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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毕生所参与的多次文艺思想斗争中的最后一场文艺论争。鲁迅洞穿了其中复杂的政治因素和人事纠纷,反抗着左翼组织内部出现的专制作风,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体现出他对左翼文学发展的焦虑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思,闪现着他一直以来的独立姿态和思想光芒。
关键词: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独立性
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毕生所参与的多次文艺思想斗争中的最后一场重要的文艺论争。尽管这场论争在1936年随着鲁迅的逝世而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影响巨大,历经延安时期及解放后历次的文学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重大公案。纵观整个论争过程,鲁迅洞穿了其中夹缠的复杂的政治因素和人事纠纷,反抗着“左联”内部出现的专制作风,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体现出他对左翼文学发展的焦虑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思,闪现着他一直以来的独立姿态和思想光芒。
一、 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态度
“国防文学”原本是前苏联文学的概念,1935年,左翼文艺界的周扬、田汉、夏衍等一些领导者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中心的口号。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在口号的推行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领导意识”,容不得他人的质疑和讨论。
作为文艺界主将的鲁迅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并引起争论时,一直冷静观察,并没有主动介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1]正是对其内幕有所了解,鉴于往日的伤痛,鲁迅“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2]
实际上,鲁迅于1930年加入“左联”后一直公开站在左翼文学前线,暴露并反对当前社会和政治的恶势力。然而1933年周扬、田汉等人掌握左翼文学领导权之后,新的专制主义不断成长。“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3]鲁迅在呈现个人尴尬处境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左翼组织成长中逐渐显现出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家长制等结构性问题的焦虑。
1936年4月,冯雪峰与鲁迅、茅盾、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却遭到周扬一派的大加鞭伐。其后,鲁迅在病中口述由冯雪峰起草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分别表明他们赞同建立统一战线,同时阐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阶级立场,也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这却并没有得到周扬一派的理解,认为“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4]。8月1日徐懋庸更是直接在信中对鲁迅大加指责,“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5]
“国防文学”某些倡导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使重病中的鲁迅愤怒了,握笔修改了冯雪峰替他起草的公开信,发表了万言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直接刻画“四条汉子”的领导形象和对别人的污蔑指责行为,并将左翼内部这些人的行为和作风与“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及“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联系,就是看到了新组织内部采取了旧的弄权方式。在《半夏小集》中,鲁迅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然而,假如我们将鲁迅的这些话同信中的“奴隶总管”形象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想到,这在当时是不单指向了国民政府,也警示着左翼阵营。正是洞察了论争中复杂的人事关系,鲁迅以他独立的姿态从冷眼旁观到介入再到最后的愤怒,呈现出他对左翼组织中专制主义的抗争与焦虑。
二、 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文学立场
“两个口号”的提出,是为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后的文学格局问题。尽管其中夹缠着复杂而浓郁的政治和人事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要理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而言,就是“政治”统领“文学”,还是“文学”在表现“政治”之余仍然保持其独立的意志和价值。
鲁迅认为,倘若在新形势下提出文学新口号,应该同“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传统联系起来。这种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6]。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立足于人民大众,具有反抗与批判的精神,无疑是与政治的要求不完全同步的。对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坚守。
面对周扬一派污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是对统一战线的破坏,鲁迅表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 ,或鸳鸯蝴蝶都无妨。”[7]可见,鲁迅是赞同文艺家在“抗日”的大旗下结成“统一战线”的,但在政治上结成“统一战线”之后,在艺术上是否也需要一个“统一战线”呢?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中宣称:“国防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将文学题材和主题限制在国防文学上,而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联合还意味着文学的分歧和斗争也随之被消解。这不仅会导致左翼文学的消解和泯灭,同样也会造成作家或文学“自主性”的丧失,而这正是鲁迅所深深忧虑的。对此,鲁迅力辩其非,认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8]也就是说,“统一战线”中的文学是应该具有独立性创作自由的,鲁迅所谓的“统一战线”主要还是政治层面上的,对于文艺层面上的“统一战线”,他是有保留意见的。
作为一个从“五四”时期走过来带着觉醒意识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的知识分子而非政治活动家,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以他睿智的洞察力穿越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因素,执著关心的主要是文学之于政治的独立空间而不是革命策略问题。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显示现代中国作家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的批判良心的思想意识。
注释:
[1] 鲁迅:《鲁迅书简·致曹靖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5页。
[2][5][7][8]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6页、第52页、第57页、第58页。
[3]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4] 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6] 鲁迅:《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独立性
1936年“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毕生所参与的多次文艺思想斗争中的最后一场重要的文艺论争。尽管这场论争在1936年随着鲁迅的逝世而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影响巨大,历经延安时期及解放后历次的文学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重大公案。纵观整个论争过程,鲁迅洞穿了其中夹缠的复杂的政治因素和人事纠纷,反抗着“左联”内部出现的专制作风,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体现出他对左翼文学发展的焦虑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思,闪现着他一直以来的独立姿态和思想光芒。
一、 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态度
“国防文学”原本是前苏联文学的概念,1935年,左翼文艺界的周扬、田汉、夏衍等一些领导者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中心的口号。他们更多的是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在口号的推行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领导意识”,容不得他人的质疑和讨论。
作为文艺界主将的鲁迅在“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并引起争论时,一直冷静观察,并没有主动介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1]正是对其内幕有所了解,鉴于往日的伤痛,鲁迅“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2]
实际上,鲁迅于1930年加入“左联”后一直公开站在左翼文学前线,暴露并反对当前社会和政治的恶势力。然而1933年周扬、田汉等人掌握左翼文学领导权之后,新的专制主义不断成长。“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3]鲁迅在呈现个人尴尬处境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左翼组织成长中逐渐显现出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家长制等结构性问题的焦虑。
1936年4月,冯雪峰与鲁迅、茅盾、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却遭到周扬一派的大加鞭伐。其后,鲁迅在病中口述由冯雪峰起草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分别表明他们赞同建立统一战线,同时阐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阶级立场,也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口号。这却并没有得到周扬一派的理解,认为“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4]。8月1日徐懋庸更是直接在信中对鲁迅大加指责,“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5]
“国防文学”某些倡导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使重病中的鲁迅愤怒了,握笔修改了冯雪峰替他起草的公开信,发表了万言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直接刻画“四条汉子”的领导形象和对别人的污蔑指责行为,并将左翼内部这些人的行为和作风与“破落户的飘零子弟”及“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联系,就是看到了新组织内部采取了旧的弄权方式。在《半夏小集》中,鲁迅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然而,假如我们将鲁迅的这些话同信中的“奴隶总管”形象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想到,这在当时是不单指向了国民政府,也警示着左翼阵营。正是洞察了论争中复杂的人事关系,鲁迅以他独立的姿态从冷眼旁观到介入再到最后的愤怒,呈现出他对左翼组织中专制主义的抗争与焦虑。
二、 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文学立场
“两个口号”的提出,是为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后的文学格局问题。尽管其中夹缠着复杂而浓郁的政治和人事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要理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而言,就是“政治”统领“文学”,还是“文学”在表现“政治”之余仍然保持其独立的意志和价值。
鲁迅认为,倘若在新形势下提出文学新口号,应该同“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传统联系起来。这种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6]。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立足于人民大众,具有反抗与批判的精神,无疑是与政治的要求不完全同步的。对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对文学独立性的坚守。
面对周扬一派污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是对统一战线的破坏,鲁迅表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 ,或鸳鸯蝴蝶都无妨。”[7]可见,鲁迅是赞同文艺家在“抗日”的大旗下结成“统一战线”的,但在政治上结成“统一战线”之后,在艺术上是否也需要一个“统一战线”呢?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中宣称:“国防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将文学题材和主题限制在国防文学上,而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联合还意味着文学的分歧和斗争也随之被消解。这不仅会导致左翼文学的消解和泯灭,同样也会造成作家或文学“自主性”的丧失,而这正是鲁迅所深深忧虑的。对此,鲁迅力辩其非,认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8]也就是说,“统一战线”中的文学是应该具有独立性创作自由的,鲁迅所谓的“统一战线”主要还是政治层面上的,对于文艺层面上的“统一战线”,他是有保留意见的。
作为一个从“五四”时期走过来带着觉醒意识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的知识分子而非政治活动家,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以他睿智的洞察力穿越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因素,执著关心的主要是文学之于政治的独立空间而不是革命策略问题。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显示现代中国作家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社会的批判良心的思想意识。
注释:
[1] 鲁迅:《鲁迅书简·致曹靖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5页。
[2][5][7][8]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6页、第52页、第57页、第58页。
[3]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4] 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6] 鲁迅:《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