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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甘老的回忆，就像打开了一座丰富的宝库。即使到如今，60年过去了，甘老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如数家珍。让我们满怀敬意，静静地，听他娓娓道来。
在《晋绥日报》受到毛主席接见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总结，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基本问题。此后该文收录于《毛选》第四卷。
1948年，陕北胜局已定，中共中央决定中央领导机关东移华北，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从陕北出发，去西柏坡途中必经晋绥地区。晋绥地区当时正在全力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4月1日，陆定一来看望《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大多数《晋绥日报》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就提出想要见毛主席，陆定一就把我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毛泽东。
4月2日，毛主席就来会见了《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一部分编辑人员。他坐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土制沙发上，对面就坐着我们编辑部的不到二十个人。当时编辑部人员在本子上提了很多问题给毛主席，他一看就说：“唉哟，这些问题估计得回答半天吧。”就把问题放到一边，问我们最近中央新发的“纠偏”文件看到没有，我们回答说还没看见。他马上就对在旁边的贺龙和陆定一说，我们在陕北发了很多文件，报纸的编辑记者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因此他的谈话就从这个话头开始了，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甚至要敌人知道。党的政策必须最快传达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执行正确的政策。”
接管国民党中央社旧址
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于1924年4月1日在广州成立，后迁至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总社先后迁至汉口、重庆。1949年11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当时，中央社人员已经四散逃走，中央抽调人员接收了中央社的旧址，并在原址上建立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
中央社是国民党中央的通讯社，等同于我们的新华社。我们1949年去重庆就把国民党最高的新闻机构接管了。
1949年上半年，我还在山西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忽然中央来了调令，要从晋绥解放区调几十个干部。那时正向大西南进军，要组建队伍，也需要懂财经和新闻等各领域的干部，到湖南常德去向西南局报到，我就是新闻工作者其中之一。刘邓大军从一个与四川、贵州、湖南三省交界的叫茶洞的地方一路打到重庆。解放了重庆，我们就去接管国民党的新闻社——中央社。中央社的位置在两路口的街上，是一个四层的楼房，重庆是山城，路面的起伏很大，所以临街看，这栋楼只有一层，但其实有三层隐藏在石坡下面。国民党从重庆撤退以后，中央社大楼里的编辑记者早已跑得一个不剩，只留下几个勤杂人员。里面也根本没有什么电台和设备了，只剩下一幢空房子。
我们就在这幢空房子里成立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下辖管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贵州五个分社，几十个记者。我当时是任西南总分社的采编部主任。我们在这幢大楼里安装了带来的电台，管理西南各个分社，收发各个分社的电文。
采访重庆11·27大屠杀现场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入川部队以破竹之势直捣西南首府——重庆。11月14日，毛人凤由台湾飞渝，召集二处处长徐远举，下达了对白公馆、渣滓洞实行大屠杀的命令。11月27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
国民党从重庆撤退的时候，下令把当时关押在重庆的政治犯通通杀掉。11月27日那天下午，重庆所有几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都进行了大屠杀，并放火将尸体烧掉。集中营里好几百人被杀害了。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初，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吓了一大跳，“这还得了!”于是，我立即决定亲自去现场采访，要向全世界公布蒋介石这一罪行。
当时的政治犯主要被关在三个地方：渣滓洞、白公馆和戴公祠。我对这些地方毫不熟悉，急于要找一个熟悉那些监狱的人带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自己主动来找我，说他可以带路，他过去就被关押在白公馆里面。他为什么能够跑出来?因为他有一个哥哥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因此没马上杀他，他乘隙就从白公馆跑了出来。这个当时的小青年就是罗广斌，也就是后来《红岩》的作者之一。
我来到渣滓洞的现场，看见了屠杀后留下的惨状。特务们到每一牢房，先用机枪扫射，之后再进屋一个一个对着尸体补枪，不放过任何一个，最后再放一把火烧掉。那个惨状啊!一个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白公馆发生屠杀时，一部分犯人乘乱跑掉了，罗广斌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大多数还是没能逃过敌人的毒手。我到达现场时，尸体基本上都用白布裹起来了。还有些关押在城内的政治犯，半夜通知他们搬家，从城里的监狱被拉到歌乐山下的松林坡。当车子开到树林里时，特务叫他们下车。之后，敌人对他们一阵机枪扫射。里面女同志很多，她们随身的物品都四散在地上，一片狼藉。遇害的人中也有的根本不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们根本懒得区分，都残忍地将他们杀害了。
第一个报道杨虎城将军被杀真相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关了八年。1949年9月，蒋介石下达杀杨命令。之后，杨虎城被告知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一进戴公祠就被特务杀害。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同年，将杨虎城迁葬于西安城南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杨虎城是怎么被害的?杨虎城本来被关押在贵州的息烽集中营，当时蒋介石下命令：“杨虎城一定要干掉!”因此国民党特务就将杨虎城从贵州押送到重庆，到戴公祠时，刚进门，就被门后潜藏的特务从背后暗杀了。特务们甚至没放过他的孩子。重庆解放后，特务不是跑了就是藏匿了起来，人们并没有马上发现杨虎城将军的遗体。过了一段时间，共产党通过追查特务，在川北抓到了当时执行刺杀任务的杨进兴，他招供了杀害杨虎城的过程。我们这时候才知道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就被埋在戴公祠大门旁边的花坛里。当时去找寻遗体，将花坛上面的花和土刨开，就发现杨虎城的遗体和他夫人的骨灰盒都埋在里面。
在还没有发现杨虎城遗体之前，我就向新华社总社发消息称：“杨虎城在哪里?还在搜寻之中。”我曾去过戴公祠几次，怎么能想到在当时还盛开鲜花的花坛下面就埋着杨虎城的遗体。真相大白之后，我将发现杨虎城遗体的详细过程也发给总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刊登了出来。我是第一个报道这个事情的。杨虎城将军一家的遗骨后来移到西安，长眠于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今年从台湾还传来有关杨虎城的新闻。杨将军的后人要求国民党对当年杀害杨将军的行为道歉赔偿，结果被拒绝。国民党对杨虎城当年逼蒋抗日的行为仍然恨意难消，心胸之狭隘令人叹息。
报道成渝铁路的修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四川交通艰难状况的无奈感慨。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月，3万多名解放军官兵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
成渝铁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那时四川虽然是个大省，却连一条铁路都没有。在辛亥革命时期，全四川人就捐款要修建一条重庆与成都之间的铁路，但是捐款都被腐败的清政府侵吞了。当时四川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大学生、老师等等都去游行示威，遭到清政府镇压，死伤很多人。成都人民公园里至今仍竖着一座“辛亥秋保路纪念碑”。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开始了军阀割据统治混乱的时期，也就没有人来管修铁路这个事情了。辛亥成渝铁路也就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重庆解放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当时下决心要修成渝铁路。从辛亥革命到当时，几十年没有干成的事情，共产党要把它干成。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更了解几十年来四川人的愿望。但是当时四川缺乏钢材，就把当地的一个小钢厂扩大；还不够，就从武汉、上海运过来。
1950年6月，开始修建成渝铁路一年多，就建成了从重庆到内江的这一大段。通车之日一些知名人士受邀乘车参观，主要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但懋辛、熊克武等。我与他们同在一节车厢里。亲眼见证并报道了他们当年为民请命，如今为民欢呼的感慨。此后成渝铁路很快全线通车，我也写出了长篇通讯。为了采访铁路修建，我曾经在隧道中与工人们共同生活，在小摊上吃饭，在工棚里睡觉，还听着他们抬着钢轨，发出的“嘿哟嘿哟”整齐而有节奏的川号子声，至今想起来仍觉得非常动人。
在《晋绥日报》受到毛主席接见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总结，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基本问题。此后该文收录于《毛选》第四卷。
1948年，陕北胜局已定，中共中央决定中央领导机关东移华北，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从陕北出发，去西柏坡途中必经晋绥地区。晋绥地区当时正在全力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4月1日，陆定一来看望《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大多数《晋绥日报》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就提出想要见毛主席，陆定一就把我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毛泽东。
4月2日，毛主席就来会见了《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一部分编辑人员。他坐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土制沙发上，对面就坐着我们编辑部的不到二十个人。当时编辑部人员在本子上提了很多问题给毛主席，他一看就说：“唉哟，这些问题估计得回答半天吧。”就把问题放到一边，问我们最近中央新发的“纠偏”文件看到没有，我们回答说还没看见。他马上就对在旁边的贺龙和陆定一说，我们在陕北发了很多文件，报纸的编辑记者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因此他的谈话就从这个话头开始了，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甚至要敌人知道。党的政策必须最快传达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执行正确的政策。”
接管国民党中央社旧址
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于1924年4月1日在广州成立，后迁至南京。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总社先后迁至汉口、重庆。1949年11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当时，中央社人员已经四散逃走，中央抽调人员接收了中央社的旧址，并在原址上建立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
中央社是国民党中央的通讯社，等同于我们的新华社。我们1949年去重庆就把国民党最高的新闻机构接管了。
1949年上半年，我还在山西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忽然中央来了调令，要从晋绥解放区调几十个干部。那时正向大西南进军，要组建队伍，也需要懂财经和新闻等各领域的干部，到湖南常德去向西南局报到，我就是新闻工作者其中之一。刘邓大军从一个与四川、贵州、湖南三省交界的叫茶洞的地方一路打到重庆。解放了重庆，我们就去接管国民党的新闻社——中央社。中央社的位置在两路口的街上，是一个四层的楼房，重庆是山城，路面的起伏很大，所以临街看，这栋楼只有一层，但其实有三层隐藏在石坡下面。国民党从重庆撤退以后，中央社大楼里的编辑记者早已跑得一个不剩，只留下几个勤杂人员。里面也根本没有什么电台和设备了，只剩下一幢空房子。
我们就在这幢空房子里成立了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下辖管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贵州五个分社，几十个记者。我当时是任西南总分社的采编部主任。我们在这幢大楼里安装了带来的电台，管理西南各个分社，收发各个分社的电文。
采访重庆11·27大屠杀现场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入川部队以破竹之势直捣西南首府——重庆。11月14日，毛人凤由台湾飞渝，召集二处处长徐远举，下达了对白公馆、渣滓洞实行大屠杀的命令。11月27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
国民党从重庆撤退的时候，下令把当时关押在重庆的政治犯通通杀掉。11月27日那天下午，重庆所有几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都进行了大屠杀，并放火将尸体烧掉。集中营里好几百人被杀害了。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初，我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吓了一大跳，“这还得了!”于是，我立即决定亲自去现场采访，要向全世界公布蒋介石这一罪行。
当时的政治犯主要被关在三个地方：渣滓洞、白公馆和戴公祠。我对这些地方毫不熟悉，急于要找一个熟悉那些监狱的人带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自己主动来找我，说他可以带路，他过去就被关押在白公馆里面。他为什么能够跑出来?因为他有一个哥哥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国民党因此没马上杀他，他乘隙就从白公馆跑了出来。这个当时的小青年就是罗广斌，也就是后来《红岩》的作者之一。
我来到渣滓洞的现场，看见了屠杀后留下的惨状。特务们到每一牢房，先用机枪扫射，之后再进屋一个一个对着尸体补枪，不放过任何一个，最后再放一把火烧掉。那个惨状啊!一个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白公馆发生屠杀时，一部分犯人乘乱跑掉了，罗广斌就是其中一个。但是大多数还是没能逃过敌人的毒手。我到达现场时，尸体基本上都用白布裹起来了。还有些关押在城内的政治犯，半夜通知他们搬家，从城里的监狱被拉到歌乐山下的松林坡。当车子开到树林里时，特务叫他们下车。之后，敌人对他们一阵机枪扫射。里面女同志很多，她们随身的物品都四散在地上，一片狼藉。遇害的人中也有的根本不是共产党，国民党特务们根本懒得区分，都残忍地将他们杀害了。
第一个报道杨虎城将军被杀真相
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关了八年。1949年9月，蒋介石下达杀杨命令。之后，杨虎城被告知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一进戴公祠就被特务杀害。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同年，将杨虎城迁葬于西安城南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杨虎城是怎么被害的?杨虎城本来被关押在贵州的息烽集中营，当时蒋介石下命令：“杨虎城一定要干掉!”因此国民党特务就将杨虎城从贵州押送到重庆，到戴公祠时，刚进门，就被门后潜藏的特务从背后暗杀了。特务们甚至没放过他的孩子。重庆解放后，特务不是跑了就是藏匿了起来，人们并没有马上发现杨虎城将军的遗体。过了一段时间，共产党通过追查特务，在川北抓到了当时执行刺杀任务的杨进兴，他招供了杀害杨虎城的过程。我们这时候才知道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就被埋在戴公祠大门旁边的花坛里。当时去找寻遗体，将花坛上面的花和土刨开，就发现杨虎城的遗体和他夫人的骨灰盒都埋在里面。
在还没有发现杨虎城遗体之前，我就向新华社总社发消息称：“杨虎城在哪里?还在搜寻之中。”我曾去过戴公祠几次，怎么能想到在当时还盛开鲜花的花坛下面就埋着杨虎城的遗体。真相大白之后，我将发现杨虎城遗体的详细过程也发给总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刊登了出来。我是第一个报道这个事情的。杨虎城将军一家的遗骨后来移到西安，长眠于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今年从台湾还传来有关杨虎城的新闻。杨将军的后人要求国民党对当年杀害杨将军的行为道歉赔偿，结果被拒绝。国民党对杨虎城当年逼蒋抗日的行为仍然恨意难消，心胸之狭隘令人叹息。
报道成渝铁路的修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四川交通艰难状况的无奈感慨。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月，3万多名解放军官兵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
成渝铁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那时四川虽然是个大省，却连一条铁路都没有。在辛亥革命时期，全四川人就捐款要修建一条重庆与成都之间的铁路，但是捐款都被腐败的清政府侵吞了。当时四川的知识分子包括学者、大学生、老师等等都去游行示威，遭到清政府镇压，死伤很多人。成都人民公园里至今仍竖着一座“辛亥秋保路纪念碑”。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开始了军阀割据统治混乱的时期，也就没有人来管修铁路这个事情了。辛亥成渝铁路也就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重庆解放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当时下决心要修成渝铁路。从辛亥革命到当时，几十年没有干成的事情，共产党要把它干成。刘伯承、邓小平都是四川人，更了解几十年来四川人的愿望。但是当时四川缺乏钢材，就把当地的一个小钢厂扩大；还不够，就从武汉、上海运过来。
1950年6月，开始修建成渝铁路一年多，就建成了从重庆到内江的这一大段。通车之日一些知名人士受邀乘车参观，主要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但懋辛、熊克武等。我与他们同在一节车厢里。亲眼见证并报道了他们当年为民请命，如今为民欢呼的感慨。此后成渝铁路很快全线通车，我也写出了长篇通讯。为了采访铁路修建，我曾经在隧道中与工人们共同生活，在小摊上吃饭，在工棚里睡觉，还听着他们抬着钢轨，发出的“嘿哟嘿哟”整齐而有节奏的川号子声，至今想起来仍觉得非常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