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健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家。他的剧作时代性不强，重人性分析，重艺术技巧和形式的探索，有忧郁感伤的风格。而这一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其作品对于人生、人性的探索主题有关，也与其强烈的诗人气质密切相连。本文就从其作品主题、作家气质等方面对其剧作风格形成进行探讨。
　　【关键词】人性；感伤；诗人气质
　　一、对人生、人性的关注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论”的特殊语境条件下，李健吾的创作倾向于对于人生、人性的关注，表现出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他的话剧创作开辟了新的审美领域与表现艺术。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当然也不乏追求人性表现的作品，小说家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座小庙供奉的是‘人性’”“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基于这种追求，沈从文为我们营造了如画的湘西生活风光。但李健吾剧作所着力表现的人性又不同于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山村人民未经文明陶染的淳朴、自然的人性形态。李健吾认为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性格扁平，往往是只具有诚实、善良、淳朴、天真、古道热肠等单面人性的正面人物，缺乏人物矛盾性格的分析。“他害怕揭露人性的丑恶”，李健吾所着力表现的人生、人性是复杂的，是更多的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相交的。在他的笔下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清人性的美与丑，他赞美人性的崇高，也不讳言人性的阴暗面，及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扭曲。
　　李健吾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来自于乡绅家庭，或许她们在经济上衣食无忧，但在精神生活领域她们却有着层层桎梏，最典型的即《以身作则》里的徐玉贞，她的父亲徐守清每天用“三从四德”教诲女儿，毫不顾及女儿的内心感受与心灵需求，用封建伦理礼法窒息她的心灵，剥夺了她自由生长的权利，同时也造就了她古怪、孱弱的性格。在她第一次在自家门口见到追求她的方义生时居然“好像做了场恶梦醒过来，大叫一声，……昏了过去”。这些女性也有反抗礼教，追求真爱的冲动与愿望，但当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却又都犹豫彷徨，畏首畏尾。《贩马记》中的金姑，《青春》中的香草都曾试图与爱人一起私奔，但都由于其内在性格的软弱、迟疑而失败。在两部作品里作者都着力刻画了女主人公当时的复杂心境，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人物内心世界展开，对于爱情与亲情的取舍为难着她们，这些细致的描述，总能引起我们内心的共鸣，从而滋生淡淡的哀伤。
　　心灵的冲突与社会现实是密不可分的。李健吾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透过人物内心的冲突，让观众窥见它所潜藏的真实而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这不过是春天》里的厅长夫人是一个复杂矛盾的集合体，她的身上集聚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的虚荣心和隐蔽的自卑感的矛盾”。在性情上，她“冷起来跟水一样凉，热起来小命儿也忘个干净”；在精神上，她“样子做得很快活，像是哄得住人，哄得住自己，其实背后隐藏着隐痛得另一面”；在爱情上，她挚爱旧情人冯允平，对厅长丈夫厌恶至极，却又不愿弃之而去。因为，她不想“抛下眼前得荣华富贵，跟他私奔”。这纠结如麻的矛盾有一个最真实的社会原因就是她无法放弃优裕的生活，逃不开金钱的牢笼。在厅长夫人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曹禺《日出》中陈白露的影子。两个人都是因为旧日朋友的来访唤起了对于青春，梦想的回忆，却又都无法放弃眼前的生活，不仅是外在环境不允许，更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桎梏’了自己”。但两个人物形象又是不同的，陈白露是怀着“飞”的欲望独身来到现代大都市寻找理想，却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而且永远地“卖”给了大都市里的大旅馆，再也“回不去”了。而厅长夫人的理想她从来就没有勇气去追求，所以在厅长夫人的内心矛盾的冲突与对抗就会愈加强烈。作者通过人物内心冲突的戏剧冲突范型以平淡隽永的笔调逼真的描绘了厅长夫人内心复杂的矛盾纠葛，及与现实社会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感伤与灰暗
　　李健吾是一位虔诚的美的崇拜者，因为他的作品一直在执着于自然与美的追求，是追逐人性至真的书卷。在美的比照下，李健吾眼中的现实世界即使不全是丑的，至少也是俗的，不完美的，在乱石中发现美玉，诗化就成为他既关注现实，又脱离现实的关键一环，时间上的间离会让我们产生朦胧的感觉，让我们的心灵更加宽容、悲悯。李健吾说过：“我活着的勇气，一半从理想中提取，一半却也从人情里得到”。童年、童心是纯真、美丽的，以率真和单纯去体会世事的繁难，于是将希望洒向人间。柯灵说：“童心！我觉得这是一把开启李健吾作品和心灵的钥匙”，童年帮他保存了对至爱、至美的眷恋，营造出作品温情的基调、感伤的风格。
　　《青春》是一部典型的向童年回归的作品。作家在这里营造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在画中一对少年男女倾心相爱。在这部作品里，处处洋溢着青春的热情，羞涩，活力与纯情，在登场的人物中出现了几个天真的孩子，更加了些令人愉悦的气氛。小黑儿的胆小，小虎儿的憨直，田喜儿的跳跶，一个个形象栩栩如在眼前。开篇第一幕中就是田喜儿为给几个孩子偷书塾内的桃子而骑在墙上的场景。主人公内在的活力和自然外在背景取得了完美的契合，俨然一曲青春的牧歌。但是，在我们为之欢愉的同时，也总有隐隐的哀伤，为主人公的坎坷经历而痛苦，遥远童年的美好与苦楚在作者心中激起淡淡的哀愁。《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厅长夫人是一个任性妄为的贵妇人，她的生活虽富足安逸，但却精神空虚、浮糜，她渴望刺激与激情。旧日情人冯允平的到来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她为情人对己的念念不忘而兴奋与骄傲，但当她得知冯允平的到来并非为了看她，而是执行任务时，她的虚荣心大受打击，恼羞成怒，意欲揭发冯允平的革命行动进行报复，但最后终因爱情的力量而帮助冯允平逃离虎口，送他平安离去。厅长夫人在真情与虚荣的天平上摇摆，而最终倒向了真情一方，完成了其美好人性的复归，挽救了她灵魂的彻底堕落。但是，她最终也没有勇气放弃眼前的生活追随爱人而去，给作品留下了一个感伤的尾巴，定下了作品哀怨的调子。《这不过是春天》是作者对于美好初恋的回忆与哀悼，美丽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失掉了，作者倾注于文字间的感情是深深的眷恋，为整个作品加上了一丝淡淡的哀怨与遗憾。 　　三、诗人气质的抒情色调
　　李健吾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戏剧作家，其个人气质中的浪漫基调，铸就了其思想风格和创作实践的基本特质。体现在作品中，那些带有作者自我写照的主人公形象就是一个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十九世纪的浪漫余孽”怀着拳拳之心执着于心中理想的描绘与抒发。
　　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中，认为人性才是人类共通的真实而又永恒的东西，正是这一心理诱因，使李健吾找到了一个灵魂的寄托，而这又与他个人的浪漫气质集结在一起，使其剧作出现了人性的剖析与童年的回忆相互穿插影响的现象。作者在描绘童年家园的时刻，充分地抒发了其求美的浪漫气质，在追求人美的同时，更不忘美的背景、环境的衬托，从《这不过春天》中春花绽放的季节背景到《青春》中如诗如画的田园环境，作者尽其心智的描绘着人类理想的生存乐土，在美的环境中谈美的事物，始终洋溢一种浪漫的气息，《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冯允平与厅长夫人在开满桃花的庭院中谈论是海棠美还是桃花美，大自然中的美丽果实与美的人之间甜蜜的话语氛围相得益彰。
　　李健吾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形象多是温柔纯情的小家碧玉，虽然个性偏于软弱，却仍不失率真可爱，而男性主人公形象简直就是男性完美的代表。这些形象无一不是作者的化身，他们的身上浸润着作者的希望与理想。《贩马记》中的高振义为追求爱情而去关外贩马以期提高自身地位，在这过程中参加革命，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终于取得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取后，他的希望逐渐幻灭，但他并没有消极颓废，而是被“一个更深刻的思想”吸引着离开，“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这个‘思想’，为这死了也甘心”。高振义身上对理想执着追求的坚韧品格正是作者所欣赏与追逐的。又如《青春》中的田喜儿，他简直是个精灵，浑身上下透出一种原始的强力，洋溢着生命的滚滚热潮，一任它冲决那习俗的禁忌与道德的约束，礼教的堤防与羁绊。他欢快豪放，无所顾忌。这样一些形象无一例外都是作者诗人气质的外化。
　　李健吾的剧作语言生动凝练，性格化，又带点书斋气和俏皮的幽默，辞采细腻优美，华章读来满口生香，用如此优美酣畅的语言来构筑诗人理想的心灵家园，无疑也有助于作者清新感伤格调的确立。
　　参考文献：
　　[1]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柯灵.《李健吾剧作选》序言.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3]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简介：
　　张雅玲，女，辽宁大连人，硕士，辽宁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