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20世纪30年代来说，还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实践论》都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哲学的成就凸显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同时，也给贬抑毛泽东思想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实践论》的质疑由国外波及到国内，最强音莫过于认为“实践论”沿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框架，贬损“实践论”的理论独创性，从而动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的在继承原生状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合法性、正统性。如果仅仅抓住那段历史的表层现象和哲学的本本，这个论点似乎很能站得住脚。其一，自苏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最初范本确实来自于苏俄的“二手材料”，而且这种间接的认知还是极其有限和片面的；其二，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在青年时期就受到了各种包括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等非正统思潮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毛泽东甚至没有党内很多其他同志那样的赴俄进修的经历；其三，毛泽东的包括《实践论》与《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确实成稿于认真研读西洛科夫等人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等教科书之后，与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结构与内容上具有一致性，甚至它们的一些章节亦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四，考虑到《实践论》的直接创作目的就是为了在抗体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课程，对现有苏俄理论家的哲学体系与论述方式，也是讲稿形成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