化才是最佳对策。
最高人民法院早有把速裁程序建设为一种独立的诉讼程序的意图。但现有改革思路未能跳出简易程序的框架,且囿于现行法的规定,速裁程序的独立性尚未证成。独立速裁程序正式制度化的前提,是揭示其不同于简易程序的本质特征。速裁程序与略式程序有很高的适配性。运用略式程序基本原理,以当事人对实体问题没有争议为前提,在审理程序、裁判效力性质、程序保障及救济途径等方面构建独立的速裁程序规则。以速裁程序构建为抓手,系统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有助于提高改革的系统集成效应。
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长期低迷的问题,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将完善小额程序纳入改革的范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方式是法定适用,适用率的高低取决于法定适用的状况。法定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基层法院法官担心一审终审的小额程序会带来涉诉信访。在各项改革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法定适用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当事人合意适用的状况依然不理想。小额案件的金额标准大幅度提升和小额案件的程序进一步简易化后,应当更加重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改变败诉当事人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的做法,赋予当事人更有效的救济手段,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