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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指出：“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发挥纪律的正面引导和防范警戒作用，对于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纪律是保证组织有序运行的规则。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强规范型政党，主张以严格的纪律保障党组织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加强纪律建设一直处于重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多次强调纪律对于建党的关键作用。列宁则最早提出了“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工农红军中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纪律要求，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是将“纪律”视为“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之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地将党的纪律挺在前面，严肃地强调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和经验，更源自当前党内违纪问题的多发与变化。
在一些人看来，加强纪律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确，严明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的问题，因为任何时候松懈纪律都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革命战争年代与反革命势力生死对峙的环境下，不要说违反纪律了，即使纪律执行稍有一点马虎和疏忽，都可能对党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对共产党员带来生命危险。正因为如此，那时全党的纪律观念比较坚固。党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摆在共产党员面前的生死考验不太常见了，因此，纪律观念容易淡薄，特别是执政时间越长，思想越容易麻痹，总以为不遵守纪律无碍大事。更为危险的是，有的甚至认为纪律是束缚、是限制自由，渲染“纪律松绑”、“去纪律化”。这样的想法极端错误。这种情形，它对严明党的纪律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就在党中央不断强调遵守纪律的同时，无视党纪党规的现象却不断出现，违纪违规现象呈现出多发、多样、多变的特征。
新《准则》突出强调了党的政治纪律。近年来党内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的现象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十分尖锐地对党内违纪违规现象作了揭露：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收买人心、拉动选票；封官许愿、弹冠相庆；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尾大不掉、妄议中央。容忍这些现象就会对党的肌体带来严重侵蚀。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分缕析地针对党内诸多违纪现象，开出了违反党纪的负面清单。政治纪律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发表危害党的言论。党章规定了党员有反映不同意见的权利，并同时明确了反映的方式和途径。不依照规定程序和方式反映问题的、或者是表达的观点、宣传的意见与党的政治主张相背离的，制造与传播政治谣言的，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是保证党一切工作的基础，任何情况都不能成为分离党、分裂党的理由和借口。目前党组织中存在着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政治生活“江湖化”，党内同志互称“兄弟”、“老板”、“老大”等状况，本质上都是表面的和气团结，而实则是利益的交换和小团伙对组织整体的分离，反映的是党员干部对党纪党规的漠视及对理想信念的丧失。如秘书帮、山西帮等，就是党内拉山头、搞团伙等等就是典型代表。三，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有些地方党员领导干部，以地区特殊性、行业特殊性等种种理由，拒不执行或故意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还有的党员干部对于党的政策和规定，采取“选择性执行”，即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四，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抵制。在领导集体内部“你好我好”，害怕伤了感情、破坏团结；在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中，搞放任和无原则，一团和气。疏于监督和批评的党组织是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团结同志的。不指出问题就不能整改问题、不责任到人就不能治病救人，放任的结果只能带来病灶的恶化。五，精神缺“钙”，党员甚至参加迷信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决定了其成员除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外再无其他信仰，党员干部信奉封建迷信从表层看是知识的匮乏和理性的丧失，但实质是理想信念的丧失。近年来，一些网络上曝出的“大师”，正是看中了党员干部的这种心理，投其所好，利用一些伎俩为腐败官员提供“希望的满足”。而一旦这种联系建立之后，这个小型的人际关系网络便又开始向外繁殖扩张，将那些希望借助于权力关系的人缠裹其中，从而形成一张利益交换的腐败网。
发挥纪律严明的优势，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提供约束性条件，是党工作的宝贵经验。因此，在老《准则》中，已经有了关于纪律的明确要求。但对比新老《准则》，可以发现：一，新老《准则》所处时代背景与面临具体问题具有明显的差异。老《准则》制定和颁布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特殊时期，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因而，包括“纪律”内容在内的通篇细则围绕着“保证党的团结统一”这个中心。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生活刚刚拨乱反正，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派性分裂活动等对党和国家的挑战，党在纪律建设上面对的问题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多样，对于党的纪律的认识以及出现的问题所呈现的危害程度不像今天这样紧迫。新形势下，对违反党纪党规需要做出内容、程度上的划分，以确保用纪律这把标尺全面从严治党。二，新《准则》对于党的纪律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老《准则》中，“纪律”一词共出现18处。其中，第三章“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纪律约束”中出现了8处，总论中出现了2处，余下8处散落于其余各章之中。相比较新《准则》，老《准则》的纪律表述并未将纪律作出详细区分。新《准则》中“纪律”一词出现27处，“政治纪律”作为党的六项纪律之一被重点强调，指出“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并具象化了政治纪律的规定与要求。这些具体的要求中，既包括“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守国家秘密”、“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根绝派性”、“讲真话、不做两面人”等规定，还增加了“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新要求。这些变化表明，随着新时期党的政治生活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党对于党纪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通过对违纪违规现象的内容、程度进行归纳和区分，将党的纪律建设落到实处。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的纪律建设，发挥党纪党规的引导、约束作用，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良序发展，应该抓好三方面的逻辑关系：一是关键少数和覆盖全面的关系，即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无条件遵守“四个服从”与“五个必须”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更应成为纪律的严格遵守者、执行者与监督者。二是奖惩兼备的关系。纪律不仅是为了惩罚而存在，而是根据规则，导之以善，避之于恶。对于严格遵守党纪、维护党纪的好组织和好党员，应该予以奖励和保护，对于违犯党纪、包庇违纪的组织和党员必须予以严格惩处；三是把握好政治纪律和其他纪律的关系。在所有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既是底线又是高压线，既是源头又会成为结果。因而，在党的六大纪律之中，必须根据不断变幻的外部环境分析政治纪律的内涵和外延，牢牢抓紧政治纪律这根中轴线，以中心带周边，把刚性的纪律发挥到最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及各项事业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徐国栋）
纪律是保证组织有序运行的规则。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强规范型政党，主张以严格的纪律保障党组织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加强纪律建设一直处于重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多次强调纪律对于建党的关键作用。列宁则最早提出了“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工农红军中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纪律要求，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更是将“纪律”视为“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之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地将党的纪律挺在前面，严肃地强调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之所以如此，既在于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和经验，更源自当前党内违纪问题的多发与变化。
在一些人看来，加强纪律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确，严明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的问题，因为任何时候松懈纪律都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革命战争年代与反革命势力生死对峙的环境下，不要说违反纪律了，即使纪律执行稍有一点马虎和疏忽，都可能对党组织带来毁灭性打击，对共产党员带来生命危险。正因为如此，那时全党的纪律观念比较坚固。党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摆在共产党员面前的生死考验不太常见了，因此，纪律观念容易淡薄，特别是执政时间越长，思想越容易麻痹，总以为不遵守纪律无碍大事。更为危险的是，有的甚至认为纪律是束缚、是限制自由，渲染“纪律松绑”、“去纪律化”。这样的想法极端错误。这种情形，它对严明党的纪律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就在党中央不断强调遵守纪律的同时，无视党纪党规的现象却不断出现，违纪违规现象呈现出多发、多样、多变的特征。
新《准则》突出强调了党的政治纪律。近年来党内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的现象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十分尖锐地对党内违纪违规现象作了揭露：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收买人心、拉动选票；封官许愿、弹冠相庆；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尾大不掉、妄议中央。容忍这些现象就会对党的肌体带来严重侵蚀。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分缕析地针对党内诸多违纪现象，开出了违反党纪的负面清单。政治纪律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发表危害党的言论。党章规定了党员有反映不同意见的权利，并同时明确了反映的方式和途径。不依照规定程序和方式反映问题的、或者是表达的观点、宣传的意见与党的政治主张相背离的，制造与传播政治谣言的，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是保证党一切工作的基础，任何情况都不能成为分离党、分裂党的理由和借口。目前党组织中存在着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政治生活“江湖化”，党内同志互称“兄弟”、“老板”、“老大”等状况，本质上都是表面的和气团结，而实则是利益的交换和小团伙对组织整体的分离，反映的是党员干部对党纪党规的漠视及对理想信念的丧失。如秘书帮、山西帮等，就是党内拉山头、搞团伙等等就是典型代表。三，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有些地方党员领导干部，以地区特殊性、行业特殊性等种种理由，拒不执行或故意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还有的党员干部对于党的政策和规定，采取“选择性执行”，即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四，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抵制。在领导集体内部“你好我好”，害怕伤了感情、破坏团结；在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中，搞放任和无原则，一团和气。疏于监督和批评的党组织是难以有效开展工作、团结同志的。不指出问题就不能整改问题、不责任到人就不能治病救人，放任的结果只能带来病灶的恶化。五，精神缺“钙”，党员甚至参加迷信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决定了其成员除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外再无其他信仰，党员干部信奉封建迷信从表层看是知识的匮乏和理性的丧失，但实质是理想信念的丧失。近年来，一些网络上曝出的“大师”，正是看中了党员干部的这种心理，投其所好，利用一些伎俩为腐败官员提供“希望的满足”。而一旦这种联系建立之后，这个小型的人际关系网络便又开始向外繁殖扩张，将那些希望借助于权力关系的人缠裹其中，从而形成一张利益交换的腐败网。
发挥纪律严明的优势，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提供约束性条件，是党工作的宝贵经验。因此，在老《准则》中，已经有了关于纪律的明确要求。但对比新老《准则》，可以发现：一，新老《准则》所处时代背景与面临具体问题具有明显的差异。老《准则》制定和颁布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特殊时期，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因而，包括“纪律”内容在内的通篇细则围绕着“保证党的团结统一”这个中心。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生活刚刚拨乱反正，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来自于无政府主义、派性分裂活动等对党和国家的挑战，党在纪律建设上面对的问题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多样，对于党的纪律的认识以及出现的问题所呈现的危害程度不像今天这样紧迫。新形势下，对违反党纪党规需要做出内容、程度上的划分，以确保用纪律这把标尺全面从严治党。二，新《准则》对于党的纪律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为丰富的认识。老《准则》中，“纪律”一词共出现18处。其中，第三章“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加强党的纪律约束”中出现了8处，总论中出现了2处，余下8处散落于其余各章之中。相比较新《准则》，老《准则》的纪律表述并未将纪律作出详细区分。新《准则》中“纪律”一词出现27处，“政治纪律”作为党的六项纪律之一被重点强调，指出“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并具象化了政治纪律的规定与要求。这些具体的要求中，既包括“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守国家秘密”、“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根绝派性”、“讲真话、不做两面人”等规定，还增加了“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新要求。这些变化表明，随着新时期党的政治生活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党对于党纪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通过对违纪违规现象的内容、程度进行归纳和区分，将党的纪律建设落到实处。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的纪律建设，发挥党纪党规的引导、约束作用，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良序发展，应该抓好三方面的逻辑关系：一是关键少数和覆盖全面的关系，即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无条件遵守“四个服从”与“五个必须”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更应成为纪律的严格遵守者、执行者与监督者。二是奖惩兼备的关系。纪律不仅是为了惩罚而存在，而是根据规则，导之以善，避之于恶。对于严格遵守党纪、维护党纪的好组织和好党员，应该予以奖励和保护，对于违犯党纪、包庇违纪的组织和党员必须予以严格惩处；三是把握好政治纪律和其他纪律的关系。在所有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既是底线又是高压线，既是源头又会成为结果。因而，在党的六大纪律之中，必须根据不断变幻的外部环境分析政治纪律的内涵和外延，牢牢抓紧政治纪律这根中轴线，以中心带周边，把刚性的纪律发挥到最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及各项事业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徐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