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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遣使中国，在明朝时称使节为“朝天使”、在清朝时称“燕行使”，一褒一贬，折射的是朝鲜民族深深的优越感，全因“慕华”，对先进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追崇。
朝鲜半岛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半岛文明的外交对象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仅限于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日本列岛由于岛国根性，缺乏外扩的内在动力，近代之前，半岛文明的所有外部机遇或压力几乎都来自西、北方向的东亚大陆。
古代朝鲜民族经年血泪凝结的宝贵外交经验，可以总结为带有“慕华”情结的事大主义。附强是地缘特性决定的客观要求，慕华是国家建设决定的主观需求，两者兼备才是真正完整的事大主义。“事大主义”虽出自近代日本人的总结，但它长期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塑造了朝鲜民族的外交思维更是不争事实。
地缘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往来，远可追溯到箕氏朝鲜（东夷出身的商朝移民所建）时期，其后是汉人卫氏朝鲜，所据之地仅有半岛北部，西汉时设四郡管辖该地。而在半岛南部，存在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土著部落联盟，半岛称谓中的“韩”字从此而来。
在出现国家之前，朝鲜半岛的民族构成一直不稳定，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半岛经常性地成为大陆汉人和东北渔猎民族中失意者的避难所。这种民族迁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尤为活跃，与大陆的五胡之乱遥相呼应，至隋唐时乃止。
其间，半岛出现三大政权：肃慎–扶余人建立的高句丽与百济，前者据汉四郡故地，后者征服马韩占半岛西南;土著辰韩建立的新罗，吞并弁韩建立的六伽倻政权，领有半岛东南。是为半岛史上的三国时代。
三国当中，仅高句丽与大陆接壤，略有蠢动，立马被中原王朝重点“照顾”，甚至有过王都城破、王陵遭掘的惨遇。原本跨大陆、半岛运营的高句丽不得不迁都平壤，关注力转向半岛内部，对大陆则维持时恭时叛的现实主义外交。有高句丽顶压，新罗与百济有的是闲暇单挑，偶尔捅高句丽的刀子。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隋唐的介入和洗牌。
新罗瞅准时机，通过出色的外交运作与唐结盟，最终借唐军之手消灭了对手。战后，唐朝在新土设机构管辖，甚至在新罗设鸡林州都督府，欲行羁縻之事。新罗一场辛苦，不想替他人做嫁衣，于是奋起反抗。新罗实力不济，但恰逢唐朝外扩整体收缩及国防重心西移的有利时机，仍成为赢家，疆域推至大同江以南，至少将适合农耕的汉江平原和东南丘陵捏在手里;此后，见好就收，甘为藩属。
高句丽齿刚易折，新罗舌柔善存。依附强者原本就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更是半岛特殊地缘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抉择。
附强 慕华=事大主义
统一新罗选择全面效法唐朝，其存续时间也与唐朝相仿，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亦大同小异。在内，难拒地方豪族崛起;在外，契丹勃兴带来深重的边疆危机。
新罗最终毁于内乱，但分裂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就由建国于高句丽故地的王氏高丽终结。这一时段与中国的五代十国大约同期。
大陆自唐末起，草原民族崛起势难逆转，中原王朝钳制乏力，甚至于五代中唐、晋、汉均由突厥系沙陀族的河东军阀建立，后晋时契丹一度入主中原。宋朝一统后北方威胁长存，先契丹后女真，终灭于蒙古。大陆如此，半岛面临的局面也一样。
高丽秉持了新罗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但有别于新罗的阴柔之气，开国统治集团的地方武人属性赋予了高丽外交更多的刚性。这使得高丽在对北外交中表现極尽彪悍，将疆域拓展至今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南，但同时也频频惹来兵祸。
半岛战略纵深过小，战争经常发生在半岛本土，即便高丽有过几乎全歼入侵辽军的战绩，终归是得不偿失。况且，一旦超过国力可承受的阈值，无论主观意愿多么强硬，最后仍必须向现实低头。
对北战事也改变了高丽国内政治格局。高丽武人建国，但中期起效法宋朝，重文轻武，而对北战争频繁化、长期化，使得武人势力再度坐大。与蒙古的九次战争就发生在武人擅政时期，结局是武人政权覆灭，高丽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选择了全面降服。
相较于蒙古的其他已征服国，高丽端赖在蒙古的汗位争夺战中正确站队到胜者忽必烈一边，并两度参与征日之战，取得了蒙元信任，以及政治联姻的特殊待遇。附庸关系反噬国内政治，乃至整个高丽社会：贵族绕开国王去元廷走上层路线，民间以贡女贡宦为荣，不惜自阉求进。此时的高丽，国已不国，就像一个吃软饭的赘婿，或许能从老婆娘家蹭些冷羹剩饭，但人格无从谈起。
附强，本质是弱者牺牲主权换生存，一旦强者不强，弱者的反扑会来得更猛烈。当元朝深陷红巾起义泥潭，高丽恭愍王乘虚铲灭国内亲元派权贵，还开拓东北新土（今咸镜道北大部）。即便如此，高丽仍是大厦将倾、颓势难止。在内，因蒙元殖民社会割裂;在外，邻国都得罪了个遍。当明朝攻克大都，元廷北遁，高丽仍醉心于火中取栗。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忧心，发动政变推翻王氏，拥戴武将李成桂建立了新政权。
泪洒胡尘近百年，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旗号翻身的汉人，亟待再建文明自信，重构过去的朝贡宗藩体系，这对新生的李氏政权意味着机遇。李成桂果断选择倒向明朝，从明朝领受“朝鲜”国名，而同样得位不正的太宗李芳远，与明成祖朱棣更是惺惺相惜，两国的宗藩关系得以确立强化，朝鲜半岛国土也基本定格为今日疆域。
这一关系的高潮，是发生在16世纪末的抗日援朝战争，双方堪称血盟。然而，明朝因此边防力量受到削弱，最终被满清颠覆，朝鲜被迫沦为清朝的藩属。
李氏朝鲜是半岛史上第一个公开提出“事大交邻”外交理念，并进行体系化实践的政权，这也是凡涉及事大主义必提李氏朝鲜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不独朝鲜，新罗、高丽外交都是附强事大，只是没有理论化呈现，而随着高丽末期起中国朱子学在半岛的兴起，儒家“事大以礼、事小以仁”的外交理念至少在精英层深入人心。附强是事大，但事大不仅限于附强，还多了一味文明认同的“慕华”配方。
孟子曰：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高丽事辽金元、朝鲜事清，都是向现实妥协，但骨子里满心鄙夷。高丽尝自称“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但从无“有辽”“有金”，更常因杀害使者惹来兵灾。朝鲜遣使中国，在明朝时称使节为“朝天使”、在清朝时称“燕行使”，一褒一贬，折射的是朝鲜民族深深的优越感，全因“慕华”，对先进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追崇。 偭规越矩难善终
事大是常态，但遇到大陆改朝换代的剧变期，危机当前，总难免出现困极求变的偭规越矩之辈。而异端的下场，通常都不妙。
高丽有恭愍王，趁元廷深陷红巾起义泥潭不断“去蒙古化”操作，成功恢复了相当程度的国家独立，但外患稍去内忧难解，终不免遇弑身死。无独有偶，李氏朝鲜也出了个恭愍王式的悲情人物—第十六代国王光海君李珲。作为中华文明圈成员国的堂堂国主，身后连个正经谥号都没有的，朝鲜王朝史上唯二：另一个是乖戾无常、以酷刑笔祸闻名的暴君燕山君。能与燕山君并列齐名，足见当时朝鲜官方对光海君的态度。
壬辰倭乱导致人口减少1/6，大量熟练工匠被掳，耕地数量仅为战前1/3，全国军队不足3万，这就是光海君上位后面临的烂摊子。亲历倭乱的光海君深谙民情，开展“宣惠（大同）法”改革，此举本质是国家与大地主争夺劳动力、税源控制权，加上唯才是用的人事改革，国王与两班贵族日益对立。光海君最大政绩在于国防和外交。他与日本恢复邦交消除南方隐患，效法日本对军队进行火器化改革，兵员也升至近8万。
显然，朝鲜需要较长期的休养生息，但不得不卷入来自大陆的剧变。1616年，统一后的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与故主明朝分庭抗礼，让朝鲜的处境一下变得很尴尬。面对后金的招揽，光海君严守中立，不承认后金，但保持接触。这种平衡随着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主动攻击明朝而被打破。
动员令一下，明朝老朽的军事机器缓缓启动，其效能之低下令人咋舌。缺兵少饷、兵士逃亡，老大帝国拼尽老命只凑起八万多兵马，囊中羞涩，力求速战，责成朝鲜出兵助阵。
光海君早已洞悉明廷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也深知后金底细，更清楚自家斤两。他质疑明军的实力和“分路合击”策略，但朝鲜精英层一致认为，明军抗倭对朝鲜有全国再造之恩，出兵义不容辞，且盲目认定明军稳操胜券。在这种万夫所指的背景下，光海君派兵助阵。
萨尔浒战败，印证了光海君的先见之明：明金辽东易势。光海君面临的危险更重一层：出兵之前，他撇开群臣与援军统帅姜弘立“独对”，结合战时朝军的拖沓和战后未对姜追责，精英们深信战败全因光海君操纵，为的是报复明朝迟迟不肯册立他为王。
在充满情绪宣泄和道德否定的反对声浪中，心如死灰的光海君煎熬了4年，在“仁祖反正”中被废，流放多年后病死。
反正反正，先有拨乱，才有反正。既把光海君视作“乱”，那么只有反光海君之道而行之方为“正”。生长于宫闱的仁祖庸碌平平，是个儒家样板框造出来的模范生，适合做太平天子，但明清易代的乱世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尽管碍于现实不得不恢复光海君时部分内政政策，但其外交始终循规蹈矩，最终引来两次灾难性的满兵入侵，其本人也因三田渡出降的國耻而跻身“三大暗君”之列。
进入近代，“可附之强”和“可慕之华”多元化，全球化条件下的交通技术更大大降低地缘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程度。事大主义是历史，较长时间内还将存在，但其内涵和外延，以及未来存废，取决于现实操作，而非历史套路。
朝鲜半岛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半岛文明的外交对象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仅限于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日本列岛由于岛国根性，缺乏外扩的内在动力，近代之前，半岛文明的所有外部机遇或压力几乎都来自西、北方向的东亚大陆。
古代朝鲜民族经年血泪凝结的宝贵外交经验，可以总结为带有“慕华”情结的事大主义。附强是地缘特性决定的客观要求，慕华是国家建设决定的主观需求，两者兼备才是真正完整的事大主义。“事大主义”虽出自近代日本人的总结，但它长期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塑造了朝鲜民族的外交思维更是不争事实。
地缘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往来，远可追溯到箕氏朝鲜（东夷出身的商朝移民所建）时期，其后是汉人卫氏朝鲜，所据之地仅有半岛北部，西汉时设四郡管辖该地。而在半岛南部，存在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土著部落联盟，半岛称谓中的“韩”字从此而来。
在出现国家之前，朝鲜半岛的民族构成一直不稳定，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半岛经常性地成为大陆汉人和东北渔猎民族中失意者的避难所。这种民族迁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尤为活跃，与大陆的五胡之乱遥相呼应，至隋唐时乃止。
其间，半岛出现三大政权：肃慎–扶余人建立的高句丽与百济，前者据汉四郡故地，后者征服马韩占半岛西南;土著辰韩建立的新罗，吞并弁韩建立的六伽倻政权，领有半岛东南。是为半岛史上的三国时代。
三国当中，仅高句丽与大陆接壤，略有蠢动，立马被中原王朝重点“照顾”，甚至有过王都城破、王陵遭掘的惨遇。原本跨大陆、半岛运营的高句丽不得不迁都平壤，关注力转向半岛内部，对大陆则维持时恭时叛的现实主义外交。有高句丽顶压，新罗与百济有的是闲暇单挑，偶尔捅高句丽的刀子。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隋唐的介入和洗牌。
新罗瞅准时机，通过出色的外交运作与唐结盟，最终借唐军之手消灭了对手。战后，唐朝在新土设机构管辖，甚至在新罗设鸡林州都督府，欲行羁縻之事。新罗一场辛苦，不想替他人做嫁衣，于是奋起反抗。新罗实力不济，但恰逢唐朝外扩整体收缩及国防重心西移的有利时机，仍成为赢家，疆域推至大同江以南，至少将适合农耕的汉江平原和东南丘陵捏在手里;此后，见好就收，甘为藩属。
高句丽齿刚易折，新罗舌柔善存。依附强者原本就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更是半岛特殊地缘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抉择。
附强 慕华=事大主义
统一新罗选择全面效法唐朝，其存续时间也与唐朝相仿，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亦大同小异。在内，难拒地方豪族崛起;在外，契丹勃兴带来深重的边疆危机。
新罗最终毁于内乱，但分裂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就由建国于高句丽故地的王氏高丽终结。这一时段与中国的五代十国大约同期。
大陆自唐末起，草原民族崛起势难逆转，中原王朝钳制乏力，甚至于五代中唐、晋、汉均由突厥系沙陀族的河东军阀建立，后晋时契丹一度入主中原。宋朝一统后北方威胁长存，先契丹后女真，终灭于蒙古。大陆如此，半岛面临的局面也一样。
高丽秉持了新罗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但有别于新罗的阴柔之气，开国统治集团的地方武人属性赋予了高丽外交更多的刚性。这使得高丽在对北外交中表现極尽彪悍，将疆域拓展至今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南，但同时也频频惹来兵祸。
半岛战略纵深过小，战争经常发生在半岛本土，即便高丽有过几乎全歼入侵辽军的战绩，终归是得不偿失。况且，一旦超过国力可承受的阈值，无论主观意愿多么强硬，最后仍必须向现实低头。
对北战事也改变了高丽国内政治格局。高丽武人建国，但中期起效法宋朝，重文轻武，而对北战争频繁化、长期化，使得武人势力再度坐大。与蒙古的九次战争就发生在武人擅政时期，结局是武人政权覆灭，高丽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选择了全面降服。
相较于蒙古的其他已征服国，高丽端赖在蒙古的汗位争夺战中正确站队到胜者忽必烈一边，并两度参与征日之战，取得了蒙元信任，以及政治联姻的特殊待遇。附庸关系反噬国内政治，乃至整个高丽社会：贵族绕开国王去元廷走上层路线，民间以贡女贡宦为荣，不惜自阉求进。此时的高丽，国已不国，就像一个吃软饭的赘婿，或许能从老婆娘家蹭些冷羹剩饭，但人格无从谈起。
附强，本质是弱者牺牲主权换生存，一旦强者不强，弱者的反扑会来得更猛烈。当元朝深陷红巾起义泥潭，高丽恭愍王乘虚铲灭国内亲元派权贵，还开拓东北新土（今咸镜道北大部）。即便如此，高丽仍是大厦将倾、颓势难止。在内，因蒙元殖民社会割裂;在外，邻国都得罪了个遍。当明朝攻克大都，元廷北遁，高丽仍醉心于火中取栗。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忧心，发动政变推翻王氏，拥戴武将李成桂建立了新政权。
泪洒胡尘近百年，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旗号翻身的汉人，亟待再建文明自信，重构过去的朝贡宗藩体系，这对新生的李氏政权意味着机遇。李成桂果断选择倒向明朝，从明朝领受“朝鲜”国名，而同样得位不正的太宗李芳远，与明成祖朱棣更是惺惺相惜，两国的宗藩关系得以确立强化，朝鲜半岛国土也基本定格为今日疆域。
这一关系的高潮，是发生在16世纪末的抗日援朝战争，双方堪称血盟。然而，明朝因此边防力量受到削弱，最终被满清颠覆，朝鲜被迫沦为清朝的藩属。
李氏朝鲜是半岛史上第一个公开提出“事大交邻”外交理念，并进行体系化实践的政权，这也是凡涉及事大主义必提李氏朝鲜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不独朝鲜，新罗、高丽外交都是附强事大，只是没有理论化呈现，而随着高丽末期起中国朱子学在半岛的兴起，儒家“事大以礼、事小以仁”的外交理念至少在精英层深入人心。附强是事大，但事大不仅限于附强，还多了一味文明认同的“慕华”配方。
孟子曰：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高丽事辽金元、朝鲜事清，都是向现实妥协，但骨子里满心鄙夷。高丽尝自称“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但从无“有辽”“有金”，更常因杀害使者惹来兵灾。朝鲜遣使中国，在明朝时称使节为“朝天使”、在清朝时称“燕行使”，一褒一贬，折射的是朝鲜民族深深的优越感，全因“慕华”，对先进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追崇。 偭规越矩难善终
事大是常态，但遇到大陆改朝换代的剧变期，危机当前，总难免出现困极求变的偭规越矩之辈。而异端的下场，通常都不妙。
高丽有恭愍王，趁元廷深陷红巾起义泥潭不断“去蒙古化”操作，成功恢复了相当程度的国家独立，但外患稍去内忧难解，终不免遇弑身死。无独有偶，李氏朝鲜也出了个恭愍王式的悲情人物—第十六代国王光海君李珲。作为中华文明圈成员国的堂堂国主，身后连个正经谥号都没有的，朝鲜王朝史上唯二：另一个是乖戾无常、以酷刑笔祸闻名的暴君燕山君。能与燕山君并列齐名，足见当时朝鲜官方对光海君的态度。
壬辰倭乱导致人口减少1/6，大量熟练工匠被掳，耕地数量仅为战前1/3，全国军队不足3万，这就是光海君上位后面临的烂摊子。亲历倭乱的光海君深谙民情，开展“宣惠（大同）法”改革，此举本质是国家与大地主争夺劳动力、税源控制权，加上唯才是用的人事改革，国王与两班贵族日益对立。光海君最大政绩在于国防和外交。他与日本恢复邦交消除南方隐患，效法日本对军队进行火器化改革，兵员也升至近8万。
显然，朝鲜需要较长期的休养生息，但不得不卷入来自大陆的剧变。1616年，统一后的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与故主明朝分庭抗礼，让朝鲜的处境一下变得很尴尬。面对后金的招揽，光海君严守中立，不承认后金，但保持接触。这种平衡随着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主动攻击明朝而被打破。
动员令一下，明朝老朽的军事机器缓缓启动，其效能之低下令人咋舌。缺兵少饷、兵士逃亡，老大帝国拼尽老命只凑起八万多兵马，囊中羞涩，力求速战，责成朝鲜出兵助阵。
光海君早已洞悉明廷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也深知后金底细，更清楚自家斤两。他质疑明军的实力和“分路合击”策略，但朝鲜精英层一致认为，明军抗倭对朝鲜有全国再造之恩，出兵义不容辞，且盲目认定明军稳操胜券。在这种万夫所指的背景下，光海君派兵助阵。
萨尔浒战败，印证了光海君的先见之明：明金辽东易势。光海君面临的危险更重一层：出兵之前，他撇开群臣与援军统帅姜弘立“独对”，结合战时朝军的拖沓和战后未对姜追责，精英们深信战败全因光海君操纵，为的是报复明朝迟迟不肯册立他为王。
在充满情绪宣泄和道德否定的反对声浪中，心如死灰的光海君煎熬了4年，在“仁祖反正”中被废，流放多年后病死。
反正反正，先有拨乱，才有反正。既把光海君视作“乱”，那么只有反光海君之道而行之方为“正”。生长于宫闱的仁祖庸碌平平，是个儒家样板框造出来的模范生，适合做太平天子，但明清易代的乱世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尽管碍于现实不得不恢复光海君时部分内政政策，但其外交始终循规蹈矩，最终引来两次灾难性的满兵入侵，其本人也因三田渡出降的國耻而跻身“三大暗君”之列。
进入近代，“可附之强”和“可慕之华”多元化，全球化条件下的交通技术更大大降低地缘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程度。事大主义是历史，较长时间内还将存在，但其内涵和外延，以及未来存废，取决于现实操作，而非历史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