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英语的是张思锐老师，因为他的名字“思锐”和英文里的“ｔｈｒｅｅ”谐音，我们就私下里管他叫“张三”。这样称呼四十几岁的张ｓｉｒ并非不敬，相反，要是评选最受欢迎的老师，他一定是第一名。这正是鲁迅先生所言的“敬而昵之”。
　　张ｓｉｒ的气质像极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绅士，自信，傲慢，总是面带微笑。一年四季他都穿着质地考究的长西裤，热时是衬衫，凉时是西服，皮鞋擦得干干净净。拖着破凉鞋在校园里走的事是决不会发生在他身上的。
　　有着现代生活理念的张ｓｉｒ奉行“ｅｎｊｏｙｙｏｕｒｅｖｅｒｙｄａｙ”——享受每一天。他总是对我们说，不要天天埋在图书馆里面，不要天天拿个词汇表在那儿背。到郊外玩去，看电影去，上网冲浪去，ｔａｋｅｅａｓｙ，放轻松一点。
　　别的老师都苦心孤诣地对学生强调四级一定要好好考啊要考过８０分啊，张ｓｉｒ却笑眯眯地跟我们说四级考过６０分就行了，别那么使劲。这不是要我们不思进取，而是张ｓｉｒ教我们这些患得患失的年轻人要开朗豁达。他说英语能力的高低并不体现在考试成绩上，实际运用时的听与说更重要。
　　更多的时候，他和我们像朋友一样用英语对坐聊天。在他的课上想发言就直接说，不用举手，不用起立。他和我们无话不谈，谈世界杯谈塔利班谈中国的申奥和入世，也谈人生谈友谊谈爱情。总记得张ｓｉｒ关于爱的那番“过激”言论：Ｌｏｖｅｉ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ｙｏｕｃａｎｎｏｔｇｅｔｆｏｒｅｖｅｒ；ｉｆｙｏｕｇｅ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ａｎｙｍｏｒｅ．（爱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那种东西，一旦你得到了，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有一次，我看见张ｓｉｒ和他的儿子一起走在校园。那个孩子很胖很胖，走路大摇大摆，一副天塌下来都不怕的样子。而张ｓｉｒ就走在他的身边，神气地微仰着头，时不时抽一口右手上的香烟，嘴角挂着一丝笑意。
　　
　　二
　　
　　教基础写作的也是位姓张的老师。她是个小有名气的散文家，据说大学时是中文系的系花，如今尽管已是年过五十，依然风度翩翩，依稀可辨当年风采。
　　都说中文系毁才，只出理论家而出不了作家，张老师却从第一节课起就鼓励我们去做作家梦。她真诚地对我们说：“我羡慕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你们年轻，你们的未来无可限量。”
　　第一回的作业，她让我们随便写，只要写过３０００字就行。那时我们还处在８００字的应试作文水平，突然写３０００字真有些拿捏不住。我为了偷懒，找出一篇旧作硬拉成了三倍的长度。发下来后，张老师的批语是：水分太多，压缩到千字后可发表。后来那篇文章修改后当真发表了——那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张老师总是批评我们的文章学生腔，好堆砌辞藻，好显摆学问。开始我们不服气，等上完一学期张老师的散文研究课我们都改变了看法，文章也写得越发真切自然。印象深刻的是那次张老师比较诗歌、小说和散文的特点：情人节到了，诗人会送给情人一束玫瑰花，因为诗歌是热烈的；小说家会带着情人去享用一顿盛宴，因为小说是丰富的；散文家会送给情人一件衬衫，因为散文是平实的。
　　在图书馆翻阅报刊杂志时，常会翻出张老师写的一些东西。在今年的一期《美文》上，看到她以苍老的笔调写她中年的郁郁悲情，我也生出了白驹过隙的恍惚之感，竟一个人坐在阅览室的角落里潸然泪下。
　　
　　三
　　
　　教文艺理论的屈老师是个有名的女权主义者，一张坚毅自信的脸不施粉黛，最有特点的是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锐利如鹰。
　　屈老师的课非常好听，听她讲课是一种如沐春风般的享受。她讲《红楼梦》尤为精彩，一个个人物都被她分析得活泼泼的，是听了她的课以后我才平生第一次通读了《红楼梦》。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构“样板戏”，风趣处引得人开怀大笑，巧妙处让人拍案叫绝，激愤处又让人默然凝思。下课铃不知趣地响起时，我们总会特失落，要知道，屈老师是从不拖堂的。
　　如果有多的时间，屈老师会让我们对当天的课堂内容提问。基地班的同学胆子都很大，问题也多，常常和她争得不可开交。争论到了沸点的时候，已经没有老师学生之分了，有时冒失的我们还会有些过分的攻击性语言。但屈老师从不动怒，她一再强调她和我们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师生关系。
　　屈老师是那种思想犀利、个性分明的人，决不跟在潮流后面亦步亦趋。她在给我们讲卫慧棉棉这些新派女作家时，提及自己的一篇文章《献给女孩子们的欧陆风情》，里面的言辞幽默而又尖锐。她说：“汽车洋楼只是机械地复制别人的生活，得到满足的仅仅是虚荣心。真实而又真正地活着，应该首先融入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自尊和追求，保持道德的崇高。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曾在书店里看到屈老师主编的一本书，里面也收了她的文章。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屈老师一生没有生儿育女，这一点她一直深感遗憾。但她很疼爱她丈夫与前妻的女儿，她说她是没有经历分娩的阵痛却享有了母亲的快乐。
　　
　　四
　　
　　教古代文学的魏老师是众多老师中年纪最大的。这个精神矍铄的老头被我们一致评选为文学院“最有性格的老师”。
　　魏老师是地道的关中人，一进门就用陕西话向我们道歉：我不会说普通话。然后就让我们翻开文选看《诗经》。初听他用浓重的方言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我笑得差点一头磕死在课桌上。但是慢慢的，我听出了老师是深深沉湎于诗的意境中，他是真觉得这诗美，他是真爱这诗。习惯了他的方言后，我们发现魏老师学识渊博，幽默风趣，有老学究的顽固和傲骨。
　　国学学养极深的魏老师是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最瞧不起那些投机钻营蒙混度日的伪知识分子，谈起现在的学术腐败总是满腔义愤，言辞激烈。
　　他也经常批评我们看书看得太少，批评我们的心浮气躁。他常常写一黑板的参考书目来震慑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特渺小特浅薄。他有个上课前提问的习惯，你要是答上来了他就对你青睐有加；你要是没答上来他不是给你白眼而是看都不看你一眼，边摇头边丢出一句“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一年下来，他就没正眼看过我们几眼，光听见他的口头禅砸在我们的脸上。
　　魏老师衣着朴素，常穿一双过时的白球鞋，加上一口陕西腔，整个一关中老农的形像。我觉得他和《白鹿原》里的大儒朱先生神似。有个关于魏老师的段子在系里广为流传：他去逛书店，店员看这老头那一身打扮，误以为是清洁工，不礼貌地要赶他走。谁知这老头一下买了几百块钱的书，都是什么《〈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楚辞〉的文化阐释》之类的特深奥的书。付款时，店员羞愧难当。
　　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很冷。一天傍晚，我看见魏老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缓缓穿行在校园里。微微缩着脖子，灰白的头发落上了雪。他骑的是一辆矮矮的女式车，破破烂烂的随时有崩溃的危险。我不禁有些心酸，也有股莫名的感动。魏老师经过我身边时，我喊了声“老师好”，还不自觉地给他鞠了一躬。
　　任凭外面的世界多么浮华喧嚣，在大学里还有这样一些可爱可敬的教授学者，恪守一份淡泊的心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生桃李芬芳，自成一片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