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带妻女到庐山住了一周，有机会逛了不少名胜，印象最深的当属白鹿洞书院。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南麓，辖地3000亩，古木参天，溪流潺潺，确是读书静思的好去处。怪不得朱熹《朱子语类》中的读书心得写得那么好，在风景如此绝佳之所在，不读出点道道才怪。
　　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当年朱熹和弟子们读书的那间教室，老师的椅子在讲台一张桌子后边，下边是学生们的书桌和椅子。边上陈列着他们读的书。我看了一下，惊讶地发现，他们读的书中没有同时代人编写的教材，只有古老的四书五经之类。学生在教室静读，读不懂了，就问老师，老师间或有讲解，或外请一些如陆九渊之类的名学者在此授课，这些老师们心心念念的不是创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而是引导学生们进入经典，不是口口声声的“我觉得”，而是念兹在兹的“经上如是说”，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
　　这使我想到西方的人文教育理念，照雅斯贝尔斯的设想，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读经典、读大书。对孩子们来说，越早开始读越好。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孩子们从小读书只读经典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别的教材，所谓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学科教科书，等到十多岁之后再开始教也不迟。教材是普通学者编的，经典却是大师写的。只有早早学会跟大师对话，孩子们才可能学会拒绝精神垃圾，养成良好品味。所以，戒网瘾用电击不是办法，最根本的是培养孩子们的高尚情趣。高尚情趣的培养需从经典入手。
　　古罗马的贵族家庭会聘请训蒙师傅来带孩子们背诵、阅读和理解经典，像中国古代的西宾。教师们的任务不是兜售自己的知识，而是忠实地教会孩子们读通经典。此乃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滥觞之根源。美国新人文主义巨匠欧文·白璧就盛赞古罗马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甚至以此贬低180年后经由法国启蒙运动而产生的人道主义理念。人道主义重普及，人文主义重提高，其区别可见一斑。
　　而犹太民族则要求孩子到了12岁就必须会背诵希伯来文《圣经》。《圣经》对他们民族来说，乃书中之书，家长每天都有责任给孩子们讲解。这样一来，晚上最宝贵的时间不是献给电视，而是献给经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熏陶成“律法之子”，不管身处何方，血管中都流淌着经书的血液，使这个民族，哪怕历经近2000年流亡漂泊，仍能凝聚成国。
　　这也使我想起小学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小学课本，而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固然课本也有名著节选，但大都经过改写，在最能背诵经典的阶段，孩子们背过的不是名著，而是这些拙劣的改写或时文。若非读了莎士比亚著作，以后能否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对我来说都是未知数。这也正是我自己动手写作《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经典比教材重要，或者说经典是最好的教材?朱熹在《观书有感》里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古老经典才是“源头活水”。
　　英国“朝圣山三巨星”之一的迈克尔·博兰尼，特别提到一个人若要有真正创新，必须得有特别沉潜力，这种沉潜力首先是回到经典的能力，在不断、反复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一个人得到某种“支援意识”，这种“支援意识”不同于“集中意识”，是人知识结构中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部分。
　　其实，没必要说那么远，我们平时所谓“名师出高徒”、“三代出一个贵族”或“三代出一个厨师”等类说法，不都强调传统积淀和家学渊源的重要吗?这来不得半点虚的。要成为钢琴家，你一定要勤练大师的乐曲，否则打开琴就谈那叫“乱弹琴”。要成为书法家，肯定得临摹碑帖，否则那叫涂鸦。
　　所有作家中，我最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成名作《穷人》发表后创作陷入危机，1847年开始参加空想社会主义小组活动，1849年春被捕并判死刑。临刑前一刻，他和其他犯人被告知获赦。这给他极大震荡，他明白了“生命是一个礼物”，开始认真对待信仰。3天后，他被流放西伯利亚，路上遇到热月党人的妻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其后，他被投进鄂木斯克要塞监狱，狱中不许读其他书，他便反复读《圣经》，这本书竟拯救了他的创作，给了他创作上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其后的一系列作品无一不与他在狱中获得的精神视野有关。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去世前，他特意把孩子们叫到床边，郑重其事地把《圣经》递到孩子们手中，嘱咐他们要好好珍藏和阅读。
　　徜徉在白鹿洞书院密林溪水边，思绪万千。妻子催我往外走。边走边遇到一拨又一拨游人，人声鼎沸，顿觉这真不是一个读书静思的年代。不过，唯其难能，所以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