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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团结广大农民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
自从有中华文明起，中国的农民就从未拥有过主体尊严，他们只是工具。尤其是晚清后，由于遭遇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广大农民走到了历史至暗时刻。而此时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境遇也非常不好，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他们曾尝试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惨痛的经历证明，中国革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欧洲、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团结在中国人数最多、受压迫时间最久、对新生活的希望更为迫切的广大农民，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为此，共产党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将自己家“鸦飞不过的田产”田契当众烧毁，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毛泽东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就不会根本倒塌。随后，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湖南、湖北、江西发展农民组织，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分田，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实现了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1929年，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江西兴国县《土地法》，经过实践和反复摸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且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也拉近了农民和共产党的关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期间，共产党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讲政策、刷标语。“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思想已经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并为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保护夜间行军的八路军不被发现，农民们自动打死所有的狗，出现“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他们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他们当中的500万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真正拥有了大地之子一般无穷的力量，中国革命真正迎来了伟大的转折、惊人的一跃。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结束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历史，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略带湖南口音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话音刚落，城楼下响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知道，从今天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了，这个新中国破除与重构了延续千年的治理体系，历史性地赋权农民，广大农民开始走向追寻自身主体性的道路，成为时代的主角。
进行土地改革 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继续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从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和独立的个体经营者。为了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共产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了尽快改变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江河堤防常年失修、水患灾害频繁的状况，中央把兴修水利作为政府投资的三个主要方向之一，拨出大量资金根治淮河，建设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修建荆江分洪等水利工程，动员农民群众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兴修小水电、小塘坝，扩大灌溉面积，农业抗灾能力明显增强。到1978年，全国已建成水库8.6万多座，总库容量4000多亿立方，形成了一批桥涵闸等小型农田基础设施，灌溉面积由2.7亿亩发展到6.7亿亩，农业抗灾能力明显提高。此间，中央还积极发展农用工业，建筹化肥、农机制造企业，1959年，第一拖拉机厂在洛阳建成，填补了我国拖拉机制造的空白。到1978年，全国拖拉机制造生产能力达到11.5万台，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从1958年的1307台增加到55.7万台；化肥产量从1949年的不足1万吨提高至884万吨。同时，大办农村教育，解决农村儿童上学的问题；开展合作医疗，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被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中国共产党对改变农村面貌进行了不断探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分田到户 減税增补农民享受到改革的巨大红利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又将开创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带领迷茫中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
1978年，安徽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土地大面积抛荒。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允许农民“借地度荒”，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这个口子一开，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额。而且第二年初春，尝到甜头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
怎么看？怎么干？人们在激烈争论、谨慎观望。不过很快，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发生了。人们发现，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秘密分田到户、包干到户，而且第二年获得大丰收，“讨饭队”变成了“冒尖队”。 起初，制度层面对小岗村的做法认识不一，邓小平同志便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对小岗村的“大包干”给予充分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随后，1980年，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1983年，在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被正式确立下来。自此，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带来了中国农业连续六年的大丰收。1984年时，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4亿吨，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3年4月，八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正，明确规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在这期间，不得不提一件彪炳史册的惠农大事，那就是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朝终结，其直接效果是，全国农民每年减负超过1000亿元。
2002年，浙江宁波悄悄试水农业税费改革。到2004年，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停征了农业税。后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里说道：“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进行的重大调整，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局之棋。”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片土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彻底结束。此后，国家更是对农民实行了“四补贴”政策，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到现代化成果。种地不但不再缴税，反过来还能拿补贴。这不是简单经济利益上的加减法，而是千百年来农业赋税作为政权经济支撑的彻底终结，是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发展红利的权利昭示。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农民越来越“有钱花”
如果说，“吃饱饭”还只是改革初期的夙愿，那么“有钱花”则是农民们吃饱肚子以后最为热切的盼望和追求。
2017年10月25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老人合上了双眼。从带领万向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起，鲁冠球的名字就与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连在了一起。对于脱胎于农村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即便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认为是“异军突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鲁冠球、吴仁宝、徐文荣、吴栋才、周耀庭……这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纷纷在改革大潮中洗脚上田。从此，他们的名字不仅在中国乡镇企业图谱中灿若星辰，也与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制造的辉煌紧紧相连。到了1987年，乡镇企业中的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到鼎盛时期的2007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5%，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
如今，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乡镇企业”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几乎同时，一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到来了。1986年，国家开始允许国有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1989年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达到3000万人，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惊人的2.87亿。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已经来到深圳打工。十几年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工荒席卷珠三角，张全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城乡之间的劳务枢纽。十多年里，张全收带着他的乡亲们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的工厂里；而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又绵绵不绝地流回家乡，抚慰和滋养着干渴的土地。
1978年时，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34元，而到了2017年已经增加到1.3万元，是1978年的100倍；农村医疗与城镇居民并轨，编织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农村养老也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国农村迈向新台阶
92年前，毛泽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92年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指挥了一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战役。
在梁家河当过7年农民的习近平，对中国农民情深义重，他知道农民的苦、了解农民的难，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把农民带出贫困，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2012年冬天，一个多月前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唐宗秀家，和主人家拉起了家常。然而，就在这普通的拉家常中，一个涉及亿万农村贫困人口福祉的脱贫攻坚战略缓缓铺开。
此后8年，脱贫攻坚伟大战役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打响。25.5万个驻村工作队挺进一线，近200万名乡镇干部、数百万村干部倾力奋战，利用8年时间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党、人民、民族的伟大光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标志着中华民族向着共同富裕迈出了一大步。
就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发出号召：“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按照规划，未来我们的乡村将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基础，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业将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回顾过去百年，正是因为参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运行规律，抓住了“三农”这个根本要素，也因為始终以一颗最柔软的心看待“三农”，中国共产党总能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即便是短暂出现偏差，也总能及时纠正，重回正轨。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农村正在朝着现代化迈进，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那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很快就会到来。
自从有中华文明起，中国的农民就从未拥有过主体尊严，他们只是工具。尤其是晚清后，由于遭遇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广大农民走到了历史至暗时刻。而此时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境遇也非常不好，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他们曾尝试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惨痛的经历证明，中国革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欧洲、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团结在中国人数最多、受压迫时间最久、对新生活的希望更为迫切的广大农民，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为此，共产党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将自己家“鸦飞不过的田产”田契当众烧毁，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毛泽东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6年9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就不会根本倒塌。随后，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湖南、湖北、江西发展农民组织，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分田，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实现了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1929年，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江西兴国县《土地法》，经过实践和反复摸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且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也拉近了农民和共产党的关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期间，共产党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讲政策、刷标语。“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思想已经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并为之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保护夜间行军的八路军不被发现，农民们自动打死所有的狗，出现“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他们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他们当中的500万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真正拥有了大地之子一般无穷的力量，中国革命真正迎来了伟大的转折、惊人的一跃。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结束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历史，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略带湖南口音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话音刚落，城楼下响起了经久不衰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知道，从今天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了，这个新中国破除与重构了延续千年的治理体系，历史性地赋权农民，广大农民开始走向追寻自身主体性的道路，成为时代的主角。
进行土地改革 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继续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从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和独立的个体经营者。为了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共产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了尽快改变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江河堤防常年失修、水患灾害频繁的状况，中央把兴修水利作为政府投资的三个主要方向之一，拨出大量资金根治淮河，建设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修建荆江分洪等水利工程，动员农民群众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兴修小水电、小塘坝，扩大灌溉面积，农业抗灾能力明显增强。到1978年，全国已建成水库8.6万多座，总库容量4000多亿立方，形成了一批桥涵闸等小型农田基础设施，灌溉面积由2.7亿亩发展到6.7亿亩，农业抗灾能力明显提高。此间，中央还积极发展农用工业，建筹化肥、农机制造企业，1959年，第一拖拉机厂在洛阳建成，填补了我国拖拉机制造的空白。到1978年，全国拖拉机制造生产能力达到11.5万台，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从1958年的1307台增加到55.7万台；化肥产量从1949年的不足1万吨提高至884万吨。同时，大办农村教育，解决农村儿童上学的问题；开展合作医疗，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被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中国共产党对改变农村面貌进行了不断探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分田到户 減税增补农民享受到改革的巨大红利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又将开创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带领迷茫中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
1978年，安徽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土地大面积抛荒。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允许农民“借地度荒”，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这个口子一开，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额。而且第二年初春，尝到甜头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
怎么看？怎么干？人们在激烈争论、谨慎观望。不过很快，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发生了。人们发现，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个农民已经秘密分田到户、包干到户，而且第二年获得大丰收，“讨饭队”变成了“冒尖队”。 起初，制度层面对小岗村的做法认识不一，邓小平同志便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对小岗村的“大包干”给予充分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随后，1980年，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1983年，在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被正式确立下来。自此，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带来了中国农业连续六年的大丰收。1984年时，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4亿吨，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3年4月，八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正，明确规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
在这期间，不得不提一件彪炳史册的惠农大事，那就是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一朝终结，其直接效果是，全国农民每年减负超过1000亿元。
2002年，浙江宁波悄悄试水农业税费改革。到2004年，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停征了农业税。后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里说道：“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进行的重大调整，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局之棋。”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片土地上延续了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彻底结束。此后，国家更是对农民实行了“四补贴”政策，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到现代化成果。种地不但不再缴税，反过来还能拿补贴。这不是简单经济利益上的加减法，而是千百年来农业赋税作为政权经济支撑的彻底终结，是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发展红利的权利昭示。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农民越来越“有钱花”
如果说，“吃饱饭”还只是改革初期的夙愿，那么“有钱花”则是农民们吃饱肚子以后最为热切的盼望和追求。
2017年10月25日，一位名叫鲁冠球的老人合上了双眼。从带领万向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起，鲁冠球的名字就与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连在了一起。对于脱胎于农村社队企业的乡镇企业，即便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认为是“异军突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鲁冠球、吴仁宝、徐文荣、吴栋才、周耀庭……这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纷纷在改革大潮中洗脚上田。从此，他们的名字不仅在中国乡镇企业图谱中灿若星辰，也与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制造的辉煌紧紧相连。到了1987年，乡镇企业中的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到鼎盛时期的2007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5%，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13%，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
如今，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乡镇企业”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是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营经济，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几乎同时，一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到来了。1986年，国家开始允许国有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1989年出现第一次“民工潮”，全国“流动大军”达到3000万人，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惊人的2.87亿。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已经来到深圳打工。十几年后，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民工荒席卷珠三角，张全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城乡之间的劳务枢纽。十多年里，张全收带着他的乡亲们源源不断地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的工厂里；而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又绵绵不绝地流回家乡，抚慰和滋养着干渴的土地。
1978年时，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34元，而到了2017年已经增加到1.3万元，是1978年的100倍；农村医疗与城镇居民并轨，编织起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农村养老也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我国农村迈向新台阶
92年前，毛泽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92年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指挥了一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战役。
在梁家河当过7年农民的习近平，对中国农民情深义重，他知道农民的苦、了解农民的难，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把农民带出贫困，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2012年冬天，一个多月前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唐宗秀家，和主人家拉起了家常。然而，就在这普通的拉家常中，一个涉及亿万农村贫困人口福祉的脱贫攻坚战略缓缓铺开。
此后8年，脱贫攻坚伟大战役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打响。25.5万个驻村工作队挺进一线，近200万名乡镇干部、数百万村干部倾力奋战，利用8年时间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党、人民、民族的伟大光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标志着中华民族向着共同富裕迈出了一大步。
就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发出号召：“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按照规划，未来我们的乡村将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基础，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业将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回顾过去百年，正是因为参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运行规律，抓住了“三农”这个根本要素，也因為始终以一颗最柔软的心看待“三农”，中国共产党总能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即便是短暂出现偏差，也总能及时纠正，重回正轨。现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农村正在朝着现代化迈进，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那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