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试制成功

　　1927年，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组建。中央特科设立了专门负责秘密交通联络的交通科。当时中央与红军根据地主要依靠地下交通员联络，非常艰难。重要情报要由交通员先记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后再复述出来，而且沿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检查，来来往往有时要几个月的时间。随着各根据地和红军的不断发展，上海党中央急需加强与它们之间的通讯联络，仅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既耗时又不安全。于是，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但当时中共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和设备。

　　1928年，参加完党的六大返回上海的周恩来把制作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交通科科长李强。李强曾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研制过炸药和手榴弹。他虽念过大学，但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无线电方面是外行，而且无线电通信设备、器材当时都是被国民党当局严加管控的，市面上不仅缺乏现成的机器和零部件，甚至连这一方面的专业中文书籍也难觅到。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李强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中文版专业书籍参考，就通过自学英文无线电专业书刊来探索和实践。他依照这些书刊上的图样画出了一张张收发报机的草图，平时又经常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为掩护与行家们交流技术，还混入亚美、大华等无线电公司“偷学”技术，并设法在外国洋行购买了一些零件，买不到的就自己加工制作。凭借着良好的英文基础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经过一次次的试验，一年多以后，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试制成功。虽然这台收发报机很笨重，只有50瓦的功率，灵敏度不高，但却是我党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自己研制出来的第一台无线电通信设备，它的诞生对革命具有非凡的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特科的交通科也改为了无线电通信科。

培养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除了设备以外，中共也急需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1928年10月，党组织通知地下党员张沈川到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惠中旅馆接受任务。张沈川时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1926年入党，曾任青岛学生会主席。他在惠中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周恩来，周在与他的谈话中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并代表组织决定委派他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要求他自己找到学习场所后向组织汇报，同时由李强帮助他学习、交给他生活费。有一天，张沈川看到报上登载“上海无线电学校”招生，他便使用化名报了名并通过了录取考试。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的台长。进入学校后，党组织给张沈川买了电键、蜂鸣器、干电池、矿石收音机等工具，他从1928年11月到1929年5月在这所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结业后，张沈川又留在电台实习。革命胜利后他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我和一个姓杨的管机务的技工住在一间又小又潮的房间里。抓住这个机会，我向他学了换装发射天线、充蓄电池、装无线电收音机等技术。有时，报务员夜里外出游玩，要我代班收、发电报。开始，报务主任李某怕我发生差错，在旁边帮助我。经过几次测验，没有发生差误，就放手让我代班了，甚至半夜也要我去代班。我掌握了他们的生活规律以后，就趁深夜一人值班的机会，抄得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组织。”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实践，张沈川初步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机技术。
　　为了培养更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力量，组织上还从各地选派来一些优秀青年党员向李强和张沈川学习收发报技术，为建立地下电台做准备。为掩人耳目，大家都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由李、张二人以家庭教师上门为失学青年授课的这种常见方式进行培训，为我党秘密培养第一批报务员。
　　另一方面，中共还在留苏学生中选调人员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8年，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毛齐华、方仲如、陈宝礼、李元杰等人接到委派去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们白天依旧在学校正常上课，晚上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毛齐华后来谈及了当年在这个“国际无线电训练班”里学习的情形：
　　“在训练班里，教课的是苏联人。开始阶段学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有一定指标，规定每分钟要完成的收抄数，所以，学习是很紧张的。一九二八年暑假过后，开始学习无线电的基本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我们上课时还常到自动发射台和小工厂去实习。教员说：你们应当到小工厂里看看，争取时间学会用简单的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线圈等无线电元件。回国后有些元件可能买不到，要自己动手做。”
　　其间，周恩来在苏联向中国留学生传达“六大”精神时遇到毛齐华，还勉励他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信人才。1929年底，毛等人离开劳动大学，集中住进“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宿舍。他们还经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到莫斯科郊外实习，和业余电台通报，有时会到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参观学习。这些经历为他们日后从事秘密无线电通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1930年，毛齐华、方仲如、陈宝礼、李元杰等与涂作潮、宋濂等几位由莫斯科东方大学派往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中共地下电台的工作。

划过长空的红色电波

　　1929年冬，党组织在收发报机研制成功后租了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作为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台址。为掩护起见，张沈川和周恩来介绍来的、从苏联学习归国的蒲秋潮假扮一对夫妻入住，他们平时衣着考究，房屋布置精致，俨然是一个富裕家庭。电台的天线架设在三楼晒台和屋脊上，在天线周围还做了许多伪装。当时国民党反动军警与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把定向电台装在车上，每晚在马路上来回侦测秘密电台的方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从事秘密电台的情报工作极其危险。电台的工作人员都要接受党的保密教育并遵守十分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平时深居简出，常常一两年才通一回家信，而且要转几个地方才能发信，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社会关系。为了不被察觉，他们都在深夜待左邻右舍入睡以后才开始收发报，通报完毕就立即把天线撤掉。

　　上海的电台建立后，为进一步加强党中央与中共南方局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李强等人又秘密携带收发报机等器材在香港设立电台，实现了沪港两台的联通。因为英国人当时在香港对无线电通信的管控不像国民党这般严格，故而这里又可作为一些情报传递的中转站。如中共在广西组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广西方面的情况就被先发报到香港电台，经香港中转后再发送到上海。此前从广西直接向上海发报，都因距离相隔远、电台功率小而无法接通。沪港两地电台相通后，互相通报的第一个重要讯息便是广西百色起义获得成功，两台通报的这第一张报底当时还曾被张沈川留作了纪念，但可惜后来在他被捕后遗失了。
　　此后，中共为安全起见又将电台从福康里相继移至静安寺路福德坊、慕尔鸣路等处，并建立了装配收发报机的车间。毛齐华来到上海后，李强就将他安置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的弄堂内，这正是我党新建的地下电台所在地。以后，收发报机白天就藏在毛齐华的衣橱里，夜里大家就在他的房间里进行发报工作，为掩人耳目，毛的妻子也被从乡下接来入住。

“福利公司事件”

　　1930年，中共在上海策划开办培训班，培训从各省市党委选送来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当时张沈川指出公共租界商店多，来往的人也多，易于隐蔽，他和李强都主张在公共租界开设几家电料行，以经营电器用品，装修水电、修理收音机等业务为掩护，领取合法的营业执照，训练班学员白天当学徒和工人，夜间进行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学习，且他们分散于几店，如果一家店遭破坏，别的店还能保存下来。但培训班的领导人顾顺章却坚持集中训练，他强调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一旦发生问题，他能预先知道。于是，这个培训班最后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2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内，它的门口挂起了“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
　　这个工厂开设后，由于厂内人员大多是青年学生模样，对外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也不进原料、生产产品，因此很快就招致嫌疑。一天，一个身穿工装自称是来检修电表的陌生人突然冲上楼，但很快离开。几天后，又闯入四个东张西望、流里流气的人，他们送来一张观音菩萨像，称是见这里新办了工厂，特来道喜，讨点酒钱。李强用帮会的行话与他们接话，又给了他们几块银圆，才把他们打发走。接连出现的这些迹象引起了李强等人的警惕，为安全起见，他和张沈川把厂内的一些进步书刊和党的重要文件转移到了张的住处，但顾顺章认为并无紧要，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只要求大家安心学习。
　　1930年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正在楼上给学员教报务时，六七名侦探突然推门而入，他们掏出手枪不准厂里的人行动，并在全厂搜查，将电键、干电池、蜂鸣器、耳机等當作“罪证”。最后，张沈川、方仲如等20名教员和学员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当晚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后又被押解到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中央军人监狱。在此期间，虽然这20名同志遭敌人严刑拷打，但无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事发时，李强、毛齐华等人正好不在厂内，涂作潮则因为穿着工作服去买油漆，回来敲门时，被已守候在门口的外国巡捕当成油漆工人赶走，他们才幸免于难。1931年4月，国民党军事法庭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规定，判处其中的17人有期徒刑9年10个月，另3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均不发判决书，也不准上诉。几年后经党组织营救，张沈川等16人出狱，4位同志病死狱中。

在危境中坚持战斗

　　“福利公司事件”使中共无线电训练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它并不能吓退我党地下电台的战士们，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斗争。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培训采取了更有效和隐蔽的方式，如当时承担培训报务员和装卸、维修发电机的技工任务的毛齐华把学员分成两组，在两个地方采取家庭补习的方式教学。他们还找到一家只有一间店面但有十几只破旧小发电机的修理发电机的小工厂，这家工厂的老板看似也是工人出身，毛齐华等便以小城镇需要装修发电机的工人为由，希望老板帮助他们培训一些技术人员，他们支付培训费用。老板同意后，他们先后办了两期，两个月为一期，每期培训两三人，接受过培训的人后来都被派往苏区根据地了。
　　此外，地点也不断变换。从慕尔鸣路到大连湾路、大沽路等地都曾设立过中共地下电台和收发报机的装配车间。为了避免暴露，电台工作人员都使用了室内天线，随挂随卸。但报机的波长与邻居家的电灯差不多，发报时一按电键，隔壁家的电灯泡就会发出红光，很容易被察觉。因此，他们每设一个电台，必须先一面按电键调试波长，一面设法去观察邻居家的灯泡是否闪红光，直至调整到不发出红光。“所以，选择安置电台的房子，在当时是一件极大的难事”，毛齐华曾强调。他还提到了当时在大连湾路乾信坊装配收发报机的情况：
　　“乾信坊是一条直通弄堂，那一带人家的大门经常敞开，我们的大门也不关闭，一切事都在楼上做。我一个人，买了只旧作台和一切需用的工具、五金零件、仪表器材，就在楼上办起工场来装配新机器，要求小巧轻便，便于携带，而音量又需要清晰，以免被敌人察觉。每制成一架，都要经过反复检验，符合标准后才放心送走。这年夏天我一连装配了五六套收发报机，是生产最多的一年。”
　　尽管条件艰苦，但中共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装制出的收发报机，质量很好。甚至连敌人得到它们后都对我党在缺乏相关设备的条件下凭手工制造出这些小巧、高效的收发报机赞叹不已。
　　直至党中央撤离上海，秘密电台的红色电波从未中止。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中共在上海建立第一座电台前后所开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