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姚轩鸽是西安国税系统干部，干过两年多税务所长；之前他当过大学教师，学的是伦理学，教的是德育。后来，姚轩鸽把伦理学与税收撮弄到一起，搞了个“税收伦理学”，翻寻推究10年后，他提出一个也许会令人意外的观点。
48岁的姚轩鸽身材矮胖，腆肚，挺胸，架眼镜，走路时脸微仰，向前冲，言谈操普通话，激情滔滔，疾忙中蹿出陕西口音。
姚轩鸽是西安国税系统干部，干过两年多税务所长；之前他当过大学教师，学的是伦理学，教的是德育。后来，姚轩鸽把伦理学与税收撮弄到一起，搞了个“税收伦理学”，翻寻推究10年后，他提出—个也许会令人意外的观点：
“从我这10年的观察和研究看，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只能是财税领域，因为其他领域的选择，已经丧失了历史机遇。”
姚軒鸽的幸运及痛感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可能是姚轩鸽遇到的幸运机遇之一。国税与地税分家，税务队伍扩编，姚讲师从西安联合大学调到西安市国税局宣教处。他的伦理学导师，被学者吴思称作“与我棋逢对手”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很为姚轩鸽“弃教从税”而惋惜，他说，你是搞学问的人，应该在大学教书。姚轩鸽说，我是为了生存。当大学教师一个月工资300多元，养家都成问题，到税务局就不一样了。王海明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临别相赠一番“如果当官要廉洁；如做学问不要丢了伦理学”的劝诫。
姚轩鸽在宣教处写了两年文字材料后，就下到基层锻炼，被分到基层分局企业所当指导员兼副所长，干不到一年，又到另一个所当所长兼指导员，又干了一年。
两年多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这位前大学讲师得出结论：他不适应基层工作，基层税务文化与他理想中的东西差得很远，他与同事们的思想也时常错位。在40岁将至之时，姚所长沉溺于此生最大的困惑和痛感中。他不想再退回大学去教书，也找不到在税务系统工作的合适生存点，整日内心撕裂，行叹复坐愁。
光阴荏苒。两年后，有朋友帮忙引荐，姚轩鸽被借调到北京做课题，同时在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兼职。对于早想重拾“学术梦”的姚轩鸽，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在北京两年，姚轩鸽喜交游，结识了很多学者。周末他请一些博士吃饭聊天，想吸收点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但他失望了。姚轩鸽说：“我发现不少人的脑子已经基本格式化了，缺乏原创性，没有独立思想，缺乏对社会的基本判断力，缺少关注社会的激情，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脑子里想的就是找工作。他们的价值立场也存在问题，总是站在个人立场、小群体立场，或者本学科的立场上发言。”
陆续接触到一些学者后，姚轩鸽也渐生“徒有霜华无霜质”之叹。他把这类学者的人格概括为：“有知识没智慧、有情趣没情怀、有信念没信仰。”姚说：“他们拥有的只是具体知识，但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智慧；不少学者有闲情逸致，但很少关注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奉行的是犬儒主义人生观；很多知识分子做具体事的时候有信心、有把握，但人还要有追求大善的理想，超越自我。这不是别人强迫的，应该是自己的选择。”
当然，姚轩鸽也结交了一批他称之为“有激情、有社会担当，基本判断力非常到位”的学者和专家。在这些人熏染下，姚轩鸽也给自己来了个“人生与学术定位”：第一，思考问题必须是宏观问题；第二，解决问题必须是根本问题。虽然当税务所长时，他曾被人笑作“书生气太浓”，但跟坐在书斋里搞学问的“纯书生”相比，自己还算是读了一期“社会大学”，“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有了直接的体验”；这也逼着姚轩鸽备细思考税收问题，所用方法则是自己熟悉的伦理学。于是，他发愿用一生来做这一件事：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税收治理问题，寻找一个优良税收治理的道德价值导向系统。
姚氏“税收伦理学”
2002年底从北京回来，姚轩鸽自愿选择了在西安税务学会工作。他寻思，在国税系统，只有这个地方可能最适合他“寻梦和追梦”。每天集中精力把岗位工作做完后，他就读书，看资料，思考。家里的事全交给了妻子。他的妻子笑称：“结婚这么多年，老姚在家只拖过两次地。”他把客厅改成了书房，买来了他能找到的所有伦理学和税收理论等方面的书，在家里堆积如山。只要有3天以上假期，他就跑去终南山，住“农家乐”。每次出发前，当医生的妻子把消过毒的枕巾、床单、被罩打包，他到了山里，全部一换，50元吃住全弄好，人家吃什么他吃什么。他把所有的资料分主题做成电子卡片，在山里白天写，晚上写，早上和黄昏像哲学家一样散步思考。
在税收学方面，他找不到足够可读的书。国内的《税收学》著作，通常只在第一章介绍些税收基本理论，后面大部分都是介绍税收操作层面的知识。高校里的教授、博士忙于为能带来现实利益的课题耗费精力，少有人在税收基础理论方面钻研。西方研究税收理论的著作也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已经通过民主政体，解决了税收治理的根本问题，通过宪政解决了税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建立了自由人道的税收治理体系，理论上也就只注重现有财税体制的完善。
身为中国税务工作者的姚轩鸽，从此开始在税收最基本的问题上挖掘，专挑中国现行税制的错。除了搞研究之外，姚轩鸽还爱写诗。在一首诗中，他将自己比喻成“啄木鸟”，“独自出诊／对着每一个疑点／望闻问切／啄，啄，啄／令人生厌的叩诊，为什么总要在一片赞歌中插嘴／增添不和谐的声音／领受无端的厌恨?”
8年后，姚轩鸽把“税收伦理学”的大框架搞出来了。他列出的“税收伦理学”基本问题有：一、在征纳税人关系中谁是主，谁是次?或者说纳税人在先还是征税人在先?二、征纳税人的行为心理规律是什么?三、社会为什么要创建税制?即税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一边搭理论框架，一边关注和推详现实问题，验证自己在“税收伦理学”中提出的观点。姚轩鸽说：“中国的税收治理问题很多，主要特征是系统误差。我们以为税收的终极目的就是‘聚财’，要求所有的钱都交给政府，根据政府的偏好和意志来花，要求纳税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这很糟糕。在这个税收价值基础上建立的税收治理体系，肯定是剥夺式的，纳税人的权益不可能得到有效全面的保障。”
“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是世界公认的文明税收治理原则，但中国并非如此。政府每年征多少税、向谁征税、在什么地方征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减免税等的权利，都在政府那里，由政府说了算。姚轩鸽认为，中国政府拥有的税权很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的监督，这很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对姚轩鸽很欣赏的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说，他有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研讨会，碰到一位体制内的退休先生拍案而起：“什么纳税人权利?纳税人能有权利吗?”李炜光说：“这不是 个别人的认识误区，而是一个体制在说话，一个我们促其有所改变的体制。”
2009年9月，姚轩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税收伦理学”专著，106万字的《税道苍黄：中国税收治理系统误差现场报告》。12月5日，在中国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和著名财经学者李炜光教授主持下，30多位学者、专家、企业界人士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税道苍黄》新书研讨会。姚轩鸽兴奋地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税收治理走向问题的高端研讨会!”
在这次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判断说，中国要进入宪政状态，税收和财政问题是博弈的一个焦点。
天津財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不管是英国的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还有美国的独立战争，每到历史非常关键的时刻，或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敏感的事都是出在税收问题上，中国也会如此。如果税收权力得不到制约的话，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我们每个人的权利随时可能被侵害。李教授激动地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没有设立一个公民起码可以自保的底线!”
《改革内参》的主笔黄钟说，税负轻重不是税收治理的根本问题，如果纳税人在税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认可和保障的话，不论政府收多少税都是横征暴敛，都是苛政。
中央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甘功仁则认为，姚轩鸽对“优良税收体系”的梦想太理想化了。他认为目前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纳税人如何能管住政府的“钱袋子”。“只有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政府才能好好为你服务。不然，征多少税，对什么征税，征税后干什么，你都全然不知，纳税人什么权利都没有啊!”
深化政改，唯一切入点在财税?
现在，姚轩鸽正在写他的第二本“税收伦理学”专著。他的最新观点，逐渐聚焦于“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选在财税领域，或许是一个现实和理性的选择”。
姚轩鸽认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点的政治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反而导致“越改官越多，越改机构越庞大，越改纳税人负担越重”。
英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是通过对“未经纳税人同意不纳税”权利的争取逐步实现的；美国的独立，也是通过对“无代议士不纳税”原则的捍卫，通过向宗主国英国誓死争取纳税人基本权利开始实现的；法德等现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也都是通过对财税矛盾的根本解决去实现的。姚轩鸽说，从这些经验来看，财税领域是转型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发地，财税风险很容易引发政治风险，而财税风险的根本性解决，会直接推动和促进政治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文明转型。
《河北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说：“2000年，‘纳税人’还是一个敏感词，主管部门告诉我们，这个词不但不能说，也不能问。”但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纳税人权利与义务通告》，可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社会各界将“财政公开”、“预算民主”的口号喊了多年，2009年10月，深圳一位“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李德涛，向全国多家政府部门申请公开财政预算，上海市财政局在给李德涛的回复中说，他所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因而“不予公开”。但广州市财政局因应李德涛的要求，将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的114个部门的全部内容都公开在广州财政网上。姚轩鸽说：“从策略上看，政府收那么多税，怎么花?也应该给纳税人有个交待，他不好直接反对。”
财税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实际调节的是社会基本利益关系。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矛盾，如纳税人利益的冲突，核心问题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政府权利远远大于其义务，纳税人义务远远大于其权利。政府不仅征税时不经纳税人同意，用税时也不能很好反映纳税人的税收意志，不能提供纳税人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即使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政府也多投在与民生比较远的机场、高速公路、广场等方面，以谋取显赫政绩，而离民生比较近的教育、医疗、养老、弱势群体扶持、灾后救助、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再就业、人身安全等领域的投入很少。姚轩鸽说：“坦率地说，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治理误差不是偶然的，不是专业技术层面的误差，必须通过源头的解决来消除。”
近年来令全国民众闷煞的拆迁冲突、房价猛涨，在姚轩鸽眼里，背后反映的也是财税体制问题。姚轩鸽分析说：“房价猛涨的背后，土地财政是罪魁祸首。只有通过拆迁，让土地升值，地方政府才可能赚大钱，于是导致拆迁问题频出，也可能引发纳税人维权运动。”
此外，如何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犯罪问题?姚轩鸽也亮出了自己的“高招”：“个人腐败没多少，最大的是单位腐败，关键都在‘钱袋子’上。税权监督机制不到位，就会导致以权谋私。权力失控了，只能干坏事，容易将‘以人为本’变成‘以人民为本钱’，侵害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如果‘钱袋子’公开透明了，就可以解决秘密财政问题，对权力施行有效的监督，解决制度性腐败问题了。”
48岁的姚轩鸽身材矮胖，腆肚，挺胸，架眼镜，走路时脸微仰，向前冲，言谈操普通话，激情滔滔，疾忙中蹿出陕西口音。
姚轩鸽是西安国税系统干部，干过两年多税务所长；之前他当过大学教师，学的是伦理学，教的是德育。后来，姚轩鸽把伦理学与税收撮弄到一起，搞了个“税收伦理学”，翻寻推究10年后，他提出—个也许会令人意外的观点：
“从我这10年的观察和研究看，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只能是财税领域，因为其他领域的选择，已经丧失了历史机遇。”
姚軒鸽的幸运及痛感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可能是姚轩鸽遇到的幸运机遇之一。国税与地税分家，税务队伍扩编，姚讲师从西安联合大学调到西安市国税局宣教处。他的伦理学导师，被学者吴思称作“与我棋逢对手”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很为姚轩鸽“弃教从税”而惋惜，他说，你是搞学问的人，应该在大学教书。姚轩鸽说，我是为了生存。当大学教师一个月工资300多元，养家都成问题，到税务局就不一样了。王海明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临别相赠一番“如果当官要廉洁；如做学问不要丢了伦理学”的劝诫。
姚轩鸽在宣教处写了两年文字材料后，就下到基层锻炼，被分到基层分局企业所当指导员兼副所长，干不到一年，又到另一个所当所长兼指导员，又干了一年。
两年多的基层工作经历，让这位前大学讲师得出结论：他不适应基层工作，基层税务文化与他理想中的东西差得很远，他与同事们的思想也时常错位。在40岁将至之时，姚所长沉溺于此生最大的困惑和痛感中。他不想再退回大学去教书，也找不到在税务系统工作的合适生存点，整日内心撕裂，行叹复坐愁。
光阴荏苒。两年后，有朋友帮忙引荐，姚轩鸽被借调到北京做课题，同时在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兼职。对于早想重拾“学术梦”的姚轩鸽，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在北京两年，姚轩鸽喜交游，结识了很多学者。周末他请一些博士吃饭聊天，想吸收点他们的思想和智慧。但他失望了。姚轩鸽说：“我发现不少人的脑子已经基本格式化了，缺乏原创性，没有独立思想，缺乏对社会的基本判断力，缺少关注社会的激情，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脑子里想的就是找工作。他们的价值立场也存在问题，总是站在个人立场、小群体立场，或者本学科的立场上发言。”
陆续接触到一些学者后，姚轩鸽也渐生“徒有霜华无霜质”之叹。他把这类学者的人格概括为：“有知识没智慧、有情趣没情怀、有信念没信仰。”姚说：“他们拥有的只是具体知识，但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智慧；不少学者有闲情逸致，但很少关注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奉行的是犬儒主义人生观；很多知识分子做具体事的时候有信心、有把握，但人还要有追求大善的理想，超越自我。这不是别人强迫的，应该是自己的选择。”
当然，姚轩鸽也结交了一批他称之为“有激情、有社会担当，基本判断力非常到位”的学者和专家。在这些人熏染下，姚轩鸽也给自己来了个“人生与学术定位”：第一，思考问题必须是宏观问题；第二，解决问题必须是根本问题。虽然当税务所长时，他曾被人笑作“书生气太浓”，但跟坐在书斋里搞学问的“纯书生”相比，自己还算是读了一期“社会大学”，“对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有了直接的体验”；这也逼着姚轩鸽备细思考税收问题，所用方法则是自己熟悉的伦理学。于是，他发愿用一生来做这一件事：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税收治理问题，寻找一个优良税收治理的道德价值导向系统。
姚氏“税收伦理学”
2002年底从北京回来，姚轩鸽自愿选择了在西安税务学会工作。他寻思，在国税系统，只有这个地方可能最适合他“寻梦和追梦”。每天集中精力把岗位工作做完后，他就读书，看资料，思考。家里的事全交给了妻子。他的妻子笑称：“结婚这么多年，老姚在家只拖过两次地。”他把客厅改成了书房，买来了他能找到的所有伦理学和税收理论等方面的书，在家里堆积如山。只要有3天以上假期，他就跑去终南山，住“农家乐”。每次出发前，当医生的妻子把消过毒的枕巾、床单、被罩打包，他到了山里，全部一换，50元吃住全弄好，人家吃什么他吃什么。他把所有的资料分主题做成电子卡片，在山里白天写，晚上写，早上和黄昏像哲学家一样散步思考。
在税收学方面，他找不到足够可读的书。国内的《税收学》著作，通常只在第一章介绍些税收基本理论，后面大部分都是介绍税收操作层面的知识。高校里的教授、博士忙于为能带来现实利益的课题耗费精力，少有人在税收基础理论方面钻研。西方研究税收理论的著作也不多，因为西方国家已经通过民主政体，解决了税收治理的根本问题，通过宪政解决了税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建立了自由人道的税收治理体系，理论上也就只注重现有财税体制的完善。
身为中国税务工作者的姚轩鸽，从此开始在税收最基本的问题上挖掘，专挑中国现行税制的错。除了搞研究之外，姚轩鸽还爱写诗。在一首诗中，他将自己比喻成“啄木鸟”，“独自出诊／对着每一个疑点／望闻问切／啄，啄，啄／令人生厌的叩诊，为什么总要在一片赞歌中插嘴／增添不和谐的声音／领受无端的厌恨?”
8年后，姚轩鸽把“税收伦理学”的大框架搞出来了。他列出的“税收伦理学”基本问题有：一、在征纳税人关系中谁是主，谁是次?或者说纳税人在先还是征税人在先?二、征纳税人的行为心理规律是什么?三、社会为什么要创建税制?即税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一边搭理论框架，一边关注和推详现实问题，验证自己在“税收伦理学”中提出的观点。姚轩鸽说：“中国的税收治理问题很多，主要特征是系统误差。我们以为税收的终极目的就是‘聚财’，要求所有的钱都交给政府，根据政府的偏好和意志来花，要求纳税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这很糟糕。在这个税收价值基础上建立的税收治理体系，肯定是剥夺式的，纳税人的权益不可能得到有效全面的保障。”
“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是世界公认的文明税收治理原则，但中国并非如此。政府每年征多少税、向谁征税、在什么地方征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减免税等的权利，都在政府那里，由政府说了算。姚轩鸽认为，中国政府拥有的税权很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的监督，这很可能引发社会危机。
对姚轩鸽很欣赏的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说，他有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研讨会，碰到一位体制内的退休先生拍案而起：“什么纳税人权利?纳税人能有权利吗?”李炜光说：“这不是 个别人的认识误区，而是一个体制在说话，一个我们促其有所改变的体制。”
2009年9月，姚轩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税收伦理学”专著，106万字的《税道苍黄：中国税收治理系统误差现场报告》。12月5日，在中国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和著名财经学者李炜光教授主持下，30多位学者、专家、企业界人士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税道苍黄》新书研讨会。姚轩鸽兴奋地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税收治理走向问题的高端研讨会!”
在这次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判断说，中国要进入宪政状态，税收和财政问题是博弈的一个焦点。
天津財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不管是英国的革命，法国的大革命，还有美国的独立战争，每到历史非常关键的时刻，或者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敏感的事都是出在税收问题上，中国也会如此。如果税收权力得不到制约的话，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我们每个人的权利随时可能被侵害。李教授激动地说：“我们这么多年来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没有设立一个公民起码可以自保的底线!”
《改革内参》的主笔黄钟说，税负轻重不是税收治理的根本问题，如果纳税人在税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认可和保障的话，不论政府收多少税都是横征暴敛，都是苛政。
中央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甘功仁则认为，姚轩鸽对“优良税收体系”的梦想太理想化了。他认为目前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纳税人如何能管住政府的“钱袋子”。“只有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政府才能好好为你服务。不然，征多少税，对什么征税，征税后干什么，你都全然不知，纳税人什么权利都没有啊!”
深化政改，唯一切入点在财税?
现在，姚轩鸽正在写他的第二本“税收伦理学”专著。他的最新观点，逐渐聚焦于“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选在财税领域，或许是一个现实和理性的选择”。
姚轩鸽认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点的政治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反而导致“越改官越多，越改机构越庞大，越改纳税人负担越重”。
英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是通过对“未经纳税人同意不纳税”权利的争取逐步实现的；美国的独立，也是通过对“无代议士不纳税”原则的捍卫，通过向宗主国英国誓死争取纳税人基本权利开始实现的；法德等现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也都是通过对财税矛盾的根本解决去实现的。姚轩鸽说，从这些经验来看，财税领域是转型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发地，财税风险很容易引发政治风险，而财税风险的根本性解决，会直接推动和促进政治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文明转型。
《河北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说：“2000年，‘纳税人’还是一个敏感词，主管部门告诉我们，这个词不但不能说，也不能问。”但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纳税人权利与义务通告》，可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社会各界将“财政公开”、“预算民主”的口号喊了多年，2009年10月，深圳一位“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李德涛，向全国多家政府部门申请公开财政预算，上海市财政局在给李德涛的回复中说，他所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因而“不予公开”。但广州市财政局因应李德涛的要求，将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的114个部门的全部内容都公开在广州财政网上。姚轩鸽说：“从策略上看，政府收那么多税，怎么花?也应该给纳税人有个交待，他不好直接反对。”
财税问题看似是经济问题，实际调节的是社会基本利益关系。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矛盾，如纳税人利益的冲突，核心问题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政府权利远远大于其义务，纳税人义务远远大于其权利。政府不仅征税时不经纳税人同意，用税时也不能很好反映纳税人的税收意志，不能提供纳税人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即使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政府也多投在与民生比较远的机场、高速公路、广场等方面，以谋取显赫政绩，而离民生比较近的教育、医疗、养老、弱势群体扶持、灾后救助、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再就业、人身安全等领域的投入很少。姚轩鸽说：“坦率地说，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治理误差不是偶然的，不是专业技术层面的误差，必须通过源头的解决来消除。”
近年来令全国民众闷煞的拆迁冲突、房价猛涨，在姚轩鸽眼里，背后反映的也是财税体制问题。姚轩鸽分析说：“房价猛涨的背后，土地财政是罪魁祸首。只有通过拆迁，让土地升值，地方政府才可能赚大钱，于是导致拆迁问题频出，也可能引发纳税人维权运动。”
此外，如何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犯罪问题?姚轩鸽也亮出了自己的“高招”：“个人腐败没多少，最大的是单位腐败，关键都在‘钱袋子’上。税权监督机制不到位，就会导致以权谋私。权力失控了，只能干坏事，容易将‘以人为本’变成‘以人民为本钱’，侵害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如果‘钱袋子’公开透明了，就可以解决秘密财政问题，对权力施行有效的监督，解决制度性腐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