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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20世纪一位重要的艺术大家，孙宗慰有着特殊的艺术经历及杰出的艺术成就，他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张大千的得力助手、西部最早的涉足者、舞美基础教学的建构者，却因为一些历史及个人原因而被忽略，而今天对其研究实际具有切片价值的典范意义——他的一生某种意义上浓缩了其他同代艺术家的命运和遭遇。欣慰的是，在历史瞬间或人物被遗忘的同时，总有一些有识之士，敢于掀开历史中那些未被光明照到的角落，追寻、研究，让这些“本不该被忘记的忘记”水落石出。
关键词：写实;变形夸张;少数民族绘画题材
在现代美术史上，孙宗慰是一位有着很大贡献、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艺术家。他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事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作为美术教育家，他学养深厚、严谨细致又坦诚朴实，曾经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靳尚谊、戴泽、韦启美、赵友萍、俞云阶、宗其香、张德蒂等美术大家;他是油画家，又是水墨、彩墨家，对西画和中国画均有很深造诣。作为油画家，他努力吸收传统写意画的观念和技法，使之更富有神韵，更具民族特色;作为中国画家，他在水墨、彩墨的创造中，又努力融合油画的造型与技巧，使之更接近生活，更具现实感。可以说，在孙宗慰生活与创作的年代，许多画家都在中西融合上下过功夫，做过努力，可是像孙宗慰这样在中西绘画创造上都取得丰硕成果的，为数不多。
2012年曾在中國美术馆展出的“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为观众甚至是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认识、了解、研究孙宗慰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机会。该展览展出了近百件孙宗慰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创作的重要作品。不仅有油画、国画、水彩、素描、速写，还包括大量文献、实物资料及研究成果。该展览是孙宗慰艺术人生最为全面的一次回顾。“当今天我们看到孙宗慰的作品，对他就有了重新的认识，像这些属于中国20世纪重要的美术大家，希望经过挖掘、梳理，能最终还给他们一个在中国美术史上应有的位置。”策展人吴洪亮这样表示。
一、黄金时期自画像拍出高价
在“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众多的参展作品，有两件作品值得重点关注，其一是《持烟斗的自画像》，其二是《驼队》（亦称《驼牧》），之所以说其特殊，本人是从学术和市场两方面综合分析的。学术方面，前者是孙宗慰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创作于其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后者则体现了其“在造型中予以变形”“在写实中追求意境”的颇为“前卫”的表现手法;市场方面，这也是在目前孙宗慰作品拍卖纪录中为数不多的已过百万元的力作。孙宗慰创作于1944年的《持烟斗的自画像》在2011中国嘉德秋拍会上241.5万元的高价成交，被公认为代表作之一。
1942年秋，孙宗慰由兰州返回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其助教工作。经过了西行的磨砺与积淀，孙宗慰创作的敦煌壁画题材与蒙藏人民生活题材作品，使徐悲鸿大为惊叹。同年，徐悲鸿聘用孙宗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对这位得意门生加以大力栽培与重用。这一时期，除了敦煌壁画题材与蒙藏人民生活题材，孙宗慰还创作了大量的风景、人物、静物、自画像等，正值壮年的孙宗慰用他的画笔描绘出他艺术人生的高点，而由他所担任的美术会理事等职务与其参加的众多大型展览也可看出艺术界对其的充分肯定。
二、造型中予以变形，写实中追求意境
2011秋拍中，中国嘉德曾特别推出国内首场20世纪中国油画先驱专场――“开拓与奠基——20世纪中国油画先驱专场”，此次专场是中国嘉德基于多年来对20世纪油画先驱作品市场缜密的研究和分析后，特别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油画名家的60余件精品汇集而成，此专场最终取得不俗成绩，其中，孙宗慰《驼牧》以128.8万元成交。在将近20多家拍卖公司提供的孙宗慰相关拍卖纪录中，本人发现目前孙宗慰作品的成交价几十万元居多，上百万元的并不多见，这也是当前老一辈油画家的较常见的一个市场表现，但也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孙宗慰及他同代的油画家作品中所蕴含的较大的市场空间。
孙宗慰的蒙藏人民系列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题材，他在人物形体的处理上加以大胆变化，于写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变形夸张，《驼牧》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台湾学者陈英德曾提出：“他有种想在造型上予以变形的企图，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应属新颖。‘文革’结束后，不少年轻一代画家也开始以野兽派的变形观点和用对比色的效果来表现少数民族这个画题。”
三、难以融入新世界的画家
在孙宗慰的艺术履历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重要的节点：
1934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及其后来的追随者。1941年，踏上西行的长路，成为第一批西北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开拓者。同一时期，他以张大千助手的身份，参与敦煌壁画的临摹与研究工作，得到中国传统艺术精华的滋养。1955年，他被调到中央戏剧学院，参与建构舞台美术基础教学体系，开创了戏装人物写生等教学新形式……
按常理说，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张大千的得力助手、西部最早的涉足者、舞美基础教学的建构者……这些身份和成就足以使得孙宗慰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中熠熠生辉，可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今天，不要说普通观众就是很多从事史论研究工作的人也对他并不熟悉。那么，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其一是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据吴洪亮介绍：“1957年之后到‘文革’，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其作品日渐。孙宗慰先生于1979年去世，享年67岁。虽不能说英年早逝，但其艺术生命到20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不得不说是非常惋惜的。”
其二是艺术家自身原因。人们常说“个性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孙宗慰身上，也不无道理。但是，当新时代到来时，孙宗慰虽然也有着对现实题材的敏感度和主动表达的愿望，后来却发现他描绘的这些作品并不被新世界所需要，所以他宁愿选择沉默，甚至不再画画，而是选择与自己的内心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没有解决如何让自己的创作进入一个新世界的方式。
当那个“艺术为政治服务”那个特殊年代过后，今天我们再回望历史的时候，再去看孙宗慰那些仍旧色彩艳丽而温润的画作时，更会发现这些发自艺术家内心创作的朴素之作带给观者的那份感动，或许这也正是此次展览“求其在我”这四个字所要传达的意义。据悉，此四字源于《论语注疏》，是1945年孙宗慰在重庆举办个展时，他的好友、重庆大公报名笔王芃生为其《驼牧》所写的诗句中的一句：“所为者何？求其在我。”这既是对骆驼的描绘，也是对孙宗慰艺术追求、为人做事乃至那一辈艺术家生命历程的诠释——所求身外，不如“求我”、自我尊重，这实际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自古以来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写实;变形夸张;少数民族绘画题材
在现代美术史上，孙宗慰是一位有着很大贡献、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艺术家。他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事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作为美术教育家，他学养深厚、严谨细致又坦诚朴实，曾经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靳尚谊、戴泽、韦启美、赵友萍、俞云阶、宗其香、张德蒂等美术大家;他是油画家，又是水墨、彩墨家，对西画和中国画均有很深造诣。作为油画家，他努力吸收传统写意画的观念和技法，使之更富有神韵，更具民族特色;作为中国画家，他在水墨、彩墨的创造中，又努力融合油画的造型与技巧，使之更接近生活，更具现实感。可以说，在孙宗慰生活与创作的年代，许多画家都在中西融合上下过功夫，做过努力，可是像孙宗慰这样在中西绘画创造上都取得丰硕成果的，为数不多。
2012年曾在中國美术馆展出的“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为观众甚至是业内人士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认识、了解、研究孙宗慰多方面艺术成就的机会。该展览展出了近百件孙宗慰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创作的重要作品。不仅有油画、国画、水彩、素描、速写，还包括大量文献、实物资料及研究成果。该展览是孙宗慰艺术人生最为全面的一次回顾。“当今天我们看到孙宗慰的作品，对他就有了重新的认识，像这些属于中国20世纪重要的美术大家，希望经过挖掘、梳理，能最终还给他们一个在中国美术史上应有的位置。”策展人吴洪亮这样表示。
一、黄金时期自画像拍出高价
在“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众多的参展作品，有两件作品值得重点关注，其一是《持烟斗的自画像》，其二是《驼队》（亦称《驼牧》），之所以说其特殊，本人是从学术和市场两方面综合分析的。学术方面，前者是孙宗慰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创作于其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后者则体现了其“在造型中予以变形”“在写实中追求意境”的颇为“前卫”的表现手法;市场方面，这也是在目前孙宗慰作品拍卖纪录中为数不多的已过百万元的力作。孙宗慰创作于1944年的《持烟斗的自画像》在2011中国嘉德秋拍会上241.5万元的高价成交，被公认为代表作之一。
1942年秋，孙宗慰由兰州返回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其助教工作。经过了西行的磨砺与积淀，孙宗慰创作的敦煌壁画题材与蒙藏人民生活题材作品，使徐悲鸿大为惊叹。同年，徐悲鸿聘用孙宗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对这位得意门生加以大力栽培与重用。这一时期，除了敦煌壁画题材与蒙藏人民生活题材，孙宗慰还创作了大量的风景、人物、静物、自画像等，正值壮年的孙宗慰用他的画笔描绘出他艺术人生的高点，而由他所担任的美术会理事等职务与其参加的众多大型展览也可看出艺术界对其的充分肯定。
二、造型中予以变形，写实中追求意境
2011秋拍中，中国嘉德曾特别推出国内首场20世纪中国油画先驱专场――“开拓与奠基——20世纪中国油画先驱专场”，此次专场是中国嘉德基于多年来对20世纪油画先驱作品市场缜密的研究和分析后，特别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油画名家的60余件精品汇集而成，此专场最终取得不俗成绩，其中，孙宗慰《驼牧》以128.8万元成交。在将近20多家拍卖公司提供的孙宗慰相关拍卖纪录中，本人发现目前孙宗慰作品的成交价几十万元居多，上百万元的并不多见，这也是当前老一辈油画家的较常见的一个市场表现，但也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孙宗慰及他同代的油画家作品中所蕴含的较大的市场空间。
孙宗慰的蒙藏人民系列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题材，他在人物形体的处理上加以大胆变化，于写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变形夸张，《驼牧》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台湾学者陈英德曾提出：“他有种想在造型上予以变形的企图，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应属新颖。‘文革’结束后，不少年轻一代画家也开始以野兽派的变形观点和用对比色的效果来表现少数民族这个画题。”
三、难以融入新世界的画家
在孙宗慰的艺术履历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重要的节点：
1934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及其后来的追随者。1941年，踏上西行的长路，成为第一批西北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开拓者。同一时期，他以张大千助手的身份，参与敦煌壁画的临摹与研究工作，得到中国传统艺术精华的滋养。1955年，他被调到中央戏剧学院，参与建构舞台美术基础教学体系，开创了戏装人物写生等教学新形式……
按常理说，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张大千的得力助手、西部最早的涉足者、舞美基础教学的建构者……这些身份和成就足以使得孙宗慰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中熠熠生辉，可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今天，不要说普通观众就是很多从事史论研究工作的人也对他并不熟悉。那么，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其一是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据吴洪亮介绍：“1957年之后到‘文革’，因身体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其作品日渐。孙宗慰先生于1979年去世，享年67岁。虽不能说英年早逝，但其艺术生命到20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不得不说是非常惋惜的。”
其二是艺术家自身原因。人们常说“个性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孙宗慰身上，也不无道理。但是，当新时代到来时，孙宗慰虽然也有着对现实题材的敏感度和主动表达的愿望，后来却发现他描绘的这些作品并不被新世界所需要，所以他宁愿选择沉默，甚至不再画画，而是选择与自己的内心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一直没有解决如何让自己的创作进入一个新世界的方式。
当那个“艺术为政治服务”那个特殊年代过后，今天我们再回望历史的时候，再去看孙宗慰那些仍旧色彩艳丽而温润的画作时，更会发现这些发自艺术家内心创作的朴素之作带给观者的那份感动，或许这也正是此次展览“求其在我”这四个字所要传达的意义。据悉，此四字源于《论语注疏》，是1945年孙宗慰在重庆举办个展时，他的好友、重庆大公报名笔王芃生为其《驼牧》所写的诗句中的一句：“所为者何？求其在我。”这既是对骆驼的描绘，也是对孙宗慰艺术追求、为人做事乃至那一辈艺术家生命历程的诠释——所求身外，不如“求我”、自我尊重，这实际也是中国传统文人自古以来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