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到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中，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核心内容及其政治后果进行了考察并做出了深度的解析。
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文学是一个具有某种欧洲历史的概念”，法国十八世纪的文学不仅相当繁荣，而且地位高涨、作用明显。“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十八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9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文人的地位以及文学的作用在此时期为何迥异于此前与此后，这就不得不提到文人作品中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对政治的高度关注、介入和构建，这就是托克维尔所一再提到的“文人政治”。
所谓“文人政治”的概念可以用托克维尔的话来概括，即“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182页）。对文人政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突然兴起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可以从结构的视角来讨论。当时法国所存在的整体性制度现在一般被称为旧制度，在这种旧制度之下，有四种阶层或力量需要：国王及其政府官僚、贵族、文人以及广大民众。因而从结构的视角来检讨文人政治的兴起，就涉及五大结构性背景条件，这五大背景条件本身都内含着矛盾，而正是这样的矛盾组合才最终催生了十八世纪的文人政治。
旧制度具有极大的压抑性，生存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不能够废除这种具有压抑性的制度，也不能通过政治实践来逐步改变它的精神，“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182页）。尽管旧制度妨碍人们利益的实现，也无法得到改变，人们对之已经感到失望，但却容许一种自由的存在，这种自由就是文人的自由，这就提供了广泛和深入地批判旧制度以及阐述新体制和论证新理念的可能性。
法国君主政体虽然较其他西欧各国更为集权和独裁，但仍然是软弱的专制，政府“仍不能完全支配社会上的强大精英，更重的税赋落到了最无力抵抗的阶层”（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326页）。十八世纪的法国政坛风云变幻，改革与反改革、控制与反控制的活动持续不断。法兰西王国政府中始终存在着坚持改革以去除以财政危机为核心的总体性危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十年中悲壮性地释放，不但没有挽救日趋严重的局势，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在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其中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指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国社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寻租联合体。在旧制度下，这种联合体获取各种特权并在传统和法律中寻求其支持，是国家权力的基础，而改革所触及的不仅是这些特权，撼动的还有行使权力所依赖的法律。这种困境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即使政府高层在思想上认为旧制度面临破产因而需要进行根本改革，也没有力量打破寻租联合体所建立的平衡（同上书，341—342页，107页）。
十八世纪中后期，“当狄德罗和卢梭的特殊语言经过一段时间传播开来，并用通俗语言进行冗长陈述时，这些作家书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员，甚至深入到财政界，行政文风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话，这时变得有点感人和温柔”（104页）。正是由于这种文风的渗透和扩张，这一时期官方的政治语言从这些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187页）。王国政府的官员也参与建构自然法理论，赞扬共和政体的优越性，或者向同时代人宣传抛弃一切传统制度而向某个乌托邦迈进（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132—133页）。大革命期间，革命者的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换句话说，革命的政治语言是修辞的，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7页）。
在十八世纪以前，贵族尤其是其中的佩剑贵族不仅在政治上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处于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虽然法国自路易十四统治以来就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也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僚体制，但是一方面中央集權的王国政府被接连不断的种种危机所困扰，并无多少精力来对付贵族，贵族显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始终没有成为令政府头疼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官员大多出自贵族阶层或者这些官员后来成为贵族。在此背景下，王国政府的行政官僚体系渐趋发达和稳定。到十八世纪时，行政官僚体系历经长期运作已经有了自己的办事逻辑和特殊利益，行政官员几乎全为有产者，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已经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原先的贵族阶级不仅产生了分化而且逐渐被排斥出政治生活领域（105页）。这意味着贵族原先占据的政治优越地位的丧失。
对贵族集体而言，他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政治职位的垄断权，还有原本让他们更具优越感的文化领导权。虽然有些贵族仍然在从事文化活动，但多数贵族陷入世俗性的追名逐利之中，实际上意味着贵族整体的文化优越性地位的丧失，这就为广大非贵族出身的文人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提升地位和施加影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人替代贵族占据了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导地位，而贵族对夺取这种地位的文人的事业却十分支持。“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183页）
十八世纪法国的文人与其英国同行相比，从来不卷入日常政治生活，前所未有地超脱；与其德国同行相比，他们并非完全不问政治而埋头研究纯哲学或文学的学者，而是不断关心与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的起源、社会的原初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和人为关系、习俗的合法性及其谬误、法律的基本原则等（179—180页）。他们不参与政治，对政治过程无甚了解，但却有文采而且广泛地讨论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所有作家都需要面对这些问题。“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180页）
于是苦苦寻找代理人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最终指定文人作为其领导者。于是，文人作家被想象为新的领导阶级，而文学也越俎代庖地担负起政治职能了（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55页）。
大眾在旧体制下不仅实现不了自身的利益，反而处处受到压制和奴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广泛存在，这种不平等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贵族特权深度嵌入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欧洲近代国家建立之前各国贵族都享有广泛的特权，其中以法国最为典型，对此的一般性描述，参见费希特：《论法国革命》，李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77—225页）。尽管有少数开明的贵族希望部分地与第三等级和解，但整体而言，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依据勒费弗尔的研究，法国大革命更多地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城市民众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在旧制度下是深受束缚的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洪庆明译，格致出版社，24—100页）。虽然如此，但法国的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平静的但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变动，这种变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渗透，改变着法国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二是书籍生产和销售急剧膨胀，读者阅读成本逐渐降低，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学院和私人文学社团广泛兴起，培育了数量庞大的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88—102页）。
在此背景下，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整个第三等级在旧制度无望自我改变的情况下，被作家的著述和言论深深吸引。“所有身受日常立法障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182页）大众虽然愚昧，但却接受了文人对旧体制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宣传，这显示了文学政治的强大冲击力和渗透力。
尽管十八世纪的法国文人所写的著作千差万别，但大都涉及政治问题，而他们关于政治体系的论述也是分歧不断，虽然有人想从中进行协调工作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但却无人能够胜任。撇开这些不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作家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出奇的一致，而这个观念似乎是他们的预设，也是他们整个思想体系得以展开的起点，这就是他们共同享有的一个信念：“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80页）文人作家们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中世纪某些神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思想，猛烈地批判封建特权、封建残余、君主专制及其种种弊端，异口同声地主张维护自然权利，声称人有根据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认识和解释世界，更是规划和改造世界（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63—72页）。
作家们著作中所普遍流露出来的观念与作为当时社会基础的观念不仅格格不入，更是绝对对立的。然而，这些普遍观念却来自当时显得有些封闭和断裂的社会结构。特权广泛地存在于法国上层社会，而中下层民众却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束缚和奴役，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社会景象促使作家们产生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生平等的思想。“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181页）
到十八世纪时，尤其是在大革命前夕，行政官员已经形成一个排他性的集团，负责治国理民的现实政务，而文人则被排斥在行政组织之外，从事思想创造和批判社会的工作，制定抽象原则，负责指导思想（186页）。然而，正是这种文人与政治的若即若离或不即不离的处境，为他们对关于政府问题的普遍理论的关注做了准备，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超然的地位使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所建构出来的政治理论。由于当时法国的旧制度并非自由民主制，他们不仅在政界毫无作为，而且对政治实践知之甚少。对自身理性及其所提理论的自信与这种对政事的无知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毫无节制的乐观主义，即“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改革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181页）。
由于无缘政治实践而又对政治怀着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注，文人作家们倾向于用法律来代替事实，用原理来消解政治实践中必须的利益平衡与权宜之计，用价值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在这些替代和转换之后，法国人尤其是作家们“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自由，只好走向抽象的自由，既然无力从事集体的试验，没有办法检验行动的极限，他们就只好无形中转向了政治的幻想”（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56页）。由此所导致的后果越发的严重，作家们“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181—182页）。作家们虽然没有宣扬暴力革命的概念，但倡导观念上的变化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这种新观念主张人们不应再依赖宗教和传统来看待世界，不应人云亦云地或在权威的宰制下判断事物，而应根据人类的理性与事物的实用性来做出判断。他们所要求的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为他们所诉求的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支撑旧制度的法律和惯例，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184页）。这意味着与过去历史和传统的隔绝和断裂。在这些作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大革命终于以财政危机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文人政治现象。这种文人政治中所体现的对理性的绝对信任、对知识的绝对自负、对过去的全面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完整设计，典型地体现了哈耶克所言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建构论理性主义假定人类的一切制度都有一个发明者，相信只要人类充分利用自己固有的理性，就可以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人类天生就有运用理性所赋予的设计能力来建立对自身有益的各种制度，而这些制度可能带来的益处会全部实现，从而创造一种新文明。
法国的文人政治传统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不甚了解并在强烈的淑世情怀的驱使下，容易陈义甚高，不考虑政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看不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应有的距离和张力，在将其运用于实践时，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会消解掉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使人更趋实用性；二是理性和知识上的绝对自信实际上是理性的自负和知识的傲慢，使人看不到知识所本有的分散性质，使人容易产生一切制度都可由人任意制定的幻觉，不仅导致人们忽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还引导人产生狂妄的含糊感；三是社会整体工程的设计排斥零星社会工程所允许的反复实验和连续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乌托邦式的偏见，它坚定地认为当我们进行社会实验时，我们必须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结构，导致对历史的绝对否定、对传统的全面隔断和对社会的整体破坏（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306—307页）。
一、十八世纪法国文人政治兴起的背景
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文学是一个具有某种欧洲历史的概念”，法国十八世纪的文学不仅相当繁荣，而且地位高涨、作用明显。“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十八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9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文人的地位以及文学的作用在此时期为何迥异于此前与此后，这就不得不提到文人作品中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对政治的高度关注、介入和构建，这就是托克维尔所一再提到的“文人政治”。
所谓“文人政治”的概念可以用托克维尔的话来概括，即“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182页）。对文人政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突然兴起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可以从结构的视角来讨论。当时法国所存在的整体性制度现在一般被称为旧制度，在这种旧制度之下，有四种阶层或力量需要：国王及其政府官僚、贵族、文人以及广大民众。因而从结构的视角来检讨文人政治的兴起，就涉及五大结构性背景条件，这五大背景条件本身都内含着矛盾，而正是这样的矛盾组合才最终催生了十八世纪的文人政治。
（一）旧制度虽有压制性但唯有文学还保有一定的空间
旧制度具有极大的压抑性，生存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不能够废除这种具有压抑性的制度，也不能通过政治实践来逐步改变它的精神，“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182页）。尽管旧制度妨碍人们利益的实现，也无法得到改变，人们对之已经感到失望，但却容许一种自由的存在，这种自由就是文人的自由，这就提供了广泛和深入地批判旧制度以及阐述新体制和论证新理念的可能性。
（二）王国政府盲目和无序地进行政治操作但文学语言与时俱进
法国君主政体虽然较其他西欧各国更为集权和独裁，但仍然是软弱的专制，政府“仍不能完全支配社会上的强大精英，更重的税赋落到了最无力抵抗的阶层”（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326页）。十八世纪的法国政坛风云变幻，改革与反改革、控制与反控制的活动持续不断。法兰西王国政府中始终存在着坚持改革以去除以财政危机为核心的总体性危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十年中悲壮性地释放，不但没有挽救日趋严重的局势，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在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其中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指出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国社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寻租联合体。在旧制度下，这种联合体获取各种特权并在传统和法律中寻求其支持，是国家权力的基础，而改革所触及的不仅是这些特权，撼动的还有行使权力所依赖的法律。这种困境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即使政府高层在思想上认为旧制度面临破产因而需要进行根本改革，也没有力量打破寻租联合体所建立的平衡（同上书，341—342页，107页）。
十八世纪中后期，“当狄德罗和卢梭的特殊语言经过一段时间传播开来，并用通俗语言进行冗长陈述时，这些作家书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员，甚至深入到财政界，行政文风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话，这时变得有点感人和温柔”（104页）。正是由于这种文风的渗透和扩张，这一时期官方的政治语言从这些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187页）。王国政府的官员也参与建构自然法理论，赞扬共和政体的优越性，或者向同时代人宣传抛弃一切传统制度而向某个乌托邦迈进（乔治·索雷尔：《进步的幻象》，132—133页）。大革命期间，革命者的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换句话说，革命的政治语言是修辞的，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7页）。
（三）贵族丧失精神领导地位，文人取而代之
在十八世纪以前，贵族尤其是其中的佩剑贵族不仅在政治上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处于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虽然法国自路易十四统治以来就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也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僚体制，但是一方面中央集權的王国政府被接连不断的种种危机所困扰，并无多少精力来对付贵族，贵族显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始终没有成为令政府头疼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官员大多出自贵族阶层或者这些官员后来成为贵族。在此背景下，王国政府的行政官僚体系渐趋发达和稳定。到十八世纪时，行政官僚体系历经长期运作已经有了自己的办事逻辑和特殊利益，行政官员几乎全为有产者，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已经构成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原先的贵族阶级不仅产生了分化而且逐渐被排斥出政治生活领域（105页）。这意味着贵族原先占据的政治优越地位的丧失。
对贵族集体而言，他们丧失的不仅仅是政治职位的垄断权，还有原本让他们更具优越感的文化领导权。虽然有些贵族仍然在从事文化活动，但多数贵族陷入世俗性的追名逐利之中，实际上意味着贵族整体的文化优越性地位的丧失，这就为广大非贵族出身的文人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提升地位和施加影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人替代贵族占据了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导地位，而贵族对夺取这种地位的文人的事业却十分支持。“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183页）
（四）文人从未参与政治但在文化上高度介入
十八世纪法国的文人与其英国同行相比，从来不卷入日常政治生活，前所未有地超脱；与其德国同行相比，他们并非完全不问政治而埋头研究纯哲学或文学的学者，而是不断关心与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会的起源、社会的原初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和人为关系、习俗的合法性及其谬误、法律的基本原则等（179—180页）。他们不参与政治，对政治过程无甚了解，但却有文采而且广泛地讨论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所有作家都需要面对这些问题。“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180页）
于是苦苦寻找代理人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最终指定文人作为其领导者。于是，文人作家被想象为新的领导阶级，而文学也越俎代庖地担负起政治职能了（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55页）。
（五）大众虽愚昧但接受文人的理想建构
大眾在旧体制下不仅实现不了自身的利益，反而处处受到压制和奴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广泛存在，这种不平等最突出的体现就是贵族特权深度嵌入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欧洲近代国家建立之前各国贵族都享有广泛的特权，其中以法国最为典型，对此的一般性描述，参见费希特：《论法国革命》，李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77—225页）。尽管有少数开明的贵族希望部分地与第三等级和解，但整体而言，这样的努力并不成功。依据勒费弗尔的研究，法国大革命更多地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城市民众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和农民在旧制度下是深受束缚的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洪庆明译，格致出版社，24—100页）。虽然如此，但法国的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平静的但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变动，这种变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渗透，改变着法国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二是书籍生产和销售急剧膨胀，读者阅读成本逐渐降低，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学院和私人文学社团广泛兴起，培育了数量庞大的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88—102页）。
在此背景下，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整个第三等级在旧制度无望自我改变的情况下，被作家的著述和言论深深吸引。“所有身受日常立法障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182页）大众虽然愚昧，但却接受了文人对旧体制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宣传，这显示了文学政治的强大冲击力和渗透力。
二、十八世纪法国的文人政治
尽管十八世纪的法国文人所写的著作千差万别，但大都涉及政治问题，而他们关于政治体系的论述也是分歧不断，虽然有人想从中进行协调工作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但却无人能够胜任。撇开这些不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作家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出奇的一致，而这个观念似乎是他们的预设，也是他们整个思想体系得以展开的起点，这就是他们共同享有的一个信念：“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80页）文人作家们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中世纪某些神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思想，猛烈地批判封建特权、封建残余、君主专制及其种种弊端，异口同声地主张维护自然权利，声称人有根据理性从事改革的自主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认识和解释世界，更是规划和改造世界（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63—72页）。
作家们著作中所普遍流露出来的观念与作为当时社会基础的观念不仅格格不入，更是绝对对立的。然而，这些普遍观念却来自当时显得有些封闭和断裂的社会结构。特权广泛地存在于法国上层社会，而中下层民众却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束缚和奴役，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社会景象促使作家们产生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生平等的思想。“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181页）
到十八世纪时，尤其是在大革命前夕，行政官员已经形成一个排他性的集团，负责治国理民的现实政务，而文人则被排斥在行政组织之外，从事思想创造和批判社会的工作，制定抽象原则，负责指导思想（186页）。然而，正是这种文人与政治的若即若离或不即不离的处境，为他们对关于政府问题的普遍理论的关注做了准备，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超然的地位使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所建构出来的政治理论。由于当时法国的旧制度并非自由民主制，他们不仅在政界毫无作为，而且对政治实践知之甚少。对自身理性及其所提理论的自信与这种对政事的无知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毫无节制的乐观主义，即“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改革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181页）。
由于无缘政治实践而又对政治怀着一种温情脉脉的关注，文人作家们倾向于用法律来代替事实，用原理来消解政治实践中必须的利益平衡与权宜之计，用价值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在这些替代和转换之后，法国人尤其是作家们“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自由，只好走向抽象的自由，既然无力从事集体的试验，没有办法检验行动的极限，他们就只好无形中转向了政治的幻想”（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56页）。由此所导致的后果越发的严重，作家们“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181—182页）。作家们虽然没有宣扬暴力革命的概念，但倡导观念上的变化本身就是革命性的，这种新观念主张人们不应再依赖宗教和传统来看待世界，不应人云亦云地或在权威的宰制下判断事物，而应根据人类的理性与事物的实用性来做出判断。他们所要求的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为他们所诉求的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支撑旧制度的法律和惯例，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184页）。这意味着与过去历史和传统的隔绝和断裂。在这些作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大革命终于以财政危机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文人政治现象。这种文人政治中所体现的对理性的绝对信任、对知识的绝对自负、对过去的全面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完整设计，典型地体现了哈耶克所言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建构论理性主义假定人类的一切制度都有一个发明者，相信只要人类充分利用自己固有的理性，就可以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了如指掌的人类天生就有运用理性所赋予的设计能力来建立对自身有益的各种制度，而这些制度可能带来的益处会全部实现，从而创造一种新文明。
法国的文人政治传统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不甚了解并在强烈的淑世情怀的驱使下，容易陈义甚高，不考虑政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看不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应有的距离和张力，在将其运用于实践时，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会消解掉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使人更趋实用性；二是理性和知识上的绝对自信实际上是理性的自负和知识的傲慢，使人看不到知识所本有的分散性质，使人容易产生一切制度都可由人任意制定的幻觉，不仅导致人们忽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还引导人产生狂妄的含糊感；三是社会整体工程的设计排斥零星社会工程所允许的反复实验和连续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乌托邦式的偏见，它坚定地认为当我们进行社会实验时，我们必须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结构，导致对历史的绝对否定、对传统的全面隔断和对社会的整体破坏（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306—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