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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0世纪契丹建立政权，耶律阿保机为在契丹社会中实现皇权世袭，改变契丹传统世选制度，借鉴中原制度文化，通过移植、改造，将"受命于祖"的政治理念引入契丹政权;将宗庙观念与契丹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通过设置惕隐官，约束宗族力量，并于木叶山修建祖陵，于上京立亲庙，确定并巩固了辽初建立起来的皇帝制度。总体来看，太祖时期宗庙设置目的性明确，具有按需营造的特点。
关键词：辽朝;太祖;宗庙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07-05
在中原王朝国家体系之中，宗庙制度与皇帝制度、都城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如《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1}北宋司马光也有论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2}由此可知，宗庙作为国家政权正统性的象征之一，地位十分重要。契丹作为一支崛起于北方地区的草原民族，在建国初期为了摆脱部族传统，也为了摆脱首领的“世选”制度的束缚，从耶律阿保机时期开始即有意识地效仿中原制度，将宗庙观念引进契丹政权，开始构建辽朝宗庙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虽均认可辽朝仿造中原礼制建有宗庙，但是关注的重点在契丹是否具有七庙，有无昭穆制度及对契丹宗庙民族特点的讨论，{3}对辽朝太祖时期的宗庙观念引进、宗庙建设等问题尚未有系统的论述。本文即对太祖时期辽朝宗庙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加深学界对辽朝宗庙制度特征的认识。
一、阿保机时期引进宗庙观念
宗庙是古人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宗庙祭祀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崇拜。建立于公共意志之上的统一宗教神权和族权的逐步确立，通过祭祀近祖和“怀远尊先”，把原始的氏族、部落心理升华为统一的、新的社会意识，可以达到团结部民、稳定社会的目的。{4}由此可知，宗庙祭祀的实质乃是运用统一的神权和族权实现对王权的维护。先秦时代，中原统治系统之中宗庙制度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5}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宗庙成为封建皇帝制度的基础之一。因而，在中原传统国家礼制秩序之中，宗庙祭祀占据重要的地位。
契丹族始兴朔漠，祖先崇拜是其原始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隋书》就记载着契丹祭祀活动：“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6}由此可知，早期契丹人对于已死去的父母采取3年之后收骨而焚、酹酒而咒的方式，通过燔燎、酹酒、祷告等仪式来表达灵魂升遐、祈求保佑庇护的愿望。但是，这一时期对祖先的祭祀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尚未与契丹社会公共权力发生关联。同时，焚骨而咒所表达的也不是对已逝父母的孝思，更与宗法制度无涉。由此可知，早期契丹人并无中原传统的“尊祖敬宗”“宗法”等观念，同时亦无宗庙建筑以及相关的制度文化。
公元907年，阿保机命有司设坛玉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完成了契丹部落联盟可汗位置的交接。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契丹政权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统治模式大体沿用了原有的部族模式。虽然契丹政权政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辽初汉官集团的参与，契丹政权在政治制度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倾向于中原统治制度的转变。
太祖二年（908）正月辛巳：“始置惕隐，典族属，以皇弟撒剌为之。”{7}惕隐，《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条下称惕隐治宗族，{8}惕隐“掌皇族之政教”。又载：“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9}这是强化契丹宗族势力的一项措施，其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宗族内部的争斗和篡权，同时也表明惕隐官职的设置与契丹传统的世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在契丹部族时代，世选制也是部落联盟可汗的选任方式。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意味着汗位世选范围由遥辇氏转移到了迭剌部的世里氏。但是，阿保机继任可汗之后并未打算沿袭以往可汗3年1代的惯例，这一点从其燔柴告天宣告权力合法转移之后效仿中原封建政权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以及“群臣上尊号”{10}等举措可窥一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皇族实行世婚制，阿保机虽未与原有后族结亲，而是重建了萧氏后族，并将原后族纳入萧氏后族之中，这实际上是削弱传统势力之后的一种缓和矛盾的手段。置惕隐、典族属之举既有明确皇族宗室身份和范围、提升世里氏社会政治地位的用意，更为重要的也是为了加强对皇族的管理和监控，为其将契丹政权从“世选制”向“世袭制”过渡做准备。同时，置惕隐官专属其事，也意味着在契丹政治系统中，宗室事务与其他部族事务已被区分开来，说明此时阿保机已经有意识地效仿中原封建皇帝制度，设置专门的职官来处理宗族事务。
大惕隐司，《辽史·百官志》称其为：“太祖置……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设置时间应该在太祖二年（908）。另外，《百官志》“北面皇族帐官”条下又系一大内惕隐司，掌皇族四帐之政教。1974年版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百官志一·校勘记》中注有“冯校，大内惕隐司即大惕隐司”。{11}201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校勘记中，提出《辽史》中出现的“惕隐”，在石刻资料中多做写作“大内惕隐”，疑惕隐即为大内惕隐之简称，而北面朝官下的“大惕隐司”实为“大内惕隐司”的重出。{12}辽代皇族有二院、四帐（横帐、三房）之分，有“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帐治之以大内惕隐，皆统于大惕隐司”，{13}从中推测大惕隐司似有总掌皇族政教之意，而皇族之中犹以一帐三房宗室地位最为尊贵，身处辽朝权力的核心，所设“大内惕隐”专门管理皇族四帐政教及具体事务。且大内惕隐皆出身横帐，从众多“大内惕隐”简称为“惕隐”以及朝堂班列居上等情况来看，其在辽朝政权中的地位尤為特殊。{14}大内惕隐一职出现于神册三年（918），“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 908-916年，辽朝政权中先后有撒剌、化葛（滑哥）、忽烈等担任惕隐一职。除忽烈不知其世系之外，撒剌为阿保机之弟，化葛（滑哥）为于越释鲁之子、阿保机之侄，均为处于权力中心的皇族核心成员。据不完全统计，有辽一代担任惕隐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四帐皇族。惕隐是契丹皇族宗室组织管理者，同时也在辽朝中后期掌控着辽朝官员世选权力。由此可见，在阿保机时代通过设置专门的惕隐来管理宗族事务，既有效地按照契丹传统掌握了世选的权力，同时也巧妙地将中原王朝宗室制度引入契丹政权，在“典族属”的同时也为契丹宗庙建设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由于这一时期阿保机尚未建立皇权世袭的制度，因而虽然设置了专门监管职官惕隐，仍未能阻止同样在汗位世选范围的诸弟对最高权力发起的争夺。从911年到914年间，阿保机依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实现了契丹汗位的连任。但是，从平定剌葛叛乱之后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15}的行为可知，当时的礼仪是告天地而非告宗庙，这说明此时的阿保机仍然利用天地崇拜的契丹原始精神崇拜力量，以“受命于天”的权威地位宣告对诸弟的审判。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次叛乱是皇族内斗，诸弟违反的是家法而非國法，阿保机虽赦免诸弟，但对其进行了审判，而执行审判的是宗族，故将此事祭告祖宗天地。可见，阿保机引入中原礼法的根本意图，乃是防范守旧势力，防止宗族篡权。
此外，913年六月甲申，在完成追击剌葛、摧毁反叛势力不久，阿保机即有“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16}的行为，这进一步说明阿保机在对契丹传统宗教信仰的改造中加入了“受命于祖”的政治考量，这与中原礼法中本就内含的“君权神授”是不谋而合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法，加强皇权。这一切表明契丹统治者开始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对权力的维护，只是这种政治理念尚未完全被当时的契丹权力核心阶层所接受。
二、从政治理念到祠庙建筑
913年阿保机登都庵山，亲自缅怀先祖。有关这位阿保机尊崇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史文之中并无完整的记述，仅寥寥几条信息散见于《辽史》。
《太祖本纪上》：“太祖七年（913）六月辛巳，至榆岭，以辖赖县人扫古非法残民，磔之。甲申，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
《太祖本纪下》：“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
《营卫志中》：“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
太宗会同四年（941年）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刻于942年的《耶律羽之墓志》中记有（耶律氏）：“其先宗分佶（奇）首，沠出石槐，历汉、魏、隋、唐已来，世为君长。”{17}
上述记载表明，奇首可汗应当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一位著名首领。阿保机时期首次提出奇首可汗为耶律氏始兴之祖，并成为其后世的契丹统治者的共同认知。关于奇首可汗活动地域都庵山，本文认为这只是奇首可汗活动的地域之一。《辽史·世表》开篇即说：“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针对这样的矛盾，《辽史》编修者认为：“俨志晚出，盖从周书。”在《太祖纪·赞》中同样肯定了辽之先出于炎帝的观点，因此可知“奇首生都庵山”并非出自辽人自己的记载，不足征信。都庵山的地理位置大致在辖赖县附近，按《辽史》记载可知，契丹语中的石烈即为汉语中的县，因此辖赖县即辖赖石烈。《营卫志》中所记辖懒石烈即霞瀬益石烈，即为契丹迭剌部的霞瀬益石烈，同时汉语又作世没里或世里没里。《辽史·地理志》中称：“祖州，天成军……本辽右八（大）部世没里地。”因为都庵山上保留了奇首可汗活动的遗迹，则奇首可汗活动的核心区域应该在祖州附近。在阿保机时期，仅有山上存留奇首可汗遗迹的记载，可知至少在此时都庵山上尚未出现祠庙类的固定建筑。
同年十一月，阿保机“祠木叶山”，这是《辽史》中契丹皇帝首次在木叶山举行祭祀活动的记载。细览《辽史》可知，辽代对木叶山的祭祀几乎都用到了“祠”。“祠”在先秦时期专指春祭，即春天用新物荐享祖先的祭礼，用以表达孝子思亲，以别死生。同时“祠”亦指得福谢神，从而引申为祭祀之义，汉代以后多建庙以祠。到了宋代，祠多为祠堂之祭祀，保留了其原始的继嗣而食的含义。那么，“祠木叶山”则说明至少在阿保机时期，木叶山上已经修建了供奉始祖的祠庙。
木叶山在契丹人的精神世界中拥有超然的地位，不仅是契丹祖神（白马天神、青牛天女）所居之地，也供奉着契丹的始祖可汗，同时阿保机时期也将其比拟为国家大宗之所在。{18}史书记载：“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加之从908年开始的对上京的营建，神册三年（918）二月城皇都，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等。从这一系列活动之中可知，阿保机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确保皇权世袭，营建都城、祖庙，效仿中原制度，着手国家礼制方面的建设了。
三、立庙以祠的制度建设
神册五年（920）闰六月丁卯，辽朝统治者以皇弟苏为惕隐，康默记为夷离毕。第二年（921），苏任南府宰相，由迭里继任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19}《辽史》中首次提及“宗庙”一词。下面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南府宰相的世选不出自迭剌部，当为遥辇时期的旧制。北、南二府的设置早在遥辇时代就已经存在，涅里立阻午可汗之后进行了部落改革，“故有部众分为八部”，立二府以总之，而“迭剌部自为别部，不与其列”。北、南二府作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主要的统治机构，其二府宰相地位超然。《百官志》中“北府宰相”条载：“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南府宰相”条载：“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国舅五帐世预其选。”校勘记曰：“此处疑为互舛。按本书纪传及辽代石刻所见，北府宰相多出国舅五帐，南府宰相多出于皇族四帐。”{20}907年，阿保机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宣告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即由北、南宰相率领群臣上尊号，以示契丹统治集团对阿保机掌握汗权的认可。但事实上，遥辇氏的反对势力一直存在。据《耶律海里传》记载，阿保机初掌汗权之时，“属籍比局萌觊觎，而遥辇故族尤觖望”。因此，实现对北、南二府的掌控是阿保机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3年之后，萧敌鲁为北府宰相，从此之后确立了后族对北府宰相一职的世选权。而此时，阿保机借平定诸弟之乱之机对遥辇故族反对势力进行了清缴，实现了由宗室掌控南府的目的。 其次，宗室出任南府宰相乃是契丹政权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阿保机先告宗庙而后授之，这与中原传统礼制中的“国有大事，祭神而告之”的惯例相合。同时亦可说明，至迟到神册五年时，辽朝国家已经有了宗庙之设，并仿效中原模式确立了宗庙的告祭制度。《辽史·食货志上》中亦称：“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可见，设立宗庙当是在辽朝立国之初。
《辽史·地理志》“上京·临潢府”条下载：天显元年（926），阿保机“平渤海归，乃展（上京）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虽然“宣简皇帝”之号于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052）才获追尊，但是此时阿保机奉安其父亲的遗像已具追尊之意，且效仿中原开国皇帝，立亲庙以祠。这意味着在契丹政权之中，阿保机一系不仅成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大宗，而且引入中原礼制观念，用立庙来确定、巩固辽初建立起来的皇帝制度。可以说，辽初契丹宗庙之设确保了阿保机家族契丹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正统性，宗庙观念与契丹社会政治实践已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综上可知，从阿保機取代遥辇氏成为契丹可汗之后，为了能够实现对契丹权柄完全掌控，已经开始倾向于引入中原传统制度文化。为了摆脱世选制度对契丹权力的影响，阿保机设置惕隐，管理宗室;将“受命于天”与“受命于祖”的政治理念与契丹传统精神信仰相结合，塑造始祖形象，在木叶山立始祖庙;最迟在神册五年开始在国家层面上开启了宗庙制度的构建。但是辽太祖时期立始祖庙，为其父亲撒剌立庙，虽然是对中原宗庙制度的移植，但其形态与中原礼制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太祖时期引进中原宗庙观念，建设宗庙，目的十分明确，有按需营造的特点;因为受传统观念与传统势力抵制，宗庙制度建设难度很大。至于阿保机契丹宗庙建于何处，{21}规模如何，是否与木叶山上的始祖庙为同一建筑，目前尚存分歧，需可靠材料佐证。
注 释：
{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5）[C].曲礼下第二之一[A].北京：中华书局，1989.116.
{2}[宋]司马光.传家集（卷79）[C].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文公先庙碑[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94）[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722.
{3}席岫峰，宋志发.试析契丹族人的祖先崇拜活[J].社会科学辑刊，1994，（03）：92-93.张国庆.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03）：85-89.朱子方.辽朝契丹统治者的宗庙制度[A].中国民族史研究（第4辑）[C].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49-60.王艳云.辽代御容及其奉安制度[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2，（01）：25-29.
{4}田广林.红山文化“坛、庙、冢”与中国古代宗庙、陵寝的起源[J].史学集刊，2004，（02）.
{5}丁山.宗法考源[A].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C]，1934.415.
{6}魏征.隋书（卷84）[C].契丹传[A].北京：中华书局，1973.1881.
{7}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本纪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3.
{8}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A].北京：中华书局，2016.774.
{9}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A].北京：中华书局，2016.783.
{10}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3.
{11}冯家昇，陈述.辽史（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1.
{12}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A].北京：中华书局，2016.809-810.
{13}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A].北京：中华书局，2016.796.
{14}脱脱，等.辽史（卷73）[C].耶律颇德传[A]：“旧制，肃祖以下宗室称院，德祖宗室号三父房，称横帐，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称著帐。耶律斜的言，横帐班列，不可与北、南院并。太宗诏在廷议，皆曰然，乃诏横帐班列居上。颇德奏曰：‘臣伏见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隐上。今横帐始图爵位之高，愿与北、南院参任;兹又耻与同列。夫横帐与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异？’帝乃谕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从。’诏仍旧制。”其中太宗时期廷议讨论过朝臣班列顺序的问题，焦点集中在惕隐与北、南院大王的班次顺序上。太宗等诸臣皆认为虽然惕隐品级不及北、南院大王，但由于出身横帐，身份尊贵，在掌管宗族事务的同时也干预辽朝的官僚任免，因而位居北、南院大王之上，地位超然。北京：中华书局，2016.1351-1352.
{15}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5.
{16}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8.
{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01）.
{18}脱脱，等.辽史（卷2）[C].太祖下[A].太祖天赞三年（924年）九月：“丁巳，凿金河水，取乌山石，辇致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这表明木叶山在契丹人的意识中是所有山中的大宗，同时潢河、木叶山即是契丹人祖先所在之地，也是本民族大宗之所在。北京：中华书局，2016.22.
{19}脱脱，等.辽史（卷2）[C].太祖下[A].北京：中华书局，2016.18.
{20}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校勘记[A].北京：中华书局，2016.809.
{21}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纪上[A].中记太祖七年（913）阿保机在追击叛乱的剌葛时，“剌葛奔溃，遗其所夺神帐于路，上见而祭奠之。”这个神帐便是剌葛从阿保机行宫之中掠夺而来。北京：中华书局，2016.田广林在《契丹礼俗考论》中认为“神帐”是奉祀祖宗神主的庐帐。这很符合契丹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习俗，可以据此推断阿保机时代的宗庙很有可能设在行宫之中。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4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辽朝;太祖;宗庙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07-05
在中原王朝国家体系之中，宗庙制度与皇帝制度、都城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如《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1}北宋司马光也有论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2}由此可知，宗庙作为国家政权正统性的象征之一，地位十分重要。契丹作为一支崛起于北方地区的草原民族，在建国初期为了摆脱部族传统，也为了摆脱首领的“世选”制度的束缚，从耶律阿保机时期开始即有意识地效仿中原制度，将宗庙观念引进契丹政权，开始构建辽朝宗庙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虽均认可辽朝仿造中原礼制建有宗庙，但是关注的重点在契丹是否具有七庙，有无昭穆制度及对契丹宗庙民族特点的讨论，{3}对辽朝太祖时期的宗庙观念引进、宗庙建设等问题尚未有系统的论述。本文即对太祖时期辽朝宗庙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加深学界对辽朝宗庙制度特征的认识。
一、阿保机时期引进宗庙观念
宗庙是古人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宗庙祭祀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崇拜。建立于公共意志之上的统一宗教神权和族权的逐步确立，通过祭祀近祖和“怀远尊先”，把原始的氏族、部落心理升华为统一的、新的社会意识，可以达到团结部民、稳定社会的目的。{4}由此可知，宗庙祭祀的实质乃是运用统一的神权和族权实现对王权的维护。先秦时代，中原统治系统之中宗庙制度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5}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宗庙成为封建皇帝制度的基础之一。因而，在中原传统国家礼制秩序之中，宗庙祭祀占据重要的地位。
契丹族始兴朔漠，祖先崇拜是其原始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隋书》就记载着契丹祭祀活动：“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6}由此可知，早期契丹人对于已死去的父母采取3年之后收骨而焚、酹酒而咒的方式，通过燔燎、酹酒、祷告等仪式来表达灵魂升遐、祈求保佑庇护的愿望。但是，这一时期对祖先的祭祀并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尚未与契丹社会公共权力发生关联。同时，焚骨而咒所表达的也不是对已逝父母的孝思，更与宗法制度无涉。由此可知，早期契丹人并无中原传统的“尊祖敬宗”“宗法”等观念，同时亦无宗庙建筑以及相关的制度文化。
公元907年，阿保机命有司设坛玉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完成了契丹部落联盟可汗位置的交接。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契丹政权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统治模式大体沿用了原有的部族模式。虽然契丹政权政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辽初汉官集团的参与，契丹政权在政治制度方面已经开始有了倾向于中原统治制度的转变。
太祖二年（908）正月辛巳：“始置惕隐，典族属，以皇弟撒剌为之。”{7}惕隐，《辽史·百官志》“北面朝官”条下称惕隐治宗族，{8}惕隐“掌皇族之政教”。又载：“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9}这是强化契丹宗族势力的一项措施，其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宗族内部的争斗和篡权，同时也表明惕隐官职的设置与契丹传统的世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在契丹部族时代，世选制也是部落联盟可汗的选任方式。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意味着汗位世选范围由遥辇氏转移到了迭剌部的世里氏。但是，阿保机继任可汗之后并未打算沿袭以往可汗3年1代的惯例，这一点从其燔柴告天宣告权力合法转移之后效仿中原封建政权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以及“群臣上尊号”{10}等举措可窥一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契丹皇族实行世婚制，阿保机虽未与原有后族结亲，而是重建了萧氏后族，并将原后族纳入萧氏后族之中，这实际上是削弱传统势力之后的一种缓和矛盾的手段。置惕隐、典族属之举既有明确皇族宗室身份和范围、提升世里氏社会政治地位的用意，更为重要的也是为了加强对皇族的管理和监控，为其将契丹政权从“世选制”向“世袭制”过渡做准备。同时，置惕隐官专属其事，也意味着在契丹政治系统中，宗室事务与其他部族事务已被区分开来，说明此时阿保机已经有意识地效仿中原封建皇帝制度，设置专门的职官来处理宗族事务。
大惕隐司，《辽史·百官志》称其为：“太祖置……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设置时间应该在太祖二年（908）。另外，《百官志》“北面皇族帐官”条下又系一大内惕隐司，掌皇族四帐之政教。1974年版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百官志一·校勘记》中注有“冯校，大内惕隐司即大惕隐司”。{11}201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校勘记中，提出《辽史》中出现的“惕隐”，在石刻资料中多做写作“大内惕隐”，疑惕隐即为大内惕隐之简称，而北面朝官下的“大惕隐司”实为“大内惕隐司”的重出。{12}辽代皇族有二院、四帐（横帐、三房）之分，有“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帐治之以大内惕隐，皆统于大惕隐司”，{13}从中推测大惕隐司似有总掌皇族政教之意，而皇族之中犹以一帐三房宗室地位最为尊贵，身处辽朝权力的核心，所设“大内惕隐”专门管理皇族四帐政教及具体事务。且大内惕隐皆出身横帐，从众多“大内惕隐”简称为“惕隐”以及朝堂班列居上等情况来看，其在辽朝政权中的地位尤為特殊。{14}大内惕隐一职出现于神册三年（918），“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 908-916年，辽朝政权中先后有撒剌、化葛（滑哥）、忽烈等担任惕隐一职。除忽烈不知其世系之外，撒剌为阿保机之弟，化葛（滑哥）为于越释鲁之子、阿保机之侄，均为处于权力中心的皇族核心成员。据不完全统计，有辽一代担任惕隐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身于四帐皇族。惕隐是契丹皇族宗室组织管理者，同时也在辽朝中后期掌控着辽朝官员世选权力。由此可见，在阿保机时代通过设置专门的惕隐来管理宗族事务，既有效地按照契丹传统掌握了世选的权力，同时也巧妙地将中原王朝宗室制度引入契丹政权，在“典族属”的同时也为契丹宗庙建设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由于这一时期阿保机尚未建立皇权世袭的制度，因而虽然设置了专门监管职官惕隐，仍未能阻止同样在汗位世选范围的诸弟对最高权力发起的争夺。从911年到914年间，阿保机依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实现了契丹汗位的连任。但是，从平定剌葛叛乱之后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15}的行为可知，当时的礼仪是告天地而非告宗庙，这说明此时的阿保机仍然利用天地崇拜的契丹原始精神崇拜力量，以“受命于天”的权威地位宣告对诸弟的审判。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次叛乱是皇族内斗，诸弟违反的是家法而非國法，阿保机虽赦免诸弟，但对其进行了审判，而执行审判的是宗族，故将此事祭告祖宗天地。可见，阿保机引入中原礼法的根本意图，乃是防范守旧势力，防止宗族篡权。
此外，913年六月甲申，在完成追击剌葛、摧毁反叛势力不久，阿保机即有“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16}的行为，这进一步说明阿保机在对契丹传统宗教信仰的改造中加入了“受命于祖”的政治考量，这与中原礼法中本就内含的“君权神授”是不谋而合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法，加强皇权。这一切表明契丹统治者开始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对权力的维护，只是这种政治理念尚未完全被当时的契丹权力核心阶层所接受。
二、从政治理念到祠庙建筑
913年阿保机登都庵山，亲自缅怀先祖。有关这位阿保机尊崇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史文之中并无完整的记述，仅寥寥几条信息散见于《辽史》。
《太祖本纪上》：“太祖七年（913）六月辛巳，至榆岭，以辖赖县人扫古非法残民，磔之。甲申，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
《太祖本纪下》：“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
《营卫志中》：“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
太宗会同四年（941年）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刻于942年的《耶律羽之墓志》中记有（耶律氏）：“其先宗分佶（奇）首，沠出石槐，历汉、魏、隋、唐已来，世为君长。”{17}
上述记载表明，奇首可汗应当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一位著名首领。阿保机时期首次提出奇首可汗为耶律氏始兴之祖，并成为其后世的契丹统治者的共同认知。关于奇首可汗活动地域都庵山，本文认为这只是奇首可汗活动的地域之一。《辽史·世表》开篇即说：“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针对这样的矛盾，《辽史》编修者认为：“俨志晚出，盖从周书。”在《太祖纪·赞》中同样肯定了辽之先出于炎帝的观点，因此可知“奇首生都庵山”并非出自辽人自己的记载，不足征信。都庵山的地理位置大致在辖赖县附近，按《辽史》记载可知，契丹语中的石烈即为汉语中的县，因此辖赖县即辖赖石烈。《营卫志》中所记辖懒石烈即霞瀬益石烈，即为契丹迭剌部的霞瀬益石烈，同时汉语又作世没里或世里没里。《辽史·地理志》中称：“祖州，天成军……本辽右八（大）部世没里地。”因为都庵山上保留了奇首可汗活动的遗迹，则奇首可汗活动的核心区域应该在祖州附近。在阿保机时期，仅有山上存留奇首可汗遗迹的记载，可知至少在此时都庵山上尚未出现祠庙类的固定建筑。
同年十一月，阿保机“祠木叶山”，这是《辽史》中契丹皇帝首次在木叶山举行祭祀活动的记载。细览《辽史》可知，辽代对木叶山的祭祀几乎都用到了“祠”。“祠”在先秦时期专指春祭，即春天用新物荐享祖先的祭礼，用以表达孝子思亲，以别死生。同时“祠”亦指得福谢神，从而引申为祭祀之义，汉代以后多建庙以祠。到了宋代，祠多为祠堂之祭祀，保留了其原始的继嗣而食的含义。那么，“祠木叶山”则说明至少在阿保机时期，木叶山上已经修建了供奉始祖的祠庙。
木叶山在契丹人的精神世界中拥有超然的地位，不仅是契丹祖神（白马天神、青牛天女）所居之地，也供奉着契丹的始祖可汗，同时阿保机时期也将其比拟为国家大宗之所在。{18}史书记载：“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加之从908年开始的对上京的营建，神册三年（918）二月城皇都，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等。从这一系列活动之中可知，阿保机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确保皇权世袭，营建都城、祖庙，效仿中原制度，着手国家礼制方面的建设了。
三、立庙以祠的制度建设
神册五年（920）闰六月丁卯，辽朝统治者以皇弟苏为惕隐，康默记为夷离毕。第二年（921），苏任南府宰相，由迭里继任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19}《辽史》中首次提及“宗庙”一词。下面结合相关史料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南府宰相的世选不出自迭剌部，当为遥辇时期的旧制。北、南二府的设置早在遥辇时代就已经存在，涅里立阻午可汗之后进行了部落改革，“故有部众分为八部”，立二府以总之，而“迭剌部自为别部，不与其列”。北、南二府作为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主要的统治机构，其二府宰相地位超然。《百官志》中“北府宰相”条载：“掌佐理军国之大政，皇族四帐世预其选。”“南府宰相”条载：“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国舅五帐世预其选。”校勘记曰：“此处疑为互舛。按本书纪传及辽代石刻所见，北府宰相多出国舅五帐，南府宰相多出于皇族四帐。”{20}907年，阿保机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宣告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即由北、南宰相率领群臣上尊号，以示契丹统治集团对阿保机掌握汗权的认可。但事实上，遥辇氏的反对势力一直存在。据《耶律海里传》记载，阿保机初掌汗权之时，“属籍比局萌觊觎，而遥辇故族尤觖望”。因此，实现对北、南二府的掌控是阿保机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3年之后，萧敌鲁为北府宰相，从此之后确立了后族对北府宰相一职的世选权。而此时，阿保机借平定诸弟之乱之机对遥辇故族反对势力进行了清缴，实现了由宗室掌控南府的目的。 其次，宗室出任南府宰相乃是契丹政权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阿保机先告宗庙而后授之，这与中原传统礼制中的“国有大事，祭神而告之”的惯例相合。同时亦可说明，至迟到神册五年时，辽朝国家已经有了宗庙之设，并仿效中原模式确立了宗庙的告祭制度。《辽史·食货志上》中亦称：“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可见，设立宗庙当是在辽朝立国之初。
《辽史·地理志》“上京·临潢府”条下载：天显元年（926），阿保机“平渤海归，乃展（上京）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虽然“宣简皇帝”之号于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052）才获追尊，但是此时阿保机奉安其父亲的遗像已具追尊之意，且效仿中原开国皇帝，立亲庙以祠。这意味着在契丹政权之中，阿保机一系不仅成为拥有皇位继承权的大宗，而且引入中原礼制观念，用立庙来确定、巩固辽初建立起来的皇帝制度。可以说，辽初契丹宗庙之设确保了阿保机家族契丹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正统性，宗庙观念与契丹社会政治实践已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综上可知，从阿保機取代遥辇氏成为契丹可汗之后，为了能够实现对契丹权柄完全掌控，已经开始倾向于引入中原传统制度文化。为了摆脱世选制度对契丹权力的影响，阿保机设置惕隐，管理宗室;将“受命于天”与“受命于祖”的政治理念与契丹传统精神信仰相结合，塑造始祖形象，在木叶山立始祖庙;最迟在神册五年开始在国家层面上开启了宗庙制度的构建。但是辽太祖时期立始祖庙，为其父亲撒剌立庙，虽然是对中原宗庙制度的移植，但其形态与中原礼制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太祖时期引进中原宗庙观念，建设宗庙，目的十分明确，有按需营造的特点;因为受传统观念与传统势力抵制，宗庙制度建设难度很大。至于阿保机契丹宗庙建于何处，{21}规模如何，是否与木叶山上的始祖庙为同一建筑，目前尚存分歧，需可靠材料佐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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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A].北京：中华书局，201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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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3.
{11}冯家昇，陈述.辽史（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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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脱脱，等.辽史（卷73）[C].耶律颇德传[A]：“旧制，肃祖以下宗室称院，德祖宗室号三父房，称横帐，百官子弟及籍没人称著帐。耶律斜的言，横帐班列，不可与北、南院并。太宗诏在廷议，皆曰然，乃诏横帐班列居上。颇德奏曰：‘臣伏见官制，北、南院大王品在惕隐上。今横帐始图爵位之高，愿与北、南院参任;兹又耻与同列。夫横帐与诸族皆臣也，班列奚以异？’帝乃谕百官曰：‘朕所不知，卿等不宜面从。’诏仍旧制。”其中太宗时期廷议讨论过朝臣班列顺序的问题，焦点集中在惕隐与北、南院大王的班次顺序上。太宗等诸臣皆认为虽然惕隐品级不及北、南院大王，但由于出身横帐，身份尊贵，在掌管宗族事务的同时也干预辽朝的官僚任免，因而位居北、南院大王之上，地位超然。北京：中华书局，2016.1351-1352.
{15}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5.
{16}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上[A].北京：中华书局，2016.8.
{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01）.
{18}脱脱，等.辽史（卷2）[C].太祖下[A].太祖天赞三年（924年）九月：“丁巳，凿金河水，取乌山石，辇致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这表明木叶山在契丹人的意识中是所有山中的大宗，同时潢河、木叶山即是契丹人祖先所在之地，也是本民族大宗之所在。北京：中华书局，2016.22.
{19}脱脱，等.辽史（卷2）[C].太祖下[A].北京：中华书局，2016.18.
{20}脱脱，等.辽史（卷45）[C].百官志一·校勘记[A].北京：中华书局，2016.809.
{21}脱脱，等.辽史（卷1）[C].太祖纪上[A].中记太祖七年（913）阿保机在追击叛乱的剌葛时，“剌葛奔溃，遗其所夺神帐于路，上见而祭奠之。”这个神帐便是剌葛从阿保机行宫之中掠夺而来。北京：中华书局，2016.田广林在《契丹礼俗考论》中认为“神帐”是奉祀祖宗神主的庐帐。这很符合契丹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习俗，可以据此推断阿保机时代的宗庙很有可能设在行宫之中。田广林.契丹礼俗考论[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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