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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该书首度解密了深圳20年命运的六大关键时刻,深圳十大风波的真相与隐衷｡该书以年为经,逐年解读､分析､还原了深圳以与数千个臃肿老迈的内地城市决裂的方式,睥睨孤行,为我们国家､民族的改革浴血探路的那段“忽而风光绝顶,忽如覆巢危卵”的历史｡本文摘自该书｡
四次大逃港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年､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1,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于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突破坚冰: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望着满目凄凉的汕头,吴南生十分气愤｡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先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熟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据《文汇读书周报》)
四次大逃港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时光流逝了30年,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想象三座人烟繁华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间几乎等同于被6000米宽的海浪抹去的骇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将生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二十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年､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三十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1,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于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邓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地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解开谜底｡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突破坚冰: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望着满目凄凉的汕头,吴南生十分气愤｡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
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先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熟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据《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