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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金融政策走向不明，英国“脱欧”……众多因素令世界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亚洲国家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此背景下，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革新力来自何方？亚洲能否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中日经济、金融合作以及中日共同在第三国的合作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日本央行前副行长、综合研究兼智囊咨询机构“大和总研”理事长中曾宏，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吉野直行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记者：在当前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亚洲国家发展环境的变化？
中曾宏：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主要对象是货物贸易，也就是制造业。但对美国而言，其产业已经实现升级，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制造业在整个产业附加值中的占比，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13%，因此收效不会很大。经济上的收效甚微和整体遏制力的逐渐减弱，可能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已经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的潜在影响。亚洲的新兴国家对制造业、货物贸易的依存度很高，贸易成本上升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就更大。新兴国家的增长方式多是从海外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投资主导型，而现在美国也试图重返该增长方式。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就是需要与美国争夺投资。
不过，亚洲还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最有增长希望的地区之一。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种优势，还是要坚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互惠互利。不能用保护主义来对抗保护主义，亚洲新兴国家应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使自身成为更有魅力的市场化经济体。
吉野直行：确实，亚洲国家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很大，比如缅甸、越南等。不过，这也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新机遇。以此为契机，亚洲国家间可以加强经济交流和融合。
此外，美国改变开放政策的同时，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层人口却在增加，且购买力提升，作为消费市场的意义越来越大。加强地区内的经济循环，就是变危机为机遇。
记者：亚洲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革新力有没有发生变化？
中曾宏：在亚洲经济中，中国的影响力非常重要，新兴国家的经济表现也较为突出。1990年时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是4.8%，2018年增至22.6%，几乎是直线增长。其中中国的贡献很大，除去中国，亚洲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1990年是3.1%，2018年提高到6.7%。
亚洲经济之所以会有如此亮眼的表现，一方面得益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因为亚洲依赖矿产资源的国家很少，石油等资源类大宗商品出口较少，增长模式以制造业开发为主。而与其他产业相比，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增长更快。
另一方面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开始，亚洲出现了经济增长连锁效应，即一个国家增长减退后，会出现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该效应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各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年龄构成不同。亚洲整体处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期，即人口红利期，各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整体人口增长速度快，通常就能实现高速增长。未来，这样的增长连锁效应还会在亚洲持续下去，这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
记者：中日经济合作面临何种机遇？对于今后的中日经济合作尤其是在第三国的合作有何建议？
中曾宏：日中经济具有互补性，因此深化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就贸易来说，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华进出口占日本进出口总额超过两成。两国经济、贸易等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金融方面，两国的资本往来也会更加频繁。
中日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中方提议推动双方民间企业在第三国合作，同时在金融领域给予日本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二是签订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和设立人民币清算银行，这意味着日系金融机构将会较早获得在华债务业务经营资质。
此外，在第三国的合作可以发挥和利用日本的优势和经验。尤其是2016年5月日中外长会晤时，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提议的几个合作领域，即宏观经济、财务、金融、节能环保、少子老龄化、观光防灾等领域的合作等。期待今后日中高層的互访能推动双方民间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真正运转起来。一旦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就会激发新的投资。
日中之间确实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两国不应被这些问题所左右，要构建持续的、不动摇的双边关系，包括日中民间企业、政府部门等在内的所有实务层面，都应构建互信关系。
记者：对于中国金融领域扩大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建议？
中曾宏：比起建议，我更想强调两点成绩。
一是日中在证券市场的合作。去年安倍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旨在强化两国的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相关组织的多层次交流。比如为推进指数型投资基金相互上市而做的可行性研究，强化市场模拟和培养人才的实务性合作等。日中证券市场的合作框架经过备忘录的确认就具有了现实意义，期待今后的合作能更频繁、更深入。
二是安倍首相去年访华期间两国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日方来说，当日本央行判断日本的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能力不足，将影响日本的金融体系稳定时，就可以利用这一协议，通过日元从中国央行借入人民币提供给日本的金融机构。反之中国央行也可以这么做。这是一个互惠的框架，可以使两国互相支撑彼此的银行外汇库存，实际意义重大。
记者：放宽外资投资限制等措施，可能遭遇来自本国相关产业或领域的一些阻力，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曾宏：日本对外资开放金融服务时，我作为日本央行的年轻职员也参与其中，当时确实遭遇了阻力。但要认识到不利只是暂时的，如果从10年、20年的时间跨度上来看，就会认识到开放是日本经济、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向成熟、在全球化中具备竞争力的助推力。
在开放导致竞争加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扮演了金融机构护航船的角色。因为竞争激烈会导致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破产，这对金融体系或整体经济的稳定会产生一定影响，这时日本央行就会加强安全网。为此，日本央行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与当时的大藏省合作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等。
记者：今年日本将首次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日本也是七国集团（G7）的成员。在当前国际事务协调中，G7和G20的作用发生了何种变化？你对今年的G20峰会有何期待？
吉野直行：G20和G7各有优势。G7的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各国面临的问题差不多，峰会期间的讨论时间也比较充分。而G20成员国多，各国发言、讨论的时间可能不够充分。
不过，以前G7的GDP占世界的大半，但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的1/3，G7已经难以协调全球问题，必须依靠G20框架来协调。在G20这种全球框架中，各国应暂时放下自身的问题，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
另外，作为G20的政策提议机制，二十国智库专家会议（T20）也有重要意义。它是G20的重要外围会议之一，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想的重要平台。其优势是重视问题背后的研究，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进行提议，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日本是今年T20的主办国，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是主办机构。希望本次T20能进行充分的讨论，为G20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提议。
在此背景下，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革新力来自何方？亚洲能否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中日经济、金融合作以及中日共同在第三国的合作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日本央行前副行长、综合研究兼智囊咨询机构“大和总研”理事长中曾宏，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吉野直行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记者：在当前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亚洲国家发展环境的变化？
中曾宏：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主要对象是货物贸易，也就是制造业。但对美国而言，其产业已经实现升级，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制造业在整个产业附加值中的占比，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13%，因此收效不会很大。经济上的收效甚微和整体遏制力的逐渐减弱，可能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已经受到美国贸易政策的潜在影响。亚洲的新兴国家对制造业、货物贸易的依存度很高，贸易成本上升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就更大。新兴国家的增长方式多是从海外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投资主导型，而现在美国也试图重返该增长方式。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就是需要与美国争夺投资。
不过，亚洲还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最有增长希望的地区之一。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种优势，还是要坚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互惠互利。不能用保护主义来对抗保护主义，亚洲新兴国家应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使自身成为更有魅力的市场化经济体。
吉野直行：确实，亚洲国家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很大，比如缅甸、越南等。不过，这也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新机遇。以此为契机，亚洲国家间可以加强经济交流和融合。
此外，美国改变开放政策的同时，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层人口却在增加，且购买力提升，作为消费市场的意义越来越大。加强地区内的经济循环，就是变危机为机遇。
记者：亚洲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革新力有没有发生变化？
中曾宏：在亚洲经济中，中国的影响力非常重要，新兴国家的经济表现也较为突出。1990年时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是4.8%，2018年增至22.6%，几乎是直线增长。其中中国的贡献很大，除去中国，亚洲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1990年是3.1%，2018年提高到6.7%。
亚洲经济之所以会有如此亮眼的表现，一方面得益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因为亚洲依赖矿产资源的国家很少，石油等资源类大宗商品出口较少，增长模式以制造业开发为主。而与其他产业相比，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增长更快。
另一方面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开始，亚洲出现了经济增长连锁效应，即一个国家增长减退后，会出现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该效应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各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年龄构成不同。亚洲整体处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期，即人口红利期，各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整体人口增长速度快，通常就能实现高速增长。未来，这样的增长连锁效应还会在亚洲持续下去，这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
记者：中日经济合作面临何种机遇？对于今后的中日经济合作尤其是在第三国的合作有何建议？
中曾宏：日中经济具有互补性，因此深化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就贸易来说，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对华进出口占日本进出口总额超过两成。两国经济、贸易等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金融方面，两国的资本往来也会更加频繁。
中日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中方提议推动双方民间企业在第三国合作，同时在金融领域给予日本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二是签订了新的货币互换协议和设立人民币清算银行，这意味着日系金融机构将会较早获得在华债务业务经营资质。
此外，在第三国的合作可以发挥和利用日本的优势和经验。尤其是2016年5月日中外长会晤时，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提议的几个合作领域，即宏观经济、财务、金融、节能环保、少子老龄化、观光防灾等领域的合作等。期待今后日中高層的互访能推动双方民间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真正运转起来。一旦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就会激发新的投资。
日中之间确实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两国不应被这些问题所左右，要构建持续的、不动摇的双边关系，包括日中民间企业、政府部门等在内的所有实务层面，都应构建互信关系。
记者：对于中国金融领域扩大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建议？
中曾宏：比起建议，我更想强调两点成绩。
一是日中在证券市场的合作。去年安倍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相关谅解备忘录，旨在强化两国的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相关组织的多层次交流。比如为推进指数型投资基金相互上市而做的可行性研究，强化市场模拟和培养人才的实务性合作等。日中证券市场的合作框架经过备忘录的确认就具有了现实意义，期待今后的合作能更频繁、更深入。
二是安倍首相去年访华期间两国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日方来说，当日本央行判断日本的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能力不足，将影响日本的金融体系稳定时，就可以利用这一协议，通过日元从中国央行借入人民币提供给日本的金融机构。反之中国央行也可以这么做。这是一个互惠的框架，可以使两国互相支撑彼此的银行外汇库存，实际意义重大。
记者：放宽外资投资限制等措施，可能遭遇来自本国相关产业或领域的一些阻力，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曾宏：日本对外资开放金融服务时，我作为日本央行的年轻职员也参与其中，当时确实遭遇了阻力。但要认识到不利只是暂时的，如果从10年、20年的时间跨度上来看，就会认识到开放是日本经济、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向成熟、在全球化中具备竞争力的助推力。
在开放导致竞争加剧的过程中，日本政府扮演了金融机构护航船的角色。因为竞争激烈会导致一些金融机构面临破产，这对金融体系或整体经济的稳定会产生一定影响，这时日本央行就会加强安全网。为此，日本央行付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与当时的大藏省合作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等。
记者：今年日本将首次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日本也是七国集团（G7）的成员。在当前国际事务协调中，G7和G20的作用发生了何种变化？你对今年的G20峰会有何期待？
吉野直行：G20和G7各有优势。G7的成员国都是发达国家，各国面临的问题差不多，峰会期间的讨论时间也比较充分。而G20成员国多，各国发言、讨论的时间可能不够充分。
不过，以前G7的GDP占世界的大半，但现在发展中国家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的1/3，G7已经难以协调全球问题，必须依靠G20框架来协调。在G20这种全球框架中，各国应暂时放下自身的问题，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
另外，作为G20的政策提议机制，二十国智库专家会议（T20）也有重要意义。它是G20的重要外围会议之一，是全球智库代表为G20贡献智慧与思想的重要平台。其优势是重视问题背后的研究，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进行提议，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小。日本是今年T20的主办国，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是主办机构。希望本次T20能进行充分的讨论，为G20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