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广西龙州县上降乡采访的时候，我碰到了两位基层干部：一位是纯仁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周仁东，另一位是上降乡人大副主席黄勇。前者是驻村干部，从崇左市的一个局调过来挂职，后者是包村干部。
　　聊到农村问题，他们都提到了大龄青年—因为是叙述别人的故事，而且这类话题，也不适宜一本正经地叙说，所以下面的故事听起来，多少有些调侃的味道，但轻松谈资的背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
　　全国都在搞精准扶贫的时候，广西马山县被查出“帮扶”异化成了“帮富”，这让广西的面子很挂不住，所以精准帮扶的力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大得多。这样，基层工作人员需要逐一入户核查农户的家庭情况、收入情况。这其中，他们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困难户”。
　　周仁东问一位40多岁的村民，“你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吗？”。这位村民不紧不慢地告诉他，“经济上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一个老婆。”
　　说到这里，黄勇插话道：“纯仁村40岁以上的光棍，凑起来，起码有3三桌（按每桌10人计，约30人）。”
　　光棍开始成为一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村民的调侃对象，他们“劝告”一些老光棍：你们要去找政府帮忙，到乡政府大楼那睡觉，睡到得（老婆）为止。对此，黄勇也拉长声音回应说：“睡？得！”—不过，黄勇的意思是说，“去睡觉可以，但不是去那睡觉，讨老婆的问题就解决啦”。
　　年底是光棍们最害怕回家的时刻，因为村民看到他们总是一个人回来，会在村口故意歪着脖子、探探头，打趣道：“哎，我说你身后咋就没一个女的跟回来呢？年年如此，这要不得的哦！”
　　有性格内向的光棍，闻此，脸“刷”地就红起来了。但被逼急了，也有豁出去的。一次的酒桌上，黄勇看到一光棍将调侃他的村民，狠狠地呛了回去。
　　酒桌上，一位有妻儿的村民一本正经地对一老光棍说，“逢年过节，别人陆陆续续带回了老婆，你咋就不行？”老光棍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感叹道：“哪有那么容易！”“咋就不容易啦？”这位村民不依不饶，“你看张三不是带回了吗？隔壁村的李四不也带回了吗？真的就那么难吗？”这位村民的言下之意是责怪老光棍“没本事，连老婆都讨不到”。
　　这时，老光棍被逼急了，他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样吧，你说得那么容易，那你把你老婆给我，然后你再出去找看看，看能不能带回？你不是说很容易嘛？”
　　此话一出，两人都涨红了脸，热闹的酒桌，顷刻变得出奇的安静……
　　这是一个越来越不能开玩笑的话题了，因为打击面已经太大了。事实上，和过去相比，很多村庄的经济越来越好了，但讨老婆的“困难户”却越来越多。
　　过去容易讨老婆，因为男女比例没有严重到今日地步，更重要的是，过去的社会是个封闭社会，村民婚嫁更多的是就地消化、本地解决，彼此熟门熟路。这样，只要这个人不是懒汉，没有偷抢等不良行为，即便他的家庭再困难，也还能讨到老婆。
　　现在社会急剧流动，女孩可选择的空间和机会更多了。在很多农村地方，女孩子们一出去打工就嫁出去、不再回乡了。必须承认，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他出生的家庭和条件，但和男人不一样的是，对女孩来说，结婚确实是一次极有可能深刻改变她们命运的机会。这不是性别歧视，而是一种现实。
　　在流动的社会里，当村里原有的女孩逐一离开了条件较差的出生地后，就没有再回来的欲望。这样，本地“资源”不断在流失，而新的“资源”又没能补充进来。当女孩子们“嫁到外面去”成为一种潮流，农村本地光棍的宿命几乎是必然的。
　　当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婚姻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功能，比如房子、车子、票子，但最应该成为判断婚姻幸福与否的感情，反而显得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注定了市场经济中的失败者，他们个人的种种社会权益，容易被置于被剥夺和被损害的位置，人间男欢女爱的权益，也不例外。
　　这些讨老婆“困难户”，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