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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的身份非常有趣，她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而她现在却正式落脚北京皮村，全职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她新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的非虚构作品，企图让失语的女工有发声的机会。
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是2013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需要将手指形状的标签，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除了点名的时候，姓名在这里并不重要。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除非本来就是同乡或者朋友。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回到宿舍便蒙头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则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室友还是觉得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看书，她们一般会看电视剧。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以前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后来却决定回到中国，长期在北京一个名叫“工友之家”的机构任职，专门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工友之家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因为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和工人大学等，面向打工群体的组织和活动而为人所知。
决定去工厂的时候，吕途已经出版了“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新工人”这个名称并不是吕途的首创，在她的书里成为了对那些在城市打工群体的代称，并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但她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后来，第二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也很快面世。
除了写书，吕途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工友的社区建设中来。“工友”是打工群体相互之间的称呼。吕途参与到工人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专门为工友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教育。在工友之家，不定期参与组织文化活动的青年教师还有很多，但像吕途这样选择长期全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学者，除了她，还没有第二个。除了教学和研究，吕途在近两年还有了另外一个角色，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
今年，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讲述的是女工的故事。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現社会的样貌，并让它具有更强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吕途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时差”
吕途并不是真名。她本来姓林，为了写书，才专门起了这样一个笔名。“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则意味着总是在路上。事实上，她的生活轨迹也的确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不仅奔波于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总是分离与聚首，也穿过不同的阶层和人群，记录差异与命运，并试图消除误解与偏见。因为这些复杂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吕途坦言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四辈子”。
《女工传记》出版之后不久，吕途便又离开北京，回德国陪自己的两个女儿过圣诞节。两地之间相差7个时区，吕途还是有些不适应，这几天经常凌晨三四点就醒了。自从2008年回到中国以后，自己的生活就被分成了两半。每年的一大半时间里，她在工友之家上班，或是去其他城市的工厂做调查。调研和访谈全部结束之后，她便回德国待一段时间，转换身份，一边写作，一边陪两个女儿。
但相比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差问题又根本算不得什么。在没有做出选择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前的那些年，吕途的生活看起来很顺畅，后来过得也非常体面。但内心的时钟往往无法与外在的时刻表相协调，吕途总是想找到一个更理想的步调和节奏。
她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出生到读大学之间的17年，便是吕途的“第一辈子”。
1990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吕途选择留校任教，做了12年的大学老师，一直做到了副教授。期间，她在荷兰拿到了妇女与发展专业的硕士和发展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吕途参与过很多国际组织的扶贫项目，担任中方专家，几乎去过国内的所有省份。可是，她却觉得这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项目其实很“奇葩”。
每一次扶贫项目落实下来，吕途所在的专家队伍住在五星级饭店，需要出席地方领导组织的招待会，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经过了层层“关卡”之后，才终于到了村子里。当吕途对当地的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如何面对对方的双眼。她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别扭，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又能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2002年，吕途离开了中国农业大学，作为家属，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由于外交官的夫人被禁止在其任职国有任何正式工作，吕途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生活围着丈夫和女儿转。她还是觉得别扭，无法习惯自己的新身份。
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曾经的教室、田野和山村变成了如今的落地窗、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她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属性，有时候甚至会觉得痛苦。“当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衰竭，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母亲，我的能量越来越少。”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起初，吕途以为只有自己这样。去接孩子的时候，看到同样在外面等候的外交官太太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很多A-g跟自己一样不快乐。虽然名义上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也可以跟她们朝夕相处，可是她觉得那样的自己其实是残缺的。她想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跟女儿相处的时间会少一些，但那样的自己才是完整的，她才会在面对女儿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后来，由于丈夫工作任期到期也由于一些家庭情况的变化，吕途终于得以从全职太太的身份重回社会，在比利时最大的银行担任高管。出于自己之前专业的关系，也出于对中国女工问题的兴趣，她一直没有放下对这个领域的关注。2008年1月，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之一孙恒邀请她去任职。当时，工友之家已经搬到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条件非常艰苦。也许等十年以后吧，吕途想，而且那时候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就可以不用有任何顾虑了。但仅仅几个月后，吕途还是遵从了内心的想法，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员工。
正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吕途对皮村的生活条件以及周围同伴的一些习惯并不适应，在工作方法和态度上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相比于她在工作中的进展和收获，这些问题都成了小事。她将自己的“时差”倒了过来，周围的同事也开始慢慢地接受她。
为“新工人”立传
第一次跟工友之家结缘是在2003年。那一年，吕途博士毕业，担任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负责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农村女性与土地关系的，涉及婚姻和土地制度；另一个则与打工群体有关。这是她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身上，当时大家对这类群体的通行叫法是“农民工”。吕途联系上了工友之家的前身，当时还叫农友之家，位于肖家河，孙恒是其中的一位负责人。
孙恒有时会组织面向工友的文艺活动，在建筑工地的简陋舞台上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不觉得吕途和她的外国伙伴所做的研究有什么用处，自己也不出面，而是将吕途介绍给机构里的其他负责人，比如王德志。但那时候，王德志对吕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一个搞研究的呗，还带着印度人请我们吃过一次饭。”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觉得吕途这样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这样“野路子”出身的“土包子”毕竟是很不一样的。
吕途心里有些难过，当天就将孙恒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除了，但是她跟工友之家的缘分并没有因此中断。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工友之家的支持。后来到工友之家正式任职的时候，吕途开始继续对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打工子弟的教育等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些工作为后来的“中国新工人”系列打下了基础。
第一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出版于2013年。经过了大量的访谈之后，写作主题才开始清晰起来。吕途访谈了100多位工友，涉及了多个主题，包括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等。她在书里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庞大打工群体的集体迷失为代价的。他们夹在两种现实之间，许多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很多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待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是她对这种尴尬处境的概括。在这种艰难状况下，真正的觉醒显得尤为重要。
写《迷失与崛起》的时候，吕途还是按照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试图描绘出打工群体的整体生存图景。但到了写《文化与命运》的时候，吕途有意地减少了理论的分析，她希望那些普通的工友也可以读懂。“本来我以为自己的语言已经够朴素了，但其实里面还是学术化的思路，包括归纳和分析。”吕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还是觉得，首先得让工人能够看懂，至少愿意看，这样才有对话的基础。
到了写《女工传记》的时候，分析和总结被故事和对话所取代，她将自己的叙述比重降低到最低值，让女工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的采访对象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在国企工厂工作，在经济浪潮下，经历了下岗和再就业的种种波折。他们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曾是“主人”，但在后来的境遇中不断变成了边缘群体，没有了发声的通道。
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则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但年轻的一代呈现出比上一辈人更加自主和自我的特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在婚姻和就业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压力。
寻找家园
皮村的生活条件对于吕途来说并不容易适应。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每一天，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平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据王德志回忆，别人的屋子都比较随意，但是吕途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有“格调”。别人的家具都是二手货，而她屋子里的则是从宜家买的。
工作之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没日没夜，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也会互相大打出手。吕途对这样的行为会当面劝阻。不听劝的时候，吕途便直言对方不把她当自己人，他们的老婆劝阻的话可以听，自己的话却不在意。
看起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如果目标一致，这样的问题便不成困难。王德志名义上是吕途的领导，有时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常常会结合具体经验来处理一些问题，但她比较喜欢从理论的角度入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还是能够让大家力往一处使。吕途除了在理论上的知识储备，在性别意识上也会给周围的男同事以启发。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教师是她的老本行，只不过面对的不再是大学生，而是各行各业，其中大部分都是工友。工人大学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工人大学的房子非常破旧，屋子里烧了土暖气，但还是非常冷，吕途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许多工友会有各种困惑和疑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而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许多工友需要协调时间，专门来听课。后来，手機普及之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但课程未曾间断过。
工友小海是吕途的学生，本身是工友之家同心互惠商店的一名店员。来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后，小海也经常参加活动，才知道那个写书的吕途也在这里工作。他之前曾在苏州工业园打工，知道吕途在做自己这个群体的研究，后来也来到了苏州做调研。他在QQ上有吕途的联系方式，但并没有见过面。去年，小海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每周六都会定时参加吕途组织的微信群课堂。“像我这样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比较敏感，处于一个比较分裂的状态，在这里的工作和听课让我的这种焦虑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她近距离地与这些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本来大家对她都比较客气，按照她的真名叫她林老师，后来，距离近了，很多人开始改变称呼，叫她“林姐”。
2016年，吕途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园丁”。工友之家在工人大学附近租下了34亩果园，建设成了同心桃园，种下了1600棵桃树，收益被用来支撑工人大学营地的日常运营。吕途写完了《女工传记》初稿，有了更多的时间，便定期去园子里干活，“领养”了100棵小桃树。
小桃树一开始都是密植的，通过大量的浇水和施肥，来弥补因为空间密集而造成的营养缺失。但吕途不同意这样，她觉得即使结了桃子，也不会甜的，便坚持将密植的桃树分散开来。她在平谷见过很多果农在种植的过程中大量施肥和打药，结出的果子虽然又大又多，但没有什么甜味，最后又不得不将桃子低价成筐出售。
“这些年来，一直在推行所谓‘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大家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桃子是这样的结果，人也常常这样。转变的过程很难，但不直面痛苦，便没有未来。”吕途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吕途决定去苏州打工。那是2013年，她通过中介公司，拿到了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名字是别人的，年龄也比自己小十多岁。进入工厂之后，她被分到了夜班，从晚上8点一直工作到早上8点，工作内容是贴标签，需要将手指形状的标签，贴在电脑屏幕的前框上。除了点名的时候，姓名在这里并不重要。晚班车间里60个工人，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流，除非本来就是同乡或者朋友。
吕途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给亲友打电话，回到宿舍便蒙头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则用书做伪装，在本子上做记录。室友还是觉得奇怪，因为很少有人会看书，她们一般会看电视剧。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以前曾是留洋博士、大学副教授、外交官太太，多次担任国际项目的负责人，后来却决定回到中国，长期在北京一个名叫“工友之家”的机构任职，专门从事城市打工群体的研究。工友之家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因为打工文化博物馆、文学小组和工人大学等，面向打工群体的组织和活动而为人所知。
决定去工厂的时候，吕途已经出版了“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一部，名为《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新工人”这个名称并不是吕途的首创，在她的书里成为了对那些在城市打工群体的代称，并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但她觉得单纯做调研还不够，到生产线上亲身体验，或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后来，第二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也很快面世。
除了写书，吕途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工友的社区建设中来。“工友”是打工群体相互之间的称呼。吕途参与到工人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专门为工友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教育。在工友之家，不定期参与组织文化活动的青年教师还有很多，但像吕途这样选择长期全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青年学者，除了她，还没有第二个。除了教学和研究，吕途在近两年还有了另外一个角色，在工友之家承包的桃园中“领养”了100株桃树。
今年，第三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出版，讲述的是女工的故事。吕途采访了将近100名女工，选出了34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本身是最有力量的，我希望更好地去呈現社会的样貌，并让它具有更强大的分析背景和信息。”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故事的主人公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和地域，最年长的已经66岁，是吕途的一位女性亲属，最年轻的则只有23岁。她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北京、天津和苏州等地，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到如今的新工业园区。打工群体一直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而女工则是这个群体中更为弱势的一部分。吕途试图为她们作传，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
“时差”
吕途并不是真名。她本来姓林，为了写书，才专门起了这样一个笔名。“吕”来自她母亲的姓氏，“途”则意味着总是在路上。事实上，她的生活轨迹也的确如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不仅奔波于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总是分离与聚首，也穿过不同的阶层和人群，记录差异与命运，并试图消除误解与偏见。因为这些复杂的生活与工作经历，吕途坦言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四辈子”。
《女工传记》出版之后不久，吕途便又离开北京，回德国陪自己的两个女儿过圣诞节。两地之间相差7个时区，吕途还是有些不适应，这几天经常凌晨三四点就醒了。自从2008年回到中国以后，自己的生活就被分成了两半。每年的一大半时间里，她在工友之家上班，或是去其他城市的工厂做调查。调研和访谈全部结束之后，她便回德国待一段时间，转换身份，一边写作，一边陪两个女儿。
但相比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差问题又根本算不得什么。在没有做出选择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前的那些年，吕途的生活看起来很顺畅，后来过得也非常体面。但内心的时钟往往无法与外在的时刻表相协调，吕途总是想找到一个更理想的步调和节奏。
她出生于1968年，从小在吉林长春长大，父亲在报社工作，母亲是老师。从出生到读大学之间的17年，便是吕途的“第一辈子”。
1990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吕途选择留校任教，做了12年的大学老师，一直做到了副教授。期间，她在荷兰拿到了妇女与发展专业的硕士和发展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吕途参与过很多国际组织的扶贫项目，担任中方专家，几乎去过国内的所有省份。可是，她却觉得这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项目其实很“奇葩”。
每一次扶贫项目落实下来，吕途所在的专家队伍住在五星级饭店，需要出席地方领导组织的招待会，从省里到市里，再到县里，经过了层层“关卡”之后，才终于到了村子里。当吕途对当地的农民进行访谈的时候，几乎不知道如何面对对方的双眼。她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别扭，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又能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2002年，吕途离开了中国农业大学，作为家属，与身为欧盟外交官员的丈夫一起去了印度尼西亚。由于外交官的夫人被禁止在其任职国有任何正式工作，吕途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生活围着丈夫和女儿转。她还是觉得别扭，无法习惯自己的新身份。
雅加达的生活安稳而舒适，曾经的教室、田野和山村变成了如今的落地窗、后花园和游泳池，一切琐事都有佣人负责，她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本的社会属性，有时候甚至会觉得痛苦。“当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在衰竭，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母亲，我的能量越来越少。”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起初，吕途以为只有自己这样。去接孩子的时候，看到同样在外面等候的外交官太太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很多A-g跟自己一样不快乐。虽然名义上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也可以跟她们朝夕相处，可是她觉得那样的自己其实是残缺的。她想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跟女儿相处的时间会少一些，但那样的自己才是完整的，她才会在面对女儿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后来，由于丈夫工作任期到期也由于一些家庭情况的变化，吕途终于得以从全职太太的身份重回社会，在比利时最大的银行担任高管。出于自己之前专业的关系，也出于对中国女工问题的兴趣，她一直没有放下对这个领域的关注。2008年1月，工友之家的负责人之一孙恒邀请她去任职。当时，工友之家已经搬到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条件非常艰苦。也许等十年以后吧，吕途想，而且那时候孩子们都长大了，她就可以不用有任何顾虑了。但仅仅几个月后，吕途还是遵从了内心的想法，成为了北京工友之家的一名员工。
正如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吕途对皮村的生活条件以及周围同伴的一些习惯并不适应，在工作方法和态度上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相比于她在工作中的进展和收获，这些问题都成了小事。她将自己的“时差”倒了过来，周围的同事也开始慢慢地接受她。
为“新工人”立传
第一次跟工友之家结缘是在2003年。那一年，吕途博士毕业，担任一个亚洲社会运动研究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负责两个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农村女性与土地关系的，涉及婚姻和土地制度；另一个则与打工群体有关。这是她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打工群体身上，当时大家对这类群体的通行叫法是“农民工”。吕途联系上了工友之家的前身，当时还叫农友之家，位于肖家河，孙恒是其中的一位负责人。
孙恒有时会组织面向工友的文艺活动，在建筑工地的简陋舞台上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不觉得吕途和她的外国伙伴所做的研究有什么用处，自己也不出面，而是将吕途介绍给机构里的其他负责人，比如王德志。但那时候，王德志对吕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就一个搞研究的呗，还带着印度人请我们吃过一次饭。”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觉得吕途这样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这样“野路子”出身的“土包子”毕竟是很不一样的。
吕途心里有些难过，当天就将孙恒的手机号从通讯录里删除了，但是她跟工友之家的缘分并没有因此中断。2007年到2008年，吕途经常回国参与一个服务家政女工的项目，叫“社区姐妹行”，得到了工友之家的支持。后来到工友之家正式任职的时候，吕途开始继续对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打工子弟的教育等进行调研，撰写报告，这些工作为后来的“中国新工人”系列打下了基础。
第一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出版于2013年。经过了大量的访谈之后，写作主题才开始清晰起来。吕途访谈了100多位工友，涉及了多个主题，包括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和拆迁问题等等。她在书里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庞大打工群体的集体迷失为代价的。他们夹在两种现实之间，许多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很多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待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是她对这种尴尬处境的概括。在这种艰难状况下，真正的觉醒显得尤为重要。
写《迷失与崛起》的时候，吕途还是按照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试图描绘出打工群体的整体生存图景。但到了写《文化与命运》的时候，吕途有意地减少了理论的分析，她希望那些普通的工友也可以读懂。“本来我以为自己的语言已经够朴素了，但其实里面还是学术化的思路，包括归纳和分析。”吕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还是觉得，首先得让工人能够看懂，至少愿意看，这样才有对话的基础。
到了写《女工传记》的时候，分析和总结被故事和对话所取代，她将自己的叙述比重降低到最低值，让女工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的采访对象生于20世纪50年代，曾在国企工厂工作，在经济浪潮下，经历了下岗和再就业的种种波折。他们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曾是“主人”，但在后来的境遇中不断变成了边缘群体，没有了发声的通道。
那些到城市里打工的女性则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存境况，在社会保障、性别关系等问题上往往处于弱势。但年轻的一代呈现出比上一辈人更加自主和自我的特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在婚姻和就业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多压力。
寻找家园
皮村的生活条件对于吕途来说并不容易适应。城中村的环境跟城市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每一天，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起风的时候，街道上时常伴有沙尘。宿舍里烧土暖气，也不能经常洗澡。厕所味道很大。
吕途想要在这里做研究，首先要跟同事和工友打成一片，但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平时住在一起，每个人一个小房间。据王德志回忆，别人的屋子都比较随意，但是吕途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有“格调”。别人的家具都是二手货，而她屋子里的则是从宜家买的。
工作之余，吕途会跟大家一起聚餐。几个男同事比吕途年纪小一点，高兴的时候，喜欢喝酒，但喝起来没有限制，没日没夜，也不分中午和晚上。有时候喝大了，话不投机，也会互相大打出手。吕途对这样的行为会当面劝阻。不听劝的时候，吕途便直言对方不把她当自己人，他们的老婆劝阻的话可以听，自己的话却不在意。
看起来，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造内心的理想家园似乎难上加难。但吕途觉得，如果目标一致，这样的问题便不成困难。王德志名义上是吕途的领导，有时候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常常会结合具体经验来处理一些问题，但她比较喜欢从理论的角度入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还是能够让大家力往一处使。吕途除了在理论上的知识储备，在性别意识上也会给周围的男同事以启发。
除了做研究，吕途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参与工人大学的教学工作，身份是总辅导员。教师是她的老本行，只不过面对的不再是大学生，而是各行各业，其中大部分都是工友。工人大学的正式称呼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是工友之家在北京平谷区租下的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园，距离北京市区70公里。
工人大学的房子非常破旧，屋子里烧了土暖气，但还是非常冷，吕途专门做了很厚的棉被和褥子。许多工友会有各种困惑和疑虑，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来到工人大学，希望得到答案。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而吕途则会对他们的问题进行阐发，并给出建议。许多工友需要协调时间，专门来听课。后来，手機普及之后，授课方式发生了转变，由远程和面授共同组成。吕途有时在外地做调研，或是回欧洲居住，但课程未曾间断过。
工友小海是吕途的学生，本身是工友之家同心互惠商店的一名店员。来到工友之家工作之后，小海也经常参加活动，才知道那个写书的吕途也在这里工作。他之前曾在苏州工业园打工，知道吕途在做自己这个群体的研究，后来也来到了苏州做调研。他在QQ上有吕途的联系方式，但并没有见过面。去年，小海报名参加了工人大学，每周六都会定时参加吕途组织的微信群课堂。“像我这样以前在工厂里打工，比较敏感，处于一个比较分裂的状态，在这里的工作和听课让我的这种焦虑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对吕途来说，在工人大学授课其实也是做调研的一种方式，她近距离地与这些工友接触，了解他们的困惑和感受。本来大家对她都比较客气，按照她的真名叫她林老师，后来，距离近了，很多人开始改变称呼，叫她“林姐”。
2016年，吕途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园丁”。工友之家在工人大学附近租下了34亩果园，建设成了同心桃园，种下了1600棵桃树，收益被用来支撑工人大学营地的日常运营。吕途写完了《女工传记》初稿，有了更多的时间，便定期去园子里干活，“领养”了100棵小桃树。
小桃树一开始都是密植的，通过大量的浇水和施肥，来弥补因为空间密集而造成的营养缺失。但吕途不同意这样，她觉得即使结了桃子，也不会甜的，便坚持将密植的桃树分散开来。她在平谷见过很多果农在种植的过程中大量施肥和打药，结出的果子虽然又大又多，但没有什么甜味，最后又不得不将桃子低价成筐出售。
“这些年来，一直在推行所谓‘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大家好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桃子是这样的结果，人也常常这样。转变的过程很难，但不直面痛苦，便没有未来。”吕途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