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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1.1万多人，而起义部队不过3000人。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
一个脏兮兮的烟灰缸
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星期二。当时爱新觉罗·溥仪再过几个月就满6岁。这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24岁的林觉民从容赴死;7月，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9月，成都保路运动激烈，由此引发的“成都血案”激起骚乱。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團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定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难，举兵反清。湖北方面决定由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可是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听到风声，宣布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
敌人有了提防，起义就不好办了。无奈，指挥者决定起义推迟10天，至10月16日。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此时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看到旁边有一个脏兮兮的盆子。于是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丢了进去。随后，轰的一声，炸药爆炸，火焰蹿起，烟雾升腾。原来，盆子里装的正是准备一周之后要用的炸药。离得近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被送往医院。
此时大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浓烟四起。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很快，这些东西与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
瑞澂命令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人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律不得出营，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眼看事已败露，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
一场未遂的起义
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的起义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团）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很不爽。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
众士兵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于是，他们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镇压的马队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这个情势就是，10月10日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
从这个角度看，起义若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未必能成功。因为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仲文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
谁知，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
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并不看好武汉，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很大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
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1.1万多人。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而起义部队，不过3000人。
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
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买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军火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于是，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
就这样，武昌起义之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陕西、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革命星星之火，已然燎原。
一个脏兮兮的烟灰缸
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星期二。当时爱新觉罗·溥仪再过几个月就满6岁。这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24岁的林觉民从容赴死;7月，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9月，成都保路运动激烈，由此引发的“成都血案”激起骚乱。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團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定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难，举兵反清。湖北方面决定由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可是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听到风声，宣布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
敌人有了提防，起义就不好办了。无奈，指挥者决定起义推迟10天，至10月16日。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此时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看到旁边有一个脏兮兮的盆子。于是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丢了进去。随后，轰的一声，炸药爆炸，火焰蹿起，烟雾升腾。原来，盆子里装的正是准备一周之后要用的炸药。离得近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被送往医院。
此时大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浓烟四起。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很快，这些东西与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
瑞澂命令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人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律不得出营，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眼看事已败露，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
一场未遂的起义
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的起义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团）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很不爽。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
众士兵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于是，他们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镇压的马队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这个情势就是，10月10日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
从这个角度看，起义若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未必能成功。因为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仲文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
谁知，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
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并不看好武汉，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很大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
当时武汉的新军共计1.1万多人。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而起义部队，不过3000人。
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
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买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军火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于是，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
就这样，武昌起义之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陕西、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革命星星之火，已然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