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些政治学教科书上对分权论、分权制的介绍，过于简单，亦带有不同程度的说教味。所以我们对分权论和分权制的了解，也就不免失之简单、片面。《以权力制约权力》一书的出版，或可补此一缺了。
　　首先，该书追溯了分权论的理论源头，描述了现代意义上的分权论创立、完善和到达理论顶峰的过程，从而在理论上对分权论作了一个概述。古希腊城邦高度繁荣的民主政治生活哺育了“百科全书似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就已有了分权论的萌芽：“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因素，怎样才能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如果说亚翁是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提出分权设想的话，那么比他晚百年的波里比阿，则侧重于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发展了他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三种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必须相互制衡。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的分权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分权论的历史渊源。但在中世纪，他们的分权思想被忽视了，直到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反抗封建专制的有力工具时，才为人所重视。生活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受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的启发，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自己的分权论，现代意义上的分权学说，由此开始。稍后几十年，生活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孟德斯鸠，以“不分之权，便是专制”的执着信念，对分权进行了悉心的研究，于一七四八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从而给洛克提出的分权学说提供了完满的结构和形态。美国独立战争后，杰斐逊和潘恩，则在“洛克一孟德斯鸠分权和制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双重分权”学说(联邦政府和州分权，联邦政府、州政府又各分三权)，从而使分权论达到了理论的顶点。正如作者所说的，在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分权论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由兴起到发展，再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完成的历史脉胳，也迅速地完成了由提出、发展、完善，到达自身顶点的过程。”
　　接着，作者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四种分权模式：美国的总统制、英国的内阁制、法国的总统内阁制和瑞士联邦的委员会制。为使读者全面了解，作者不只介绍了四种模式各自的特点，还简略分析了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最后，作者阐述了自己对分权论，的特殊性质和历史命运的看法。对分权论的性质，他认为，以“社会契约论”和“性恶论”为理论前提的分权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由社会分工的极端化发展带来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内容，它执行着间接地为资本服务的任务。对分权制的历史命运，作者指出：分权制在由反抗封建专制的武器转变为捍卫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后，“行政权正逐步僭越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上，初露冲破三大平衡状态之端倪，资产阶级政党正愈益成为三大国家权力机关幕后的‘一体化向心力量’，也违反了分权论的初衷……分权制背离分权论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它开始走向堕落的过程”。
　　就这样，作者为研究而进行介绍，在介绍基础上进行研究，简明而又不失详细地回答了下列问题：分权论是怎样产生的？分权学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当代分权制有哪几种主要模式？应当怎样看待分权论和分权制的性质和地位？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贴“政治标签”的作法。在前言中，作者指出：“那些不是建筑于具体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极其精练的批判用语，除了导致某些僵死的、抽象的印象和观念以外，并不能多少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对分权论和分权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进行抽象的定性批判，而是结合历史，肯定了其在历史上反封建专制的功绩，结合现实，指出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的活力并没有消失，肯定了它们的合理因素和成分，从而对它们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当然，此书虽好，但也许是我们过于苛求吧，掩卷之余，我们仍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由于本书的副标题是“西方分权，论和分权制评述”，因此对于分权论和分权制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有何可借鉴之处，作者没有进一步研究。而我们以为这种研究相当重要。
　　
　　(《以权力制约权力》，朱光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