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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韩红初出道时，我正在sony music工作，听到最多的，是某些同事对之嗤之以鼻的嘲笑——仅仅是嘲笑，他们甚至不屑于认真谈论其音乐。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欣赏着韩红的音乐，并尽其所能的帮助其推广，据我所知，其中最不遗余力的当属北京音乐台主持人郑阳。
后来韩红果然就红了起来，就其音乐及其唱功本身来说，她红得令人心服口服。
我感到有趣的是，同处在一个时代，同处在一个所谓的“音乐圈”，为什么会既有如郑阳那般慧眼识珠者，又有不少鱼目混珠者？
我的结论是，韩红是一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她能检验业内人士的市场判断力。
而现在，一面更大的镜子出现了，他就是刀郎。
在西安那个彩票管理中心贾主任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斩钉截铁的用人头担保“宝马事件绝对没有作弊”的时候，刘亮是当时的热点人物，那时北京还很少有人知道刀郎是谁；及至到了贾主任同志向全国人民痛哭流涕道歉时，北京越发钢筋水泥化的大街上已经开始飘荡“2002年的那一场雪.....”，并随之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又一首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曲未经宣告却已经诞生了。
这是一个比李婷、孙甜甜奥运夺冠更大的冷门，但我不认为刀郎之成功，是因为他比雅典的贾占波更幸运。
当然许多人并不这么想，比如有歌手认为刀郎成功是因为他搞传销，更多的歌手则坚信，刀郎的作品简直就是垃圾，他之所以成功，大概就和刘亮抽中宝马一样，莫名其妙。
不过刀郎终究还是红了，而且红得发紫，红得让人目瞪口呆意乱情迷，于是各种分析就出来了，我随便总结了一下，这些分析大体只有一个意思：刀郎的走红，如果真的不是天上掉馅饼的话，那么无非就是他的推广做得高明，并活学活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精髓，引伸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刀郎的走红，是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
我想起了中国足球。每一次国家队习惯性的大赛惨败，足协都会作出深刻的总结，总结的结论无非是二流论啊，球员教练水平低啊，洋教练水土不服之类的，总之就是推卸责任，以至于，几乎每一次深刻的总结之后，都要不可避免的换来更浪漫的一次失败。
回到刀郎。据我所知，刀郎的歌最初是在广州红起来的。我不好意思称广州这个大都市为农村；另外，刀郎之所以不做宣传，原因特别简单，那只是因为最初他没有钱，而等到有钱以后，歌已经红得遭人嫉妒了，歌已经红到令虽然江郎才尽地位却依然尊崇的张艺谋怦然心动的程度了，还有什么可宣传的？难道帮勇敢的“西域刀郎”作宣传？
有一种接近真相的说法是，刀郎红在满世界的唱片店都在为他义务播歌。是的，这已经接近了真相，真相的背后是：如果满世界的唱片店都不是雷锋或者白求恩大夫，他们凭什么天天播刀郎的歌？
唱片业内资深且才华横溢的尹青小姐私下如此感叹过，像刀郎这样一穷二白的歌手能红成这样，我们做企划宣传工作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我很佩服尹青对工作严肃认真的精神，并且我相信，因为此，她和她所在的正大国际，这个创造过好几个不大不小奇迹的公司，还会作出更好的成绩。但就事论事，我还是认为尹青对自己过于苛刻了。
事实上，刀郎之传奇般走红，和企划宣传、推广炒作等等毫无关系，他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的声音，就征服了这个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市场。
我一向以为，现阶段，一张唱片的成功不过如此几个要素：1.作品，2.歌手演唱实力，3.市场推广。其它，包括所谓的制作精良等等，都不是核心要素。而这三大要素所遵循的，很可能并不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木桶原理”，恰恰相反，在某一段特定的阶段，我甚至会认为它遵循的是一个“反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的容量，由它最长而不是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决定。天啊！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木桶？不过你想想，天底下又哪儿有我们这样的唱片市场？
不过无论如何，我坚信，对于唱片业来说，不管是哪个阶段、哪个国家的唱片业，一首好歌都像美国人眼中的钱学森一样——他们说，一个钱学森顶五个师。
这句话用唱片业的语言来说，大概就是：一首好歌，顶100万的宣传费！
这样就容易理解刀郎的走红了。刀郎为什么这样红？我想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演绎了两首可标为经典的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冲动的惩罚》。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些歌都不值一提，就像某一个业内人士所说的那样：当初他出名前让我听他的歌，我没觉得好，现在他红了，我还是认为他的歌不好。
我又想起了对韩红的作品先天下之欣赏而欣赏的郑阳，同时我还想起了一段往事，以此作为结尾：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后，意欲入侵朝鲜。得到此情报，1590年，朝鲜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调查入侵的可能性。
回国后，代表团向国王提交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团长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入侵，副团长认为不会。国王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团长说：“光彩焕发，具有胆略。”副团长的印象则是：“他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国王采纳了副团长的意见，于是疏于防范，而日本人的入侵很快到来，朝鲜一败涂地。如果不是明政府出兵相救，后果真会不堪设想。
看来对事物的判断的确属于大智慧，军国大事如此，唱片业大概也如此吧。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欣赏着韩红的音乐，并尽其所能的帮助其推广，据我所知，其中最不遗余力的当属北京音乐台主持人郑阳。
后来韩红果然就红了起来，就其音乐及其唱功本身来说，她红得令人心服口服。
我感到有趣的是，同处在一个时代，同处在一个所谓的“音乐圈”，为什么会既有如郑阳那般慧眼识珠者，又有不少鱼目混珠者？
我的结论是，韩红是一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她能检验业内人士的市场判断力。
而现在，一面更大的镜子出现了，他就是刀郎。
在西安那个彩票管理中心贾主任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斩钉截铁的用人头担保“宝马事件绝对没有作弊”的时候，刘亮是当时的热点人物，那时北京还很少有人知道刀郎是谁；及至到了贾主任同志向全国人民痛哭流涕道歉时，北京越发钢筋水泥化的大街上已经开始飘荡“2002年的那一场雪.....”，并随之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又一首红遍全国的流行歌曲未经宣告却已经诞生了。
这是一个比李婷、孙甜甜奥运夺冠更大的冷门，但我不认为刀郎之成功，是因为他比雅典的贾占波更幸运。
当然许多人并不这么想，比如有歌手认为刀郎成功是因为他搞传销，更多的歌手则坚信，刀郎的作品简直就是垃圾，他之所以成功，大概就和刘亮抽中宝马一样，莫名其妙。
不过刀郎终究还是红了，而且红得发紫，红得让人目瞪口呆意乱情迷，于是各种分析就出来了，我随便总结了一下，这些分析大体只有一个意思：刀郎的走红，如果真的不是天上掉馅饼的话，那么无非就是他的推广做得高明，并活学活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精髓，引伸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刀郎的走红，是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
我想起了中国足球。每一次国家队习惯性的大赛惨败，足协都会作出深刻的总结，总结的结论无非是二流论啊，球员教练水平低啊，洋教练水土不服之类的，总之就是推卸责任，以至于，几乎每一次深刻的总结之后，都要不可避免的换来更浪漫的一次失败。
回到刀郎。据我所知，刀郎的歌最初是在广州红起来的。我不好意思称广州这个大都市为农村；另外，刀郎之所以不做宣传，原因特别简单，那只是因为最初他没有钱，而等到有钱以后，歌已经红得遭人嫉妒了，歌已经红到令虽然江郎才尽地位却依然尊崇的张艺谋怦然心动的程度了，还有什么可宣传的？难道帮勇敢的“西域刀郎”作宣传？
有一种接近真相的说法是，刀郎红在满世界的唱片店都在为他义务播歌。是的，这已经接近了真相，真相的背后是：如果满世界的唱片店都不是雷锋或者白求恩大夫，他们凭什么天天播刀郎的歌？
唱片业内资深且才华横溢的尹青小姐私下如此感叹过，像刀郎这样一穷二白的歌手能红成这样，我们做企划宣传工作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我很佩服尹青对工作严肃认真的精神，并且我相信，因为此，她和她所在的正大国际，这个创造过好几个不大不小奇迹的公司，还会作出更好的成绩。但就事论事，我还是认为尹青对自己过于苛刻了。
事实上，刀郎之传奇般走红，和企划宣传、推广炒作等等毫无关系，他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的声音，就征服了这个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市场。
我一向以为，现阶段，一张唱片的成功不过如此几个要素：1.作品，2.歌手演唱实力，3.市场推广。其它，包括所谓的制作精良等等，都不是核心要素。而这三大要素所遵循的，很可能并不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木桶原理”，恰恰相反，在某一段特定的阶段，我甚至会认为它遵循的是一个“反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的容量，由它最长而不是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决定。天啊！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木桶？不过你想想，天底下又哪儿有我们这样的唱片市场？
不过无论如何，我坚信，对于唱片业来说，不管是哪个阶段、哪个国家的唱片业，一首好歌都像美国人眼中的钱学森一样——他们说，一个钱学森顶五个师。
这句话用唱片业的语言来说，大概就是：一首好歌，顶100万的宣传费！
这样就容易理解刀郎的走红了。刀郎为什么这样红？我想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演绎了两首可标为经典的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冲动的惩罚》。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些歌都不值一提，就像某一个业内人士所说的那样：当初他出名前让我听他的歌，我没觉得好，现在他红了，我还是认为他的歌不好。
我又想起了对韩红的作品先天下之欣赏而欣赏的郑阳，同时我还想起了一段往事，以此作为结尾：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后，意欲入侵朝鲜。得到此情报，1590年，朝鲜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调查入侵的可能性。
回国后，代表团向国王提交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团长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入侵，副团长认为不会。国王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团长说：“光彩焕发，具有胆略。”副团长的印象则是：“他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国王采纳了副团长的意见，于是疏于防范，而日本人的入侵很快到来，朝鲜一败涂地。如果不是明政府出兵相救，后果真会不堪设想。
看来对事物的判断的确属于大智慧，军国大事如此，唱片业大概也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