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我国开始产融结合的首次尝试以来, “产融结合”一词就成了经济学界的热门词汇之一,依托产融结合理论基础,企业产融结合效率理论分析成为了一项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新兴的效率指标成为了产融结合理论领域的“宠儿”。本文的研究依据企业发展、行业进步中的产融结合的地位,选用随机前沿模型对24家上市文化产业公司2012—2014年的产融结合成果进行分析,从文化产业产融复合型上市公司的营运方式,规模效益等角度,产业结构等,探索左右产融结合结构效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眼界得到了开阔,对新文化新知识有了更大的需求,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规模小,使得该行业可以供消费者消费的文化相关的服务和产品还不能完全达到人们全方位、多层次的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加速适应社会发展与需求的大众文化服务系统建设。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极大的刺激了文化产业市场,文化产业公司雨后春笋般涌出,再加上大量社会资本的注入,文化产业的发展处在了前所未有的黄金阶段。但是即使有着政府大力推进和鼓励,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是无形资产是其核心资产,一方面无形资产价值地不确定性使得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下的融资母体发展缓慢,效果不明显。文化产业公司发展需要稳定的资金注入,提高资本运作能力就会选择以产业资本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与金融资本进行的内在的融合。基于产业融合的相关理论,本文尝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改革与发展进行了研究,为文化产业管制体系构建以及提高产业运行效率提供理论参考。我国目前正处于文化产业“百家争鸣”的关键时期,文化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延展,文化体制改革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我国文化业的发展应与文化体制改革保持一致。如何实现文化业从事业到产业的转变,变外部输血到自我积累,变行政垄断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构成了中国文化业改革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同时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设定了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利用Frontier4.1软件和SPSS19.0软件实证分析了24家来自我国文化产业上市企业2012—2014年3年共70个样本量产融结合技术效率,得到的结果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平均技术效率偏低,国内外对比后发现与前沿技术效率还有很大差距同时也向我们反映出技术效率水平的差异问题。我国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在产融结合方面,与资产要素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劳动力要素对公司净利润影响更高,这是文化产业的特性决定的,但综合资产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而言,我国文化产业产融结合技术效率仍不高。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我国产融结合型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在技术效率研究上的现实意义,对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研究其产融结合的效率也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价值。由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且参与产融结合的文化产业公司少之又少,使得本文的研究数据和文献资料不充足,本文研究尚且存在许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