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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认为，现实主义作品在批判现实问题时，不应把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气节一起批判掉，至少要表现一部分或者一批不妥协的正面形象，在揭示深层次东西时，可以严厉反省剖析，但不能自虐，这是一个文学底线。
公众熟识张平，始自《法撼汾西》。其实，此前张平的《祭妻》、《姐姐》等作品已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
2008年1月22日下午，在山西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张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第二天，全国各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作家省长”或者“反腐作家”等作为关键词，报道张平的当选。
的确，张平以系列“反腐”巨著知名于世，获奖无数，而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全国票房收入过亿。此外，张平亦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
要钱能人
张平此次履新源于其民主党派身份，而非作家之职。张平任职山西作协主席期间勤于协调，为作协运转而积极争取经费的业绩，令公众对其履新副省长颇有期待。
张平大学毕业后曾在山西临汾工作过一段，当时他曾数次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这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上进青年都会追求的政治理想。据熟悉他的人士回忆，因不得领导支持，张平最终未能加入共产党，转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多年后，这一挫折竟成就他的另一种人生。
据悉，早在两年前，中组部便开始关注民盟盟员张平，曾对其进行考察。2001年，张平担任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委，2002年至今兼任民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担任民盟山西省委主委。此次张平履新的副省长一职，前任即是民主党派人士。
张平的老朋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前《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对张平当选副省长并不意外，他说，一般的作家以懒散居多，张平则沉稳、低调，并“有着极强的协调能力”。
自2003年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以来，张平在山西作协以长于争取经费、改善作协环境为人称道。
2005年，已经中断20年的山西“赵树理文学奖”重新启动，这被认为是张平最大的一桩“政绩”。“赵树理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需近百万元的经费，张平上任后，与山西作协党委人士一起，经过积极争取，解决了两年一次的经费难题。
山西作协内部有个《笑话大王》刊物，数年来一直希望能争取到公开刊号。经几任领导努力，未得成功。后张平通过种种关系，与国家新闻出版署联系，于2007年春为该刊物争取到公开刊号。
2000年，随着政府有关部门对文学刊物的“断奶”，山西作协下属的《黄河》、《山西文学》的办刊经费被全部砍掉。此后，两刊只有人员经费，无办刊经费。2004年后，张平每年与作协党委一起到省财政厅，为刊物争取次年的办刊经费。据韩石山介绍，2007年12月底，办刊经费仍没着落。按照规定，省财政每年的12月25日停止发放机动性拨款。眼看两刊面临无米之炊境况，张平在12月27、28日两天时间，找到省财政厅相关领导，最终省财政厅破例给两刊下拨办刊经费。
2006年冬，《山西文学》杂志与中国传记文学协会共同举办传记文学年会。按照行业规矩，类似地方与中央协会联办的活动，多由地方出资，而《山西文学》一向捉襟见肘。这一情况被张平知晓后，主动与企业联系。不久，一家煤炭企业的3万元款项落到《山西文学》账上。“没有广告、赞助等任何附加条件，完全是看在张平的面子上资助年会。”
从“右派狗崽子”到“文艺苗子”
在张平的简历中，他的家乡是山西新绛，地图上一个并不显眼的晋南小城。可是，将时间往前推移到春秋时期，这里则是晋国的首都，数百年后，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也在这里诞生。1958年，5岁的张平随“右派”父亲从西安举家迁回新绛。
尽管日后张平非常感激童年时父亲给予的启蒙教育，但当时拥有一个教授父亲，对张平来说却是个灾难。
在张平对童年的回顾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在学校里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挑大粪，挖水井，掏猪圈，拉粪车。13岁在万人大会上批判父亲，15岁则在万人大会上挨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来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来，两腿肿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紧接着又继续上路。”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谁也想不到的是，那段苦难的童年却又是张平文学创作的开始。张平说：“那时是右派子弟，经常挨批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你是教授的儿子有文化，所以文艺类的事情都叫你去做，编戏、写剧本呀都找你。从那时就开始了写作。”
张平还记得他戏剧创作的启蒙教材是《华东小戏选》，张平就参考它写了一些小戏剧，谁知道写出之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不光在公社出了名，连县里也看中了这个文艺苗子。后来张平所在的公社革委会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就把张平抽去专门写戏，就这样，张平开始在县里小有名气。
“我就是陈奂生”
1978年，25岁的张平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让人觉得有趣的是，张平当年还是以音乐特长生被录取的。
上了大学后，张平才正式开始大量地读书。张平回忆说：“大部分是经典作品，可以说我系统地对文学的认识是从经典文学开始的。”大学二年级，张平的父亲被摘了“右派”帽子，张平也开始尝试向各种刊物投稿。
不过，对文学的热情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只要一到假期，张平依然要投入到繁重的田间农活中去。
在父亲摘帽那年，张平家里第一次分到了5亩责任田。暑假回家，他就带着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在地里昼夜奋战40多天，硬是把地里的一个长10米、宽5米、深3米多的沟壑填平，妻子累得两次晕倒。自己也整整瘦了十几斤。那一年，5亩地打了两千多斤麦子，一家人围在几十袋麦子面前，哭成一团。
“在农村挨饿近20年的日子里，做梦也没想过家里会有这么多的粮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我看一遍哭一遍，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我……”张平说。
生活的艰辛和初为人父的责任感给了张平不一样的创作灵感，在那段时间里，他写出了《姐姐》、《祭妻》、《糟糠之妻》和《血魂》等带有悲剧色彩的家庭题材作品。
让张平没有想到的是，《姐姐》竟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也改变了张平的命运，山西省文联任命张平为《火花》杂志副主编，张平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上城”了。
被240多名干部联名起诉
公众熟识张平，始自《法撼汾西》。
1987年，山西省文联的一次文艺作品座谈会在汾西县召开，在与省作协会员、汾西县县长刘郁瑞（《天网》、《法撼汾西》中主人公刘郁瑞的原型）交谈时，张平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刘郁瑞和我聊起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之后，张平在乡下采访了20天，创作出了《法撼汾西》。
在汾西的采访过程中，张平遇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张平跟他长谈了两天两夜，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他说，3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有一次老人跑特别远的路，跑了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随后，张平根据老人的故事创作了《天网》。
也正因为这两部小说，张平开始了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官司拉锯战。
当作品出版后，一些地方官员立即对号入座。近240名官员联名上访，山西某县人大主任带着八个原告，将张平告上法庭。
不过，此时的张平并不孤独，官司期间，张平收到过2000多封声援信。更有一些农民从山西临汾赶至京城声援他。“临汾地区有5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穿着黑色衣服，上面满是汗渍，一见到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人捐的2块、5块……共500块钱。”张平说，在那段时期，正是这样一些普通、朴实的老百姓给了他力量和勇气，让他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当法院开庭后，对方戏剧性的表现更让张平既愤慨又充满胜利的信心。“其中一个干部在法庭上对着审判长说，他儿子实际上只强奸、轮奸了两次，而且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而是他老婆的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要写八九次，为什么要侮蔑他们一家人，当时法庭上就一片哗然。”张平回忆说。
面对这样的对手，张平最后巧妙地承认了作品是虚构的，法院也就驳回了那些人的上诉。
因为取材生活的真实性，张平因作品而惹的官司、麻烦不在少数。张平说，现实题材所冒的风险就在于此，越真实，越容易令人对号入座。“我现在已经50多岁，不可能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变故来改变风格，不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受到什么威胁，而改变自己的路子，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现实。”
现实主义与主旋律
张平的作品往往以直面现实人生的胆识和勇气，对腐败分子进行无情鞭挞。在揭露黑暗现实的同时，张平往往会塑造一种正义的力量。而这种“正义”却被部分人士批评为反映民生疾苦的同时，有迎合主旋律之嫌。
张平对此有清醒判断。他多次表示，文学界这些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常常过于偏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只有描写腐烂、肮脏、丑恶、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正面人物，总要把他写得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人物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粗鲁、狂野、固执、自私，甚至满嘴脏话、好酒好色、蔑视法纪、动辄大打出手，以为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反过来，写反面人物时，总要把他写得很无辜，很无奈，即使是罪恶滔天，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你要试图写一个正面人物或者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有些人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句‘高大全’或者‘主旋律’就把你彻底否定了。”
张平认为，现实主义作品在批判现实问题时，不应把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气节一起批判掉，至少要表现一部分或者一批不妥协的正面形象，在揭示深层次东西时，可以严厉反省剖析，但不能自虐，这是一个文学底线。
公众熟识张平，始自《法撼汾西》。其实，此前张平的《祭妻》、《姐姐》等作品已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
2008年1月22日下午，在山西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张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第二天，全国各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作家省长”或者“反腐作家”等作为关键词，报道张平的当选。
的确，张平以系列“反腐”巨著知名于世，获奖无数，而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全国票房收入过亿。此外，张平亦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
要钱能人
张平此次履新源于其民主党派身份，而非作家之职。张平任职山西作协主席期间勤于协调，为作协运转而积极争取经费的业绩，令公众对其履新副省长颇有期待。
张平大学毕业后曾在山西临汾工作过一段，当时他曾数次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申请。这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上进青年都会追求的政治理想。据熟悉他的人士回忆，因不得领导支持，张平最终未能加入共产党，转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多年后，这一挫折竟成就他的另一种人生。
据悉，早在两年前，中组部便开始关注民盟盟员张平，曾对其进行考察。2001年，张平担任民盟山西省委副主委，2002年至今兼任民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担任民盟山西省委主委。此次张平履新的副省长一职，前任即是民主党派人士。
张平的老朋友，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前《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对张平当选副省长并不意外，他说，一般的作家以懒散居多，张平则沉稳、低调，并“有着极强的协调能力”。
自2003年担任山西省作协主席以来，张平在山西作协以长于争取经费、改善作协环境为人称道。
2005年，已经中断20年的山西“赵树理文学奖”重新启动，这被认为是张平最大的一桩“政绩”。“赵树理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需近百万元的经费，张平上任后，与山西作协党委人士一起，经过积极争取，解决了两年一次的经费难题。
山西作协内部有个《笑话大王》刊物，数年来一直希望能争取到公开刊号。经几任领导努力，未得成功。后张平通过种种关系，与国家新闻出版署联系，于2007年春为该刊物争取到公开刊号。
2000年，随着政府有关部门对文学刊物的“断奶”，山西作协下属的《黄河》、《山西文学》的办刊经费被全部砍掉。此后，两刊只有人员经费，无办刊经费。2004年后，张平每年与作协党委一起到省财政厅，为刊物争取次年的办刊经费。据韩石山介绍，2007年12月底，办刊经费仍没着落。按照规定，省财政每年的12月25日停止发放机动性拨款。眼看两刊面临无米之炊境况，张平在12月27、28日两天时间，找到省财政厅相关领导，最终省财政厅破例给两刊下拨办刊经费。
2006年冬，《山西文学》杂志与中国传记文学协会共同举办传记文学年会。按照行业规矩，类似地方与中央协会联办的活动，多由地方出资，而《山西文学》一向捉襟见肘。这一情况被张平知晓后，主动与企业联系。不久，一家煤炭企业的3万元款项落到《山西文学》账上。“没有广告、赞助等任何附加条件，完全是看在张平的面子上资助年会。”
从“右派狗崽子”到“文艺苗子”
在张平的简历中，他的家乡是山西新绛，地图上一个并不显眼的晋南小城。可是，将时间往前推移到春秋时期，这里则是晋国的首都，数百年后，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也在这里诞生。1958年，5岁的张平随“右派”父亲从西安举家迁回新绛。
尽管日后张平非常感激童年时父亲给予的启蒙教育，但当时拥有一个教授父亲，对张平来说却是个灾难。
在张平对童年的回顾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在学校里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挑大粪，挖水井，掏猪圈，拉粪车。13岁在万人大会上批判父亲，15岁则在万人大会上挨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来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来，两腿肿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紧接着又继续上路。”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谁也想不到的是，那段苦难的童年却又是张平文学创作的开始。张平说：“那时是右派子弟，经常挨批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你是教授的儿子有文化，所以文艺类的事情都叫你去做，编戏、写剧本呀都找你。从那时就开始了写作。”
张平还记得他戏剧创作的启蒙教材是《华东小戏选》，张平就参考它写了一些小戏剧，谁知道写出之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不光在公社出了名，连县里也看中了这个文艺苗子。后来张平所在的公社革委会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就把张平抽去专门写戏，就这样，张平开始在县里小有名气。
“我就是陈奂生”
1978年，25岁的张平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让人觉得有趣的是，张平当年还是以音乐特长生被录取的。
上了大学后，张平才正式开始大量地读书。张平回忆说：“大部分是经典作品，可以说我系统地对文学的认识是从经典文学开始的。”大学二年级，张平的父亲被摘了“右派”帽子，张平也开始尝试向各种刊物投稿。
不过，对文学的热情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只要一到假期，张平依然要投入到繁重的田间农活中去。
在父亲摘帽那年，张平家里第一次分到了5亩责任田。暑假回家，他就带着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在地里昼夜奋战40多天，硬是把地里的一个长10米、宽5米、深3米多的沟壑填平，妻子累得两次晕倒。自己也整整瘦了十几斤。那一年，5亩地打了两千多斤麦子，一家人围在几十袋麦子面前，哭成一团。
“在农村挨饿近20年的日子里，做梦也没想过家里会有这么多的粮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我看一遍哭一遍，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我……”张平说。
生活的艰辛和初为人父的责任感给了张平不一样的创作灵感，在那段时间里，他写出了《姐姐》、《祭妻》、《糟糠之妻》和《血魂》等带有悲剧色彩的家庭题材作品。
让张平没有想到的是，《姐姐》竟然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也改变了张平的命运，山西省文联任命张平为《火花》杂志副主编，张平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上城”了。
被240多名干部联名起诉
公众熟识张平，始自《法撼汾西》。
1987年，山西省文联的一次文艺作品座谈会在汾西县召开，在与省作协会员、汾西县县长刘郁瑞（《天网》、《法撼汾西》中主人公刘郁瑞的原型）交谈时，张平萌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刘郁瑞和我聊起他当县委书记时惊心动魄的生活，我们谈了四天四夜，说到伤心处，他哭我也哭。”之后，张平在乡下采访了20天，创作出了《法撼汾西》。
在汾西的采访过程中，张平遇到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上访了1500多次，被收容了几十次。张平跟他长谈了两天两夜，老人不停地吃止痛片。他说，3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他这样倾诉过。有一次老人跑特别远的路，跑了一夜，困了就睡在路边麦垛里，就是为了给张平送几个粽子。随后，张平根据老人的故事创作了《天网》。
也正因为这两部小说，张平开始了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年官司拉锯战。
当作品出版后，一些地方官员立即对号入座。近240名官员联名上访，山西某县人大主任带着八个原告，将张平告上法庭。
不过，此时的张平并不孤独，官司期间，张平收到过2000多封声援信。更有一些农民从山西临汾赶至京城声援他。“临汾地区有5个老农民来到北京看我，他们穿着黑色衣服，上面满是汗渍，一见到我就问，咱的官司输了赢了？他们拉我到一个饭馆，要了好几碗过油肉，他们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过油肉。一个老农从衣服深处掏出一个小包，里面包着全村人捐的2块、5块……共500块钱。”张平说，在那段时期，正是这样一些普通、朴实的老百姓给了他力量和勇气，让他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当法院开庭后，对方戏剧性的表现更让张平既愤慨又充满胜利的信心。“其中一个干部在法庭上对着审判长说，他儿子实际上只强奸、轮奸了两次，而且不是在他的办公室而是他老婆的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要写八九次，为什么要侮蔑他们一家人，当时法庭上就一片哗然。”张平回忆说。
面对这样的对手，张平最后巧妙地承认了作品是虚构的，法院也就驳回了那些人的上诉。
因为取材生活的真实性，张平因作品而惹的官司、麻烦不在少数。张平说，现实题材所冒的风险就在于此，越真实，越容易令人对号入座。“我现在已经50多岁，不可能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变故来改变风格，不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受到什么威胁，而改变自己的路子，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现实。”
现实主义与主旋律
张平的作品往往以直面现实人生的胆识和勇气，对腐败分子进行无情鞭挞。在揭露黑暗现实的同时，张平往往会塑造一种正义的力量。而这种“正义”却被部分人士批评为反映民生疾苦的同时，有迎合主旋律之嫌。
张平对此有清醒判断。他多次表示，文学界这些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常常过于偏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只有描写腐烂、肮脏、丑恶、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正面人物，总要把他写得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人物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粗鲁、狂野、固执、自私，甚至满嘴脏话、好酒好色、蔑视法纪、动辄大打出手，以为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反过来，写反面人物时，总要把他写得很无辜，很无奈，即使是罪恶滔天，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你要试图写一个正面人物或者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有些人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句‘高大全’或者‘主旋律’就把你彻底否定了。”
张平认为，现实主义作品在批判现实问题时，不应把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气节一起批判掉，至少要表现一部分或者一批不妥协的正面形象，在揭示深层次东西时，可以严厉反省剖析，但不能自虐，这是一个文学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