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章娅，小名丫丫。那年，她15岁，我16岁。
　　我们家庭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她爸爸是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文革”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父母都是“黑帮”，家被抄过好几次。但她从来没有歧视过我，还帮我洗衣服，她爸爸妈妈对我也挺好，经常叫我去吃饭，在他们家住。那时，我们两小无猜，有点类似保尔和冬妮娅。
　　1969年3月，章娅突然失踪，我问她家里，他们拒绝告诉我。我问她的几个密友，她们也不知道。有一天，收到她从青岛的来信，原来，她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了兵。事后知道，是她家里觉得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采取措施断绝我们的往来。
　　知道章娅在青岛，我决心去找她。那时，父亲已经放回来，对我管得很厉害，总怕我学坏了。我决定先去太原，摆脱父亲的控制，再想办法去青岛。
　　太原有我两个小棋友——刘黎亭和张小弟，在成都参加全国少儿围棋比赛时认识的。我口袋里只有五元钱，不好找家里要，一路蹭车到了太原。
　　刘黎亭和张小弟的父亲，一个是山西省委的宣传部长，一个是组织部长，受到猛烈冲击，情况挺惨。我在两家之间来回住，和他们下下棋，有时，也和他们的父母聊聊天。
　　我把准备去青岛的想法，对刘黎亭、张小弟说了，他们表示愿意陪我一块去，我非常感动。
　　我们都没钱，怎么办？
　　他们瞒着父母，从家里拿了一点钱，我给家里打电报谎报有事，家里寄来十元钱。有了基本生活费，我们从太原开始扒车，一路上经历许多辛苦，多次被人家抓住，遭受侮辱、殴打，甚至被赶下车。
　　到了青岛，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就跟小流氓似的。
　　我们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东海舰队。人家当然不让我们进，我们只能打电话叫章娅出来。
　　过了一会儿，章娅穿着一身崭新的海军军装跑出来，劉黎亭和张小弟知趣地躲到—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
　　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章娅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
　　我一听，心凉了半截。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一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革命者的行列，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我下意识地朝旁边看了一眼，刘黎亭和张小弟还在不远的树底下。
　　最后，章娅对我说，部队的纪律很严，她出来的时间不能太长，然后问我有没有钱。她肯定猜到，我是自己跑出来的。当时，我的口袋里已经没钱，但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她的钱。
　　就这样，我们分了手。
　　我们三人买了五等舱，准备坐船去上海会一位棋友，然后扒车回北京。到了南京，我们就走不动了，此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真可谓“弹尽粮绝”。
　　没地方住，我们就在候车室里坐了一夜。
　　虽说是4月份，但夜里，天气有点冷，加上肚子饿，半夜，我们都醒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三人同时发现前边地上有15元钱，一开始，我们特别紧张，没敢马上去捡，先朝四周看看，确知没人注意，张小弟快速把钱捡起来。对我们三人来说，15元真是救了命，我们就是靠这15元钱，平安地回到北京。后来，张小弟为此写了一首诗，我也托他写文章，寻找失主，如果能找到，我们一定要重谢。
　　从青岛回来，我仍然没有死心，给章娅写信，可她从来不给我回信。我有一张她送我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我一直视如珍宝，藏在身边，每天晚上，我都放在枕头底下。
　　4月30日夜里，东华门派出所的一个民警突然闯入我家，要把我抓走。我问为什么，他说，过节了。
　　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认为我是不安定因素，我只能乖乖地跟着他走。临走前，他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章娅的照片，说：“哎哟，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
　　我和章娅两家所在地，属于同一个派出所，显然，他认识章娅。他那话的意思是，你这个小流氓，怎么会认识将军的女儿？
　　说着，他就把照片没收了。我愤怒至极，却无法说明这张照片对我的意义，只能看着唯一的纪念物从眼前消失。当晚，我被关在派出所一个小屋里。
　　第二天天一亮，派出所就把我放了，那张照片没有还，这是我唯一一张章娅的照片，以后再也没有了。
　　后来，我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仍然隔一个星期给章娅写一封信，她还是不回。知青精神空虚，谈恋爱成风，我始终没有谈过，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欲望，在我心里只有她。
　　那时，我很穷，工资被扣发，买邮票都成问题，我宁可少买一个馒头（那时，八分的邮票，可以买两个馒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她不理我，没有回过一封信，对我的刺激真是太大了。我终于明白，她看不上我，渐渐地，我也失去了信心，停止了写信。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路过她家的胡同口，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朝里面望上一眼，那里有我的初恋和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