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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对于社会和生活的观察角度以及态度。并由此形成成熟得艺术观念。对日常生活中“物”的主观描绘已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家对于身边“物”的关注是对自身的一种审视,更像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通过对自己周边生活的深刻认知,来进行自我的剖析,促使自己对生活和社会的进一步思考,同时这也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寄托,并且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表现,从而引发人们对生活现实的多重思考。从东西方艺术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艺术流派当中,有很多艺术家的创作主题都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物的关注,或者是以架上绘画的形式或者是以雕塑、摄影以及装置等任何媒介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本质都是相同的。这是对自我意识的挖掘和对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寻找。我们应清醒的看待自己和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客观的审视自我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艺术哲学家丹托认为,艺术作品是体现出的意义即体现出描绘对象的本质的意义,因此,艺术作品旨在让观众“获取、理解它们体现出的本意。”[1]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也就是形体组成的图像或者感知,很难用定义、词汇来表达。丹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看待艺术的哲学角度,启发人们理性的透过作品去感受艺术家的心理面貌。
从东方艺术历史来看,中国古代雕刻、绘画及文献中对服饰和器物的样式、质地和功能都有体现。对物的描绘,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为“借物喻人”以文人画为代表;二为“睹物思人”,直接反映物的具体形态,进而通过留在物上的人为痕迹,使人体会物主人的喜好和特点;三为“物即是物”代表为日本的物派,以禅宗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四为“审美追求”,即物的美感、风格特征、实用性等。
“借物喻人”是文学作品、艺术创作中常用的艺术方法,能够含蓄的表达作者的对人性、品格的赞美和愿望。比如许地山的《落花生》、矛盾的《白杨礼赞》,都是通过借物喻人的手法,表达了对这些崇高品质的赞美。美术创作中也有同样的方法,文人画借梅兰竹菊、山水花鸟等发抒个人理想与抱负。正如倪瓒的说法“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不在绘画技巧上过度钻营。
“睹物思人”的方式,在西方绘画中多有呈现。中国画讲究意境,西方绘画写实的手法使场景真实再现,精微的细节可以使观者对物象进行细致的解读。从中找到物象所处时代、地域的文化背景。如同考古学家发掘出古代的器具,通过联想复原当时的科技水平、生存条件以及审美追求。而物品的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磨损的痕迹,岁月的侵蚀或是意外的伤痕,这些视觉经验,都会使观者产生共鸣,引发人们的思考。正如海德格尔对梵高的油画《一双旧鞋子》的描述:这只是一双农民做农活穿的鞋,此外再无他。然而,从鞋具被磨损的那内部看来,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和不易。那双皮鞋不仅破旧,还硬邦邦、沉甸甸,这凝聚着那在寒风料峭中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迈动在一望无际且永远单调的田垄上,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2]
“物即是物”在东方最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物派,是关注物与观者的关系,用物原本的方式进行创作。如同物派代表艺术家关根伸夫所说:“世界以其自在方式存在,所以怎么能说我们是在创造呢?我所能做的尽是尽现自我,还世界其本来面目,让这种状态更加清晰。[3]物派的作品就是以未加工的原材料为主,摒弃人为的加工,以自然空间为背景,通过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物体的真实性来表达最直接的感受,从而引发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这种东方式的感知方式,更注重物体、空间和声音之间的静寂,这也是日本的艺术文化的重要准则。
“物即是物”的创作过程应该是理性的,是用最直接的感受来表达物的情感。就像日本的“物派”艺术家所追求的是不以自己的经验来观察物,而是以最本原最直观的方式直接感受物,即“物我合一”、“物我两忘”。在日本禅宗中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思想,早在18世纪的西方,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也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4]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物所寄托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物所寄托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及追求。
在西方绘画中“物即是物”最具代表的当属莫兰迪的绘画作品。每个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莫兰迪的艺术作品背后是多年的修道士生活,就像中国的苦行僧一样。莫兰迪不仅仅是形式主义大师,还是思想者,这二者缺一不可。当人们还停留在事物喧哗表面时,莫兰迪就看到了生命物质深处的本质,静谧与深刻。这与中国美学中“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思想不谋而合,在生活中日常的“小摆设”中见到了宇宙的奥秘。他将传统继承,又结合当代对他的影响,形成了他的创作基本语言,即画面的造型,色彩和空间。莫兰迪就是在寻找“物即是物”的初衷,寻找本质世界的架构,摒弃物体的质感、量感等等,从而获得最直观最自然的画面。而这些也恰恰体现了他的精神面貌,使人与绘画作品融合,做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
莫兰迪的绘画作品,多以静物画为主,日常生活中的瓶瓶罐罐,寻常的家居摆设,给人亲近恬静的视觉感受。画面多以灰色调为主,平面的构图建立起平面性的画面效果,强化画面的构成形式,给人均衡、稳定的感觉。他注重心中的物品意义的表达,而不是客观现象的物品,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发人深省,耐人回味。这些特点在莫兰迪后期的作品中更能体现。他的后期作品不再是对于他的绘画物体实质的隐喻,转而表现物体的本质属性和绘画本身的特性。在他大多对于日常用品的刻画和表现的作品中,有长颈的玻璃水瓶,咖啡杯,酒瓶,花瓶等等这些手边随处可见的渗透到生活中的东西。画面物品甚至没有太过花哨的排列,就那么整齐的放置在窄窄的桌边,画面气质宁静,淡远,这正是了莫兰迪的生活理念和精神状态的呈现。他通过对于画面形和色的结合,寻找一种舒服融洽淡然的画面关系,建立起物体与心理的联系。
一个日常物品的功能是具有延伸性的,当原本的功能被人后来的主观行为所替换后,这就致使物品的原有功能消逝,产生一个新的功能。当一个盛水的玻璃瓶被人主观的当做花瓶的时候,它原本的盛水的功能就会被改变成花瓶的功能。由于被人主观改变过,那这个瓶子就注入了人的情感,这个瓶子的意义就不同了。正如这个时代稀缺的手工制品一样,珍贵正是因为人们注入了感情在这个物品里,使物质的单纯化转化成跟个人情感相关联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寄托。正是这种浓烈的精神寄托使得作品画面极具张力和感染力,人们通过画面的传达感受到艺术工作者的生活状态,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现状,从而对生活有了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会提高人们生活中的幸福感,从而帮助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加快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丹托《艺术是什么》耶鲁大学出版社
[2]《林中路》马丁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3]李禹焕, “世界と构造”,1969年6月号。
[4]布莱克 诗作《天真的暗示》
艺术哲学家丹托认为,艺术作品是体现出的意义即体现出描绘对象的本质的意义,因此,艺术作品旨在让观众“获取、理解它们体现出的本意。”[1]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也就是形体组成的图像或者感知,很难用定义、词汇来表达。丹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看待艺术的哲学角度,启发人们理性的透过作品去感受艺术家的心理面貌。
从东方艺术历史来看,中国古代雕刻、绘画及文献中对服饰和器物的样式、质地和功能都有体现。对物的描绘,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为“借物喻人”以文人画为代表;二为“睹物思人”,直接反映物的具体形态,进而通过留在物上的人为痕迹,使人体会物主人的喜好和特点;三为“物即是物”代表为日本的物派,以禅宗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创作。四为“审美追求”,即物的美感、风格特征、实用性等。
“借物喻人”是文学作品、艺术创作中常用的艺术方法,能够含蓄的表达作者的对人性、品格的赞美和愿望。比如许地山的《落花生》、矛盾的《白杨礼赞》,都是通过借物喻人的手法,表达了对这些崇高品质的赞美。美术创作中也有同样的方法,文人画借梅兰竹菊、山水花鸟等发抒个人理想与抱负。正如倪瓒的说法“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强调作者的主观意识,不在绘画技巧上过度钻营。
“睹物思人”的方式,在西方绘画中多有呈现。中国画讲究意境,西方绘画写实的手法使场景真实再现,精微的细节可以使观者对物象进行细致的解读。从中找到物象所处时代、地域的文化背景。如同考古学家发掘出古代的器具,通过联想复原当时的科技水平、生存条件以及审美追求。而物品的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磨损的痕迹,岁月的侵蚀或是意外的伤痕,这些视觉经验,都会使观者产生共鸣,引发人们的思考。正如海德格尔对梵高的油画《一双旧鞋子》的描述:这只是一双农民做农活穿的鞋,此外再无他。然而,从鞋具被磨损的那内部看来,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和不易。那双皮鞋不仅破旧,还硬邦邦、沉甸甸,这凝聚着那在寒风料峭中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迈动在一望无际且永远单调的田垄上,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2]
“物即是物”在东方最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物派,是关注物与观者的关系,用物原本的方式进行创作。如同物派代表艺术家关根伸夫所说:“世界以其自在方式存在,所以怎么能说我们是在创造呢?我所能做的尽是尽现自我,还世界其本来面目,让这种状态更加清晰。[3]物派的作品就是以未加工的原材料为主,摒弃人为的加工,以自然空间为背景,通过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物体的真实性来表达最直接的感受,从而引发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这种东方式的感知方式,更注重物体、空间和声音之间的静寂,这也是日本的艺术文化的重要准则。
“物即是物”的创作过程应该是理性的,是用最直接的感受来表达物的情感。就像日本的“物派”艺术家所追求的是不以自己的经验来观察物,而是以最本原最直观的方式直接感受物,即“物我合一”、“物我两忘”。在日本禅宗中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思想,早在18世纪的西方,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也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4]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物所寄托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物所寄托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及追求。
在西方绘画中“物即是物”最具代表的当属莫兰迪的绘画作品。每个大艺术家都有深厚的自我背景,莫兰迪的艺术作品背后是多年的修道士生活,就像中国的苦行僧一样。莫兰迪不仅仅是形式主义大师,还是思想者,这二者缺一不可。当人们还停留在事物喧哗表面时,莫兰迪就看到了生命物质深处的本质,静谧与深刻。这与中国美学中“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思想不谋而合,在生活中日常的“小摆设”中见到了宇宙的奥秘。他将传统继承,又结合当代对他的影响,形成了他的创作基本语言,即画面的造型,色彩和空间。莫兰迪就是在寻找“物即是物”的初衷,寻找本质世界的架构,摒弃物体的质感、量感等等,从而获得最直观最自然的画面。而这些也恰恰体现了他的精神面貌,使人与绘画作品融合,做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
莫兰迪的绘画作品,多以静物画为主,日常生活中的瓶瓶罐罐,寻常的家居摆设,给人亲近恬静的视觉感受。画面多以灰色调为主,平面的构图建立起平面性的画面效果,强化画面的构成形式,给人均衡、稳定的感觉。他注重心中的物品意义的表达,而不是客观现象的物品,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发人深省,耐人回味。这些特点在莫兰迪后期的作品中更能体现。他的后期作品不再是对于他的绘画物体实质的隐喻,转而表现物体的本质属性和绘画本身的特性。在他大多对于日常用品的刻画和表现的作品中,有长颈的玻璃水瓶,咖啡杯,酒瓶,花瓶等等这些手边随处可见的渗透到生活中的东西。画面物品甚至没有太过花哨的排列,就那么整齐的放置在窄窄的桌边,画面气质宁静,淡远,这正是了莫兰迪的生活理念和精神状态的呈现。他通过对于画面形和色的结合,寻找一种舒服融洽淡然的画面关系,建立起物体与心理的联系。
一个日常物品的功能是具有延伸性的,当原本的功能被人后来的主观行为所替换后,这就致使物品的原有功能消逝,产生一个新的功能。当一个盛水的玻璃瓶被人主观的当做花瓶的时候,它原本的盛水的功能就会被改变成花瓶的功能。由于被人主观改变过,那这个瓶子就注入了人的情感,这个瓶子的意义就不同了。正如这个时代稀缺的手工制品一样,珍贵正是因为人们注入了感情在这个物品里,使物质的单纯化转化成跟个人情感相关联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寄托。正是这种浓烈的精神寄托使得作品画面极具张力和感染力,人们通过画面的传达感受到艺术工作者的生活状态,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现状,从而对生活有了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会提高人们生活中的幸福感,从而帮助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加快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丹托《艺术是什么》耶鲁大学出版社
[2]《林中路》马丁 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3]李禹焕, “世界と构造”,1969年6月号。
[4]布莱克 诗作《天真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