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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11月25日
地点：广西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107室
主办：广西大学
承办：广西作家协会、南方文坛杂志社、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
范祚军（广西大学副校长）：2014年，田耳作为“特殊人才”和“学术带头人”引进我们广西大学。可以肯定的是，更换创作环境以后，田耳的创作势头非但没有停滞，而且迎来创作的一个高潮期。我校引进田耳，也是因循广西高校已有的模式，步人已然成形的高校与作家彼此融合的队列。我们期盼着这样的融合既为田耳个人创作增添长久的动力，也期待作家能产生“鲇鱼效应”，进一步激活校园的艺术氛围和人文氛围。
张燕玲（主持人、《南方文坛》主编）：很荣幸主持第一节的研讨，为田耳创作开启沿波讨源的研讨历程。本节五位发言者分别代表五个向度：一是广西作家协会主席东西，今天的欢聚，归功于他四年前的引凤入巢，才有我们今天的百鸟朝凤;二是游俊豪博士与陈谦女士的与会，为本次研讨赋予了国际性的元素;而著名作家李洱近二十年始终立于中国文学的前沿，他将为我们的会议增添品质;四是田瑛主编作为田耳的同乡同族更是同道的师长，别有意义;五是给予田耳最具体切实帮助的《收获》杂志的王继军老师，他是位倡导文学须有向内生长力量的小说家与名编。我是在座最荣幸的人，是2007年参加“文学湘军五少将”作品研讨会的少数几位评论家之一。会上，李敬泽老师有一个预言，他说“田耳必成大器”。现在看来此言不虚，假以时日，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将看到田耳终成大器的一天。我们首先请出东西老师发言。
东西（广西作协主席）：为什么给我先发言？因为我是田耳和广西的媒婆。我推荐他来广西时，知道他获奖，还没认真地读过他的作品，我是以貌取人的，后来发现有时候以貌取人也是对的。我本来想介绍他去广西民族大学，后来广西大学说他们缺人，我觉得广西大学比我们好，广西大学是双一流、211，就把他调过来了。田耳引進以后，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工作，怎么样让他融入广西的队伍。我们担心他从湖南过来以后，广西会亏待他，后来我发现他和广西作家混得比我还熟。张燕玲总编也做了很多工作，前年在北京开了广西“后三剑客”研讨会，我们活生生把一个湖南作家变成了一个广西作家。范校长说要下力气要把他变成广西大学的作家。
游俊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天体悬浮》说的是天体，一群青年男女喜欢聚在一起看星星，观星象，与此同时，各种人物关系从单纯变得复杂。也许这题目有一个潜台词，指的不是天体，更多是指人的关系呈悬浮状，不稳定，纠结到后来就变成命案发生，把所有的悬浮关系都包含在内。《天体悬浮》融合了悲喜剧，尽管处处都有幽默的语言，但是到后来却生发出悲剧，再到人性的醒觉，通过马桑这个次要人物悲惨的命运，把所有人的命运都连带展现出来。这本小说很好地处理了语言，用喜剧加悲剧的手法，把光明与黑暗交界处的人性写出来。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我来主要是为田耳鼓掌。很多年前，我和田耳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当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一晃十来年没有再见面。我提一个问题，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包括他的老乡沈从文的小说，包括我的老师田瑛的小说，整个现代教育之后，尤其是中国新兴写作兴起之后，文学的主题，若用田耳的小说题目来概括，其实就是《一个人张灯结彩》。五四的主题就是写人的觉醒，写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个人，也能张灯结彩。田耳的小说主要是写人的，但是相对于人性的黑暗、人在伦理当中所容忍的身体的不堪以及人负面的心理，某种意义上田耳在这样的现代文学传统之中，我仍然把田耳的小说看待是现代主义文学以来的传统，田耳并没有发展出新的类型。我的意思是我对田耳的评价比较高，高在他是贾平凹出现以后现代文学当中一个类型。我们知道所有受过中国文章训练的或者接受中国文章培养的人，作品的属性都是天地神人的四重奏。中国文学有文章以来，就是天地人的三维空间，受了现代文学的影响或者“五四”影响后，我们文章主题变成了人。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消失了，最多的呈现为环境描写。环境的描写的天和地在此并不是人化，“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古意在此消失。我们要写的是人和环境的分离，人和天地之间的分离。现在我和东西已经垂垂老矣，但70后作家正处于最好的时期，我觉得是否有可能开辟新的空间。
田璞（《花城》杂志名誉主编）：我们这代人和田耳是隔代的，往前还有一代人是相差二十多岁的前任湖南省作协主席孙健忠，再前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无疑是一座丰碑，影响了后来好几代作家。我刚才很赞同李洱的说法，沈从文建构了属于他的湘西，后来第二位作家孙健忠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一直到新时期文学建造了另一种湘西，还有蔡测海以及我是第三种湘西，到田耳是属于第四种湘西。我对这种说法不赞同，我们不同年代的作家，用我们各自的文字建构了一种属于自己而不同于他人的湘西。
田耳笔下的湘西是怎么样的湘西，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看。田耳早期的作品在题材、文字方面都还有一点沈从文的痕迹，但这些年来，他几乎摇身一变，和我们想的完全不同。我买了他的书来看，看了以后思考，他在同辈人中阅读量几乎是最大的，写作涉猎面是最广的，虽然他的写作量不算最大，但也颇丰，而且保持小说的高质量。我从他这些年中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湘西的影子，但是作品中反复地出现佴城。我并没有跟他沟通过，他的“佴”就是田耳所在的地方，生活存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小说世界，从文字中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素，极为现代。我本来不喜欢看写得太现实的小说，田耳是描写现实生活，但是他现实中的生活，我一看就放不下，极具现代感。而我也琢磨不透他的语言，不是纯粹的方言，欧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和北方的语言夹杂在一起，叙述得却异常清楚。
从田耳这些年的思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田耳是有一个巨大野心的人。对于这份野心，在座的未必会发现。如果这样写下去，我觉得他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他的作品是不可小视的。他思想的内容对我会有所启发，我觉得我的作品下一步也要进行调整，别人说我的文字很有沈从文的味道，我认为很多比我年长的人甚至比我年轻的人的观念是比我陈旧的，但我和田耳相比，我是陈旧的。 王维军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我是作为田耳老师的编辑参加会议，来以前又看了田耳老师的成名作《衣钵》。小说最好的地方是刚才李洱老师讲的，原来我们的主题是写天地人，无论是觉醒，还是失落，我们“五四”以后的文学处境已经很尴尬，比如孤独、困惑、绝望、耻辱，已经是让人独自承受，很难找到可以安慰的替代品。沈从文老师的作品对人物的命运也是采取默默的承受。相比之下，我觉得田耳对人物的处理，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有我们中国人对人的一个最高的理解。他的人物中有一种安慰。沈从文老师的作品以及当下作品的人物仍然孤独、绝望、耻辱，但真正的安慰点是没有的。田耳的作品中写父亲时，写道士接触到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比如超现实的方式。但他接触的方式特别好，他父亲是道士，他毕业要实习，他接触方式非常好，真实感会比较好，但是又接触到重大的主题。从田耳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既有现实的，又有超现实的内容。在小说《衣钵》中，作为70后的作家，用这种方式写小说是非常少的。
我也读了他其他的作品，他其他的作品在现实层面写得非常好，但在超越现实的层面，可能因为有《衣钵》的期待，我有一点不满足。比如《天体悬浮》，我读到三分之二时，觉得现实层面写得非常好。走走读完以后，跟我说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迅速把剩下的三分之一读完以后，发现从《衣钵》到《天体悬浮》是非常大的跳跃。《衣钵》中有道士的“道”，而《天体悬浮》有望远镜望天空，他也写到了，用到了康德的名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但《天体悬浮》的观星还是有比较强的象征性的文学设定，相比《衣钵》的道士的“道”是非常自然地介入到小说中的。我读完以后觉得《天体悬浮》的望远镜望天空能够成立。在田耳的小说中的丁一腾是非常本分的人，守着自己朴拙的生活方式，而符启明是非常能干的，是混社会的人，特别像当下社会上的能人。但这个能人非常佩服丁一腾这种老实人。虽然这是一个平常的事，但是田耳把它处理得好，真正做到朴实的内容能够在小说中发挥出价值，他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小说把天空和大地联系得非常好。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我是在对田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读田耳的小说，真心地喜欢。他的小说写得特别好，特别有潜质。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传统，好的小说是可以点评的，而田耳的小说让我们读着就是可圈可点，可以做点评的。没想到后来田耳到广西了，成了广西“后三剑客”的一员。
刚才谈到《天体悬浮》讲到符启明以外，我觉得丁一腾也特别重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2015年专门谈到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一是符启明，二是丁一腾，三是警察陈二。我还给三个人有一个定位，陈二是一个神，从行为上来讲，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非议的地方，但不讨人喜欢;符启明是一个魔，他有很大的魔性;丁一腾是一个人，他显得不重要，显得很低调，但他是一个观察者，代表了一个存在。我觉得三个人构成了小说的张力。
作为一个写实性的小说家，田耳的情节、人物、环境都具有非常强的真实性。有趣的是田耳是一个推理控，比如符启明喜欢对事情甚至对案情进行推理。田耳的推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最后的结果是抵达真实。因此，田耳的小说是写实的。我喜欢读写实的小说，我们讲的写实小说也不完全是一个对象。当我读田耳小说时，感觉又与别的写实小说不同。
田耳小说的人物比如《天体悬浮》中的符启明、丁一腾，还有《下落不明》的耿多义、柯燃冰，他们有知识，但是不能归类于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启蒙、革命、救亡的意识，他们在底层却没有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无须人民的同情和悲悯。这些人物往往都有自己的绝活、绝技、绝招。比如符启明读书多，写字好，破案强，经商也厉害，符启明也是有道士命的人;耿多义写武侠、修电器、开网店样样精通，令人叹为观止。田耳精心塑造的两个人物，就是有真知识的人物。不仅他们有真知识，而且田耳塑造的别的人物也具有真知识。虽然这种人物不属于常规定义的知识分子或者底层百姓，但是他们正在真实存在，正在生长，还可能发展壮大。这是我们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未曾注意的人物。《天体悬浮》中符启明、丁一腾曾经孜孜以求成为正式的警察，但后来放弃了。《洞中人》的莫小陌曾经致力于成为一个作家，但是最终却下落不明。无论是符启明、丁一腾，还是莫小陌、耿多义都有真知识，但是他们都不得其门而入，只好跻身于体制外的社会，而体制外的社会有点接近陈思和所说的民间，也有点像金庸写的江湖人物。但是小说中的江湖是象征隐喻的社会，而田耳写的是正在蓬勃生长的社会，也像陈思和所说的藏污纳垢的社会。我们熟悉体制内，甚至也熟悉底层，却不熟悉体制外身在底层又超越了底层的人物，田耳活色生香地写出了这些人物和社会，写出了他们的冲动和压抑，写出了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人物或将越来越多，这个社会阶层或将日益庞大。
陈漾（旅美华裔作家）：我是先认识田耳才读他的作品。因为我生活环境的关系，我跟中国当代的生活已经隔离很久了，回来都是浮光掠影地各处看看。我经常很好奇地想，当下的中国人是如何过日常生活的。偶尔读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却没有我想要的内容，我虽然不太了解人们如今真实的生活细节，还是能凭我成长背景里的文化积累判读出很多作品里的虚假。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在乎的是探究人的生存困境，这是我很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应该是与此相关的内容。田耳小说给我的好感，正是让我看到了人面对种种生活中的难题时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形态。田耳笔下的人物大多卑微、困顿，怀揣求不得的失望，却又大多活得有些悲喜交集，小有滋味，给人一种看黑白电影的感觉。田耳笔下的佴城人的生活给人的感觉本真，但那种本真又与我过去熟悉的生活中碰过的人又很不一样，有令人好奇的新鲜感。
田耳作为小说叙述者用的是很不寻常的叙事语言，带点木讷的诙谐，将方言的边界把握得恰到好处，让人读起来能明显地体认出湘西特色，又不会受困其中。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的《衣钵》，这是一篇完成得很漂亮的佳作，语言很节制，沉着中的张力，全是靠细节带出。通常的小说写那些进城念了书又回到家乡的青年人，难免总會将他们处理成格格不入，无法再融入，但田耳写的是这样的年轻人接受了故乡，努力地在融入，在与父辈的交接中，有着难得的从容，很动人。这篇小说触到了比较高的层次，有了天地人间的命运感。 申震艳（暨南大学教授）：田耳的小说在我还在做编辑时就注意到了，这次《收获》搞的“40年，我的40篇”中，我把《一个人张灯结彩》放进去了，因为我对这个作品记忆犹新。在中国文学中，我们过于重视文学的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历史、时代等，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忽略小说最基本的技术部分。比如类型小说在我们文学圈一直评价不高，很多小说家不屑于看类型小说。田耳不同，我估计他看了不少侦探小说，应该有点迷恋。在写《天体悬浮》《夏天糖》等小说都有一个外壳，外壳部分做得很结实，他把技术处理部分做得严丝合缝，仿佛他真的是个侦探。但和侦探推理小说的旨趣略有差异，他的关注重心从故事向人物位移。比如我们都知道要写小人物，但是我们所读到的小人物大多都是权力结构中的小人物。田耳关注哑巴、瘸子，我觉得这是需要功力的，需要在生活中非常细致地观察。比如他写哑巴于心慧的声音，即使尖叫也是非常钝的。他写哑巴因为缺乏语言表达而在性欲和思念方面比正常人更加突出，这样的经验在我的阅读历史上都是非常新鲜的。把残疾人当正常人书写，不嘲笑他们，试图去理解身体的残缺、匮乏带来的情感需求，这种态度也值得肯定。他最近几篇思考死亡的小说我也非常喜欢，比如《金刚四拿》《给灵魂穿白衣裳》和《一天》。我特别喜欢《一天》，我觉得《一天》的结构很严谨，符合戏剧要求的三一律。这个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一桩事故过后的谈判，但是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社会各个层次的心态都展现出来。比如写到我的父亲，用的是“我父”，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用父亲这样的书面语，但我父在整个家族中是最有文化的，这就与人物身份匹配。文雅词汇与方言的介入穿插，也是田耳语言的一个特点。第一波出面谈判的是我父和三叔，三叔是村长，我父是知识分子，这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就像《白鹿原》中自嘉轩与朱先生。村长、教师打通了官员阶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纽带，他们特别容易与官方达成共识，他们容易被权力意识同化。接下来的谈判，涉及五叔、姨婆等人物，五叔是一个自己造过房子的人，知道权力的真相，所以咬死理;姨婆因为在城里生活敢于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最后是人多势众以及“我”利用“天时”在其中斡旋，终于谈判和解。小说还写到双胞胎姐姐双洁的死亡，她是弟弟失手推倒的，这又涉及乡村的男女不平等。《一天》中这些方面都铺排得非常开，八年来，乡村与城市各种观念和世道人心的变化都得以展现。
田耳在写作中思考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但又用一种有点搞笑的方式表达出来，是悲剧没写得那么悲，也没有喜剧那么可笑。在悲喜之间，田耳找到了一种个人化的讲述方式。
杨映川（广西作家）：田耳的小说都会给我们一个印象，特别是近年给我一种启发，刚开始写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很多问题，虽然我本身是学文学理论出身，但是我在思想上很浅薄，没有想太多的事，一直埋头写。当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从别人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有什么问题。田耳的作品总给我一种很新鲜的，和我经验总是背离的信息量，老是给我一种冲击。他的小说拿过来是我想马上看的，我有这样的冲动去看他的小说。现在这种体验已经很少了，但田耳的小说还是让我保持这种冲动，透露出狡猾、小野蛮等种种体验。
现在写小说，有一些作家会强调我有很多的经历，经历可能会给写作提供更大的视野，或者有更多的题材去选择，但是会忽略一点，就是经验。我在看田耳的小说时，他一直在破除我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已经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障碍。比如我看到杯子时，杯子的定义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固定了，如果手一放就会掉到地上，就会碎。现在很多事是提前预知的含义，知道所拥有的含义，被我过往的所有经验填充了。我以前很自信地说我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或者没有北方人生活的经验，但是通过想象，通过二手材料的获得，我可以弥补。我觉得小说有很多讨巧的地方，可以想象到达。当我看到像田耳有天赋的作品时，才发现我们一直在被经验障碍着。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破除经验，才能打造小说呈现出的灵动性。你会感觉到更触及心理，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不断破除既定经验的过程。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写出我看到一个杯子时，我的体验是无知的，我不知道我放手了，热水就烫到我的脚，其实我就是要烫到我的脚，看到杯子破碎，我才知道杯子是这样的。
黄咏梅（浙江文学院副院长）：田耳是70后作家中，我很服气并且很羡慕的作家，小说中很多的神来之笔洋溢出作家的才华，我觉得是很难学习的。田耳小说的辨识度很高，基本上不看作者名字就会知道这是他的小说。田耳小说中戏谑成分很多，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很容易进入，很生动、很有趣、很幽默。写小说的人都知道，戏谑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很容易变得油腔滑调，但是田耳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可以保持戏谑中的尺度，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能打动人。他在戏谑中见深情的创作姿态，是很宝贵的品质。他很平等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个人，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才会有如此饱满的人物。他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他不会放过任何的小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这些小人物用三言两语勾勒得栩栩如生，并且不乏情感，这是我对田耳最需要致敬的地方。这是我读田耳的小说中感受最深的。另外，田耳小说写日常生活，氛围营造得很好，但看起来很热闹的生活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孤绝的身影，这些孤绝的人物，固然有着人的孤单本质，但更多的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些身影就像一个个问号，叩问着我们这个时代。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刚才各位老师发言中提到了田耳老师的很多作品，我读田耳老师的中篇小说比较多，田耳已经发表了二十部中篇小说，我大概读了十几篇。前面几位老师提到的他的小说是比较早的，而新出的长篇《洞中人》还没有人提，我重点谈一下我对《洞中人》的读后感。作为长篇小说，《洞中人》和《天体悬浮》是心脉相通的。田耳老师的小说的可读性和通读性非常强，但是小说又和现在回望80年代、70年代的作品不一样。
田耳在刚刚走上创作道路上写过一部中篇小说《界镇》，这部小说在创作系列中非常奇怪。现在一提到田耳的小说是有高辨识度的黑色幽默的情节，但《界镇》小说却是写了80年代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大家一定不相信是田耳写的。我当初读这本小说也很惊讶。现在看《洞中人》，我发现田耳在刚刚走上创作之路时，已经在心里埋下另外的创作道路，比较抒情的路数。《天体悬浮》写用望远镜看天空，这是向上看，而《洞中人》的小说主人公要去洞中写作，要去隐居，要用篮子吊下去，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一上一下都是为了与现实社会的浮躁、功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看天空要追求心里头的道德感，而到下面也要尽力摆脱现实社会的羁绊。《洞中人》提到一个笨拙精神，小说主人公说“如果有聪明一点的办法或者笨一点办法，耿多义一定会选择笨一点的办法”。另外一种说法是“耿多义不是在更多办法里选择笨办法，而是他只找到一个办法，没有选择”。我认为所谓的笨拙精神正好是田耳曾经提到一根筋的执拗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可贵的。一根筋的精神又跟《第九个寡妇》的一根筋又是不一样的，先是作者设计出这样执拗的精神，整个情节发展都是围绕执拗精神虚构情節，但是田耳更高明的是把执拗精神融入作品中，你在读作品时不会感觉到生硬。《洞中人》是回望八九十年代，而《天体悬浮》是写往前走的，现在很多作者写科幻了，而田耳老师的下一部作品会不会写科幻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李宏伟（作家出版社当代室主任）：想到一句话，概括我对田耳小说的认识——尘世之中，偶然之上。田耳的小说绝大部分都写的红尘俗世之中的事，那些恩怨情仇、生生死死、打打杀杀，那些诡谲的神秘的力量十足的故事，无一不散发出人世间的腾腾热气。在我读过的田耳小说里，随便拎出一个，缩略成少则十来字多则数百言，都可以放在报纸的社会版，或者一条简讯，或者一篇报道。田耳在小说里可谓“杀人如麻”，凶杀与死亡埋藏在各个角落，不时闪现身影，有时候甚至直接以凶杀为核心，以死亡为源起，可这些小说并不以感官刺激为目的，更不给人以肮脏、污秽、低级感，反而唤起人的悲恸感、怜悯心。究其原因，一是田耳在写作中锻造出了以短句为主，直指事实，不铺排不抒情不渲染更不随便动用比喻的语言风格，再加上独有的偶尔流露的冷幽默，让田耳的叙述明快、简洁又张弛有度;二是田耳的洞察力，他的小说尤其是新近的作品，不经意间插入一两句评价性的话，看似平常，却是非有生活历练与天生睿智相结合不能得的隽语，是划入生活流的刻刀。比如《一天》中这句“去村里次数一多，我就知道，在一群神情麻木的男人当中，表情稍显丰富的那几位，必是能人”，让人印象极其深刻。难得的是，这些或幽默或洞察的话语，都不是田耳硬塞进小说的，不是作者强横的现身，而是小说推进的结果，是人物塑造的必然，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小说本身需要、召唤的。如果说这些都是田耳小说中可见的可分析的，那么当它们综合到一起，就呈现出了一种超拔的气息，也就是独属于田耳小说的“命运感”，比如这种命运感比西方古典悲剧里的要轻，因为它着落在热闹的生活细节上，不做抽象的推演，它也比东方的宿命论要实，因为它有着不怕曲终人散的执拗，始终敞开拥抱的胸怀。
邱振刚（《中国艺术报》文艺部主任）：谈到田耳势必要谈到他背后更强大的作家，就是70后作家，学术界、评论界对70后作家最大的标签是日常经验。对于日常经验的书写，是70后作家文本的表面形态的概括，我觉得比较准确。但是否田耳被标签所容纳，我觉得不是，比如沈念也不是被日常经验所容纳。在标签之外，田耳的特点是什么？从我的阅读中，他对笔下人物非常特殊的姿态，如果谈到小说家对于笔下人物的浓度和强烈度，现在很多作家对于底下的人物是非常克制非常冷静的姿态，用此姿态讲现实处境。还有作家对于笔下的故事人物倾注了非常浓烈的感情，他的热爱或者情感血脉的纠结是非常清晰的。比如王十月在创作中可以看出对打工者的关爱、关注是非常强烈的;云雷写的农村题材，可以看出对农村小伙伴的关注也是非常强烈的。田耳的情感投射是处于中间的，平衡感把握得非常用心，他对自己的人物充满温情。但他的这种温情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姿态，是很小心，处于可控化的状态，这样也让人物的命运处于非常清晰可信的发展线路中。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我以前写过一个评论，题目本身也是挪用台湾学者的，叫《大地与星空之间》，我觉得用来评田耳的小说也是可以。田耳的小说确实立足大地，但是永远在仰望天空。他的小说比较写实，田耳的小说有很强的写实成分，立足于大地之上，但他也有他独特的道德感和理念，但从来不是虚空地仰望，而是坚实地站在大地和星空之间。
傅璐（主持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田耳让我意外的是，2007年第一次见他的名字是在北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领导在台上发言，底下一帮青年作家全都在看当年的获奖作品，我看的是《一个人张灯结彩》，但是人一直没有对上号。他来广西，我第一次见他，我说这个人长得这么呆萌，干什么事都慢半拍，很怀疑小说是他写的。我们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喝酒，偶然抬眼看过去，眼光像刀片划过空气一样，藏着很多东西，很有力量。这次田耳为了研讨会操心，我说田耳竟然还有事情让他自己操心，除了为文字操心，为人物的命运操心，既然还能为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操心，让我刮目相看。结果他回复我多刮目，可以预防白内障。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他的幽默，我是很少见的，田耳让我体会到了他的不同侧面。今天的大会就是口供大会，希望大家能够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录点口供，印证我们彼此感知中的田耳。
弋舟（《延河》杂志副主编）：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尤其觉得田耳的写作对我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是一位对我具有影响力的同代作家。大致上来说，我们这代作家起步之时，第一手的文学资源都是来自先锋文学、西方文学，来自世界文学的滋养，当我们将其转化为中国经验的书写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不少同行乃至我自己，写出的东西都有着极为显明的西方小说痕迹。但田耳却是将这笔文学资源转化为中国经验做得最好的一位，他写出的，就是中国气派的小说，在我眼中，他在这一点上，是这一代作家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一句话，当我们还在力图摆脱“影响的焦虑”时，田耳已经在写着自足的中国小说了。
我等受到现代主义的熏陶，加之个人局限所在，写出的作品不免就是一味地向内，向着那个所谓的“孤独的个体”，这个“孤独的个体”，在一定意义上，是以矫揉造作为审美旨归的，这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但得益于此，不免也往往失败于此。大部分现代主义的受益者，是属于“阴面的写作”。而田耳的小说是向着阳面的小说，有刚健和雄浑的派头，有人间气，有泥沙俱下之心。他也处理个体孤独之微妙和传奇，但他能够把传奇性写得非常日常，同时又把日常性写得非常传奇。在他这里，传奇与日常不是对立的，他笔下的孤独个体，站在浩大的日常的地盘上。
在某种意义上，田耳和他的湘西前辈沈从文经历着相似的文学道路。我们知道，沈从文是不缺乏西方文学熏陶的，他在大学教授过西方小说，但是，他写下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小说，我们无从想象，把《边城》中的人物，换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杰作还能够堂而皇之地成立。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它事关百年中国新文学一些根本性的重大辩难。今天，远人兄送了我一本书，《曾与先生相遇》，我觉得书名特别好，联系到今天的现场，就有这样的句子在我腦子里回旋——曾与田耳相遇。“先生”是致敬于伟大的文化传统，我把田耳放到这样的语境中，也表明一下我的心迹。在我的眼里，不出特别大的意外，田耳就是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 乔叶（河南作家协会副主席）：田耳的小说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虽然他现在也很年轻，我对他的感觉依然是：他是个年轻的老作家。他并不真的老，只是在技法上老到，老练，非常成熟，趋于完美。而因为他的年轻，他又具备了相当的新锐性和探索性。
对于他的创作，可说的很多。我就拿我最喜欢的田耳的小说，比如《衣钵》《金刚四拿》《给灵魂穿白衣》等，找了几个词。一个是民间性和哲学性。民间一直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根在民间，可以让作家的作品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他这几个小说都是深植于民间的。田耳天生有这种才华，在民间场域游刃有余。也因为民间性，他的作品也具备了恒久性甚至哲学性。我说他是个年轻的老作家，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他在思想维度上，其实是很早成熟的，甚至是过于成熟的小说家。他很凌厉，也很慈悲，很冷酷，也很温暖，各种综合气质都在他的作品中，让他的作品经常呈现出哲学的终极思考。
再就是他的乡土性和当下性。我很喜欢的这几个小说，如果归类的话，大概都可以算是乡土小说吧。我觉得，他最优秀的小说，其实都是和乡土有关的。他写乡土时有死亡，有道士——好像是田耳在乡土方面，一写到乡土就会写到死亡和道士。乡土貌似传统，其实很有当下性。田耳从当下乡村的原生素材中汲取了有效的能量，选择了最合适自己的路径，让生活和艺术保持了很好的平衡。对于抵达文本的成熟度来说，我觉得自己和田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要说问题，也许有一点，让我有一点点遗憾。田耳的小说尤其是悬疑色彩的小说固然十分缜密，十分抓人，但是有一个小说家有一个观点我很喜欢，大意好像是“特别好的小说要会抓人，也要会放人”，抓人是把读者抓住，放人是要让读者有更多的余地和空间，田耳抓人抓得很够，但是放人是否放得够，恐怕还值得商榷，他也有很多小说放人放得很好，尤其是乡土类的，大概是和乡土的品质有关，放人就放得很宽，很远，但是另外一些小说放人没有那么够。我也有这个问题，写小说的时候抠得非常细、特别严谨，内在里总有一种紧张感，不够放松，我觉得田耳偶尔也有这一点，这是我有共感的地方，也许也可以探讨。
走走：看小说难免有编辑的视角。昨天在房间和李宏伟就田耳的小说《一天》谈论了一下。李宏伟认为《一天》是田耳的代表作，但是我觉得没有超出《天体悬浮》。田耳的大部分作品，很有青春气息的。《洞中人》是宅男对于武侠小说的收藏，对于武侠写作的热爱，而在《天体悬浮》是观望星相，以及《衣钵》都有跳跃的东西。但在《一天》中写得太密了，没有任何的空白。
我今天中午和李宏伟又具体探讨了一下，田耳的小说在工匠手艺方面做得到极致。我的不满在于三叔和我父，他们都是因为村干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被某种东西要挟或者裹挟着，他们是会低头的。而杨环秀出场非常霸气十足，但因为自己的女儿要人职学校，又被要挟了。某种意义来说，都是投鼠忌器。这三种人其实都是一种人，没有必要再重复讲。从阴暗的角度来讲，小说已经写出了人性的某种褶皱中的灰度。杨环秀说过一句话，我们问你要这个钱，不是为自己要钱。但真的不是为自己要钱吗？这个钱要来了以后会分吗？会怎么分？大家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功劳来分这笔利益或荣誉。而五叔是有的，可能是家族中的不平等导致他需要一种平衡，这些方面的人性没有出来。复杂层面只是呈现在一群乡人在面对一条死亡的生命和校方代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整体的对抗，但是群体内部之间的对抗并没有，不管是校方，还是村民。这是没有缝隙的，反而有一种过于看透，又过于浅显直白的世故，反而少了田耳自己的特质。
对于田耳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天体悬浮》，这是人心关照所得的。田耳的小说中最难得的是不清晰的混沌，混沌本身就是敢于失控。大部分的80后、90后作家其实是不敢失控的，他們看了太多的西方语言、西方翻译腔、西方结构，不敢失控其实是对于既得知识的审美和对于既得知识的局限。田耳小说最难模仿的是对脏、乱、差的审美，而审美本身平衡了所有文本的气息。田耳是把匠气和才气分开的，他认为中短篇是讲究才的，而长篇是讲究气的，我对田耳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中短篇能让才和气达到平衡，我觉得会比今天更高一个等级，会成为中国非常优秀的顶尖小说家。
朱山坡（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田耳写出了很多名篇，写了非常多有力量的小说，我很喜欢他的小说，而且读了很多。我觉得湘西有很多地方和广西是相似的，比如写鬼神、灵魂、咒语，在我眼中是很熟悉的，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很容易理解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非常缜密，细节描写非常扎实，特别是他的推理能力特别强。他的小说推理功力很深，以案件为背景，推理比较缜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条理的人，但是写推理小说的能力很强。比如《天体悬浮》，他在书中把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还有人物的拿捏以及细部的描写都非常到位，这是他的功力，也是才华。读同行的小说几乎都是看他的技术，看他的叙述能力以及推进能力如何，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出场走向，这是我们读同行小说的方式。叙述的故事是其次，关键是如何叙述的。我看到田耳的叙述是一步一步的非常缜密，匠心独具，我是很难学到的，这就是天赋。他的言辞积累很丰厚，读了很多书，他有今天的才华和他博览群书很关键。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洞中人》中，耿多义、莫小陌的关系很值得关注，他们一直都是躲避和寻找的关系，一个不断地躲，一个不断地找，当一个表现出主动时，另一个却退缩。作者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表现耿多义与莫小陌的这种奇怪关系。借用镜像理论分析，他们互为对方的主体。两人合起来构成完整的统一体，但这一统一体又是很虚幻的和很脆弱的。他们在对方眼中发现自己时，同时也意味着自我的失去和坍塌。
张楚（河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读田耳的第一篇小说是《衣钵》，当时在新小说论坛贴出来了，我当时把它下载出来，非常仔细地读了读。小说经过了十多年，我至今很难忘书的情节和细节。我当时觉得田耳的叙述腔调太独特了，他的不着急的腔调让你觉得他怎么会那么沉稳。在我印象中，田耳是天赋异禀的人，无论是卖空调，还是养斗鸡，还是对付想象中的敌人，他总是对世界万物充满了好奇心以及洞察力。他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活色生香，小说人物就像真的要跳出来和你对话一样。 纵观田耳的小说，各个阶段的小说没有集中的主题。无论是从《衣钵》，还是到《夏天糖》《一个人张灯结彩》《金刚四拿》《一天》《洞中人》，我觉得田耳是在散漫地进行精神漫游。综合来看，我觉得彰显了一个很牛的作家对于社会和人性刁钻、古怪、独特的剖析角度。在他这种耐心的剖析当中，感觉到一种神经末梢被鞭打的痛感。田耳也因此构建了世象纵深图，既是形而上又形而下。田耳的写作像庞大的心脏，主动脉瓣、副动脉瓣、二尖瓣器官之间的血液是有序的科学的流动，无论脉瓣的阀门是关还是开，还是血液的流速，都彰显了勃勃的生机和生猛之后的清醒，可能是独属于田耳的庞大和有序。田耳小说特别大的特点是始终游荡幽默的因子，和他的天性有关系，这种幽默因为毫不刻意、刻板、做作而显得弥足珍贵。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作家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骨子里都缺乏幽默感，每个人的灵魂都很沉滞。田耳不是这样的，骨子里的幽默、戏谑和对人性的体恤，让他小说人物有些许的变形，变形恰恰阐述了小说的语言艺术以及人物塑造的某些秘密。
木叶（《上海文化》编辑）：中午一个朋友跟我聊，他说你觉得现在的田耳如果此刻Game over了，是否已成大师。下午开始时，弋舟用了伟大，朱山坡兄弟用了大师。坦白来讲，我觉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田耳同志仍需努力。他是我见到的小说家中真的是天分极高的人，我非常认同他是天生的小说家。
同一辈作家中，像田耳在长篇、中篇、短篇都有精品的小说很少。比如《衣钵》《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一天》跨越了小说中的短、中、长。语言，我读了很多小说，不管读了多少小说，如果语言没有说服力，没有带思想性是很难读下去的，很难相信文本到最后会给你带来惊喜。而田耳的小说语言有特别的气息，既活色生香又生龙活虎，但前提又很真实很准确，先有准确和真实，后面才能赋予色彩。比如《天体悬浮》的符启明，给人感受有一个人能够站在那里跟我们握手、拥抱，甚至喝酒，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田耳的小说一以贯之，《天体悬浮》的观星象、看星星真的很动人，他把这种世俗和精神进行勾连，但处理得又不生涩、机械，给人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让人融入其中。我觉得田耳的小说是有内部的光，不是没有黑暗，不是没有挣扎，也不是没有猥琐的一面，但有内部的光带着人物，而人物和小说作者本身共同成长。
沈念（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读田耳的短篇小说，有一种感觉，这感觉让我想起孩提时候放爆竹的一个场景，一个孩子战战兢兢又异常兴奋地去点燃引信，在引信哧哧燃烧的过程中，等着发出爆响，爆炸的巨响声中，先是心剧烈地震跳，然后是一阵虚无般的沉寂。熟悉他作品的都会抱着一种期待，想着人物、故事会如何处理行进，但是往往发现他的处理和我们所设想的是不一样的。田耳的小说作品常常让人产生一种等待燃爆巨响的心理期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田耳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是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个尊重小说技巧的写作者。田耳小说中，不管是乡村闲散的年轻人，还是县城过庸碌生活的底层打工者，或者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受困的、被限制的、被确定的人生。田耳总是能写出他们身上的属于我们想象之外的惊奇，也就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与命运，我们以为我们熟悉，以为他们应该是这样活着而不是那样，结果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种状况，既是提示隐蔽在日常生活中的残酷，也有颠覆日常理念的沉重。就像是他要把只有他独自发现的生活秘密，一个个地告诉更多的人。在揭开这些秘密的过程中，道德感、价值观会发生背离，与我们常理中设想的不同，无法判断孰对孰错，无人敢轻易地站在某种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去指责、评判他人。
田耳是70后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从湘西到广西，他只是居住地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流转和流动中，他的写作依然是紧贴他熟悉的场域和深谙的人性在行走，而且越走越开阔。他会把自己建构的佴城建得越来越庞大复杂，我想，他生活在哪里，佴城就在哪里。
远人（深圳光明新区作家协会主席）：多年来，我有一点很害怕，怕读到田耳的某个新作时失望。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很多小说家的处女作就是代表作，成名作变成代表作，代表作之后就没有了，后面发表的都是一路往下。田耳把小说的横杆搭得很高，作品也一直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从1949年以后，看到不断起伏的不断变化的中国作家，甚至倒退过又往前走的中国小说家中，田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不仅仅是在短篇小说有建树，长篇也有建树，在多种文体中都能有建树的作家真的是很少见。
当田耳做到这一步时，我觉得田耳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很纯朴的感觉。别人问看到田耳会怀疑《一个人张灯结彩》不是他写的，但恰恰是田耳因为给了我们看起来呆萌，反而造就了田耳个人的沉静。在如此浮躁的时代，像田耳沉静的作家是很少，正因为他沉静，他语言反而才干净，而语言越干净，越反映出田耳的沉静，这是相辅相成的。
王苏辛（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第一次看田耳老师的小说是2007年前后，当时，我渴望写一种无意义的现代小说，但又感觉这样的写作路径，并不属于我。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了田耳老师的小说。那些作品元气淋漓，仿佛浑然天成，又充满无限可能性，更重要的，它不是概念先行的小说，而是深深根植于個人独特的体验，那种写作吸引了我。我发现一个作家并没有运用我所熟悉的写作技术，或看起来经过很规整很整齐的训练式写作，而是一上来就拿出自己的感觉，在多年写作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感觉，在调整的基础上再不断地深入，横向吸收无限多的信息。
行超（《文艺报》评论部编辑）：田耳小说写得好，是文学界公认的事实。这种公认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审美趣味的差异，像田耳这样能得到众口一词好评的作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田耳的小说好在哪呢？以中篇小说《一天》为例。说白了，这个小说写的不过是一个医患关系和纠纷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们反复地听过、见过，甚至有人经历过，几乎已经习焉不察了。这个题材换任何一个作家写，都很可能变得平庸，但《一天》却让人惊艳。这种让人惊艳的能力，来源于田耳那几乎天赋般的超乎常人的感受力。在这个小说中，田耳的感受力深入每一种立场的、各种身份的人身上，死者家属、医院、学校，维护秩序的、讨个说法的、逞凶耍横的，田耳无比耐心地倾听和书写每一个人，他们的对与不对、来路与去路，都在田耳的笔下悄然蔓延。他们彼此纠缠、撕扯，也就是在这各种力量的撕扯中，我们看到了小说家田耳的“好”。他特别擅长深入叙事的缝隙，将那种被遮蔽的、被忽略的皱褶缓缓撑开，用细节、心理和逻辑层次推动小说的叙事稳步向前，让整个小说充盈饱满、浑然一体。
卢一萍（四川《青年作家》主编）：田耳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复杂性，使你很难把他的小说归人当下的小说类型，比如在《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就有底层、凶杀、侦探、情爱等多种故事元素。由于他的行文如同木刻般准确有力，他对叙事有着高度的整合能力，所以，他总是能从看似日常的细节中揭示出令人心悸的命题，找到那阳光阴影中的沉沦的诗意。他的每篇小说都企图构建一个独特的场域，使人性的呈现更加毕露，并以此来实现自己小说写作的雄心。
我始终是田耳的一个读者，我关注着他的每一部作品，我们有持续的交流，我一直在向他的写作致敬，这也加深了我对他作品的认识。在这里，我谈谈对他作品的新的印象。有人说，田耳是个戴着面具讲故事的人，也是个讲故事的魔术师，我深以为然。他总在寻求变化，从而赢得喝彩。他对自己笔下的文字和文学趣味有敏捷的预感和判断。这是田耳区别于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特殊禀赋。但无论如何，他对底层的关注始终如一，对底层幽暗地带的挖掘是他所擅长的。
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洞中人》有了新的变化。这部小说围绕一桩离奇的凶杀案展开，在小径不断分岔的叙说中，穿插了家族往事、青春记忆、奇特穴居以及情爱纠葛。既有刑侦悬疑的通俗笔法，也有对理想信仰的高尚探析;既着墨底层，也有反底层的书写;既有对个体成长史的梳理，也有对一代人共同命运的关注。小说的孤独气质呼应了作家在现实中的生存境况，其自传性笔法尤其引人注目;而在一个喧嚣的时代，一群人理想的破灭，一代人对抵达彼此内心的渴望，更令人心动;对复杂的人性、对丰盈的情爱的探微，使这部小说显得更为有力。
孤独、见证、寻找、等待、冒犯、自由、偶然、奇迹是田耳给自己作品选取的关键词，而这些正是所有经典写作的主题。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到《天体悬浮》《长寿碑》，再到《一天》《洞中人》，田耳正稳步向经典进发。
我记得田耳说过，写作者心中要有一本金光闪闪的大书。我想，他正在为这部大书做准备。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他有写出这本大书的这一天的。
地点：广西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107室
主办：广西大学
承办：广西作家协会、南方文坛杂志社、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
范祚军（广西大学副校长）：2014年，田耳作为“特殊人才”和“学术带头人”引进我们广西大学。可以肯定的是，更换创作环境以后，田耳的创作势头非但没有停滞，而且迎来创作的一个高潮期。我校引进田耳，也是因循广西高校已有的模式，步人已然成形的高校与作家彼此融合的队列。我们期盼着这样的融合既为田耳个人创作增添长久的动力，也期待作家能产生“鲇鱼效应”，进一步激活校园的艺术氛围和人文氛围。
张燕玲（主持人、《南方文坛》主编）：很荣幸主持第一节的研讨，为田耳创作开启沿波讨源的研讨历程。本节五位发言者分别代表五个向度：一是广西作家协会主席东西，今天的欢聚，归功于他四年前的引凤入巢，才有我们今天的百鸟朝凤;二是游俊豪博士与陈谦女士的与会，为本次研讨赋予了国际性的元素;而著名作家李洱近二十年始终立于中国文学的前沿，他将为我们的会议增添品质;四是田瑛主编作为田耳的同乡同族更是同道的师长，别有意义;五是给予田耳最具体切实帮助的《收获》杂志的王继军老师，他是位倡导文学须有向内生长力量的小说家与名编。我是在座最荣幸的人，是2007年参加“文学湘军五少将”作品研讨会的少数几位评论家之一。会上，李敬泽老师有一个预言，他说“田耳必成大器”。现在看来此言不虚，假以时日，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将看到田耳终成大器的一天。我们首先请出东西老师发言。
东西（广西作协主席）：为什么给我先发言？因为我是田耳和广西的媒婆。我推荐他来广西时，知道他获奖，还没认真地读过他的作品，我是以貌取人的，后来发现有时候以貌取人也是对的。我本来想介绍他去广西民族大学，后来广西大学说他们缺人，我觉得广西大学比我们好，广西大学是双一流、211，就把他调过来了。田耳引進以后，我们一直在做一些工作，怎么样让他融入广西的队伍。我们担心他从湖南过来以后，广西会亏待他，后来我发现他和广西作家混得比我还熟。张燕玲总编也做了很多工作，前年在北京开了广西“后三剑客”研讨会，我们活生生把一个湖南作家变成了一个广西作家。范校长说要下力气要把他变成广西大学的作家。
游俊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天体悬浮》说的是天体，一群青年男女喜欢聚在一起看星星，观星象，与此同时，各种人物关系从单纯变得复杂。也许这题目有一个潜台词，指的不是天体，更多是指人的关系呈悬浮状，不稳定，纠结到后来就变成命案发生，把所有的悬浮关系都包含在内。《天体悬浮》融合了悲喜剧，尽管处处都有幽默的语言，但是到后来却生发出悲剧，再到人性的醒觉，通过马桑这个次要人物悲惨的命运，把所有人的命运都连带展现出来。这本小说很好地处理了语言，用喜剧加悲剧的手法，把光明与黑暗交界处的人性写出来。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我来主要是为田耳鼓掌。很多年前，我和田耳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当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一晃十来年没有再见面。我提一个问题，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包括他的老乡沈从文的小说，包括我的老师田瑛的小说，整个现代教育之后，尤其是中国新兴写作兴起之后，文学的主题，若用田耳的小说题目来概括，其实就是《一个人张灯结彩》。五四的主题就是写人的觉醒，写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个人，也能张灯结彩。田耳的小说主要是写人的，但是相对于人性的黑暗、人在伦理当中所容忍的身体的不堪以及人负面的心理，某种意义上田耳在这样的现代文学传统之中，我仍然把田耳的小说看待是现代主义文学以来的传统，田耳并没有发展出新的类型。我的意思是我对田耳的评价比较高，高在他是贾平凹出现以后现代文学当中一个类型。我们知道所有受过中国文章训练的或者接受中国文章培养的人，作品的属性都是天地神人的四重奏。中国文学有文章以来，就是天地人的三维空间，受了现代文学的影响或者“五四”影响后，我们文章主题变成了人。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消失了，最多的呈现为环境描写。环境的描写的天和地在此并不是人化，“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古意在此消失。我们要写的是人和环境的分离，人和天地之间的分离。现在我和东西已经垂垂老矣，但70后作家正处于最好的时期，我觉得是否有可能开辟新的空间。
田璞（《花城》杂志名誉主编）：我们这代人和田耳是隔代的，往前还有一代人是相差二十多岁的前任湖南省作协主席孙健忠，再前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无疑是一座丰碑，影响了后来好几代作家。我刚才很赞同李洱的说法，沈从文建构了属于他的湘西，后来第二位作家孙健忠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一直到新时期文学建造了另一种湘西，还有蔡测海以及我是第三种湘西，到田耳是属于第四种湘西。我对这种说法不赞同，我们不同年代的作家，用我们各自的文字建构了一种属于自己而不同于他人的湘西。
田耳笔下的湘西是怎么样的湘西，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看。田耳早期的作品在题材、文字方面都还有一点沈从文的痕迹，但这些年来，他几乎摇身一变，和我们想的完全不同。我买了他的书来看，看了以后思考，他在同辈人中阅读量几乎是最大的，写作涉猎面是最广的，虽然他的写作量不算最大，但也颇丰，而且保持小说的高质量。我从他这些年中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湘西的影子，但是作品中反复地出现佴城。我并没有跟他沟通过，他的“佴”就是田耳所在的地方，生活存在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小说世界，从文字中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素，极为现代。我本来不喜欢看写得太现实的小说，田耳是描写现实生活，但是他现实中的生活，我一看就放不下，极具现代感。而我也琢磨不透他的语言，不是纯粹的方言，欧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和北方的语言夹杂在一起，叙述得却异常清楚。
从田耳这些年的思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田耳是有一个巨大野心的人。对于这份野心，在座的未必会发现。如果这样写下去，我觉得他是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他的作品是不可小视的。他思想的内容对我会有所启发，我觉得我的作品下一步也要进行调整，别人说我的文字很有沈从文的味道，我认为很多比我年长的人甚至比我年轻的人的观念是比我陈旧的，但我和田耳相比，我是陈旧的。 王维军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我是作为田耳老师的编辑参加会议，来以前又看了田耳老师的成名作《衣钵》。小说最好的地方是刚才李洱老师讲的，原来我们的主题是写天地人，无论是觉醒，还是失落，我们“五四”以后的文学处境已经很尴尬，比如孤独、困惑、绝望、耻辱，已经是让人独自承受，很难找到可以安慰的替代品。沈从文老师的作品对人物的命运也是采取默默的承受。相比之下，我觉得田耳对人物的处理，在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有我们中国人对人的一个最高的理解。他的人物中有一种安慰。沈从文老师的作品以及当下作品的人物仍然孤独、绝望、耻辱，但真正的安慰点是没有的。田耳的作品中写父亲时，写道士接触到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比如超现实的方式。但他接触的方式特别好，他父亲是道士，他毕业要实习，他接触方式非常好，真实感会比较好，但是又接触到重大的主题。从田耳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既有现实的，又有超现实的内容。在小说《衣钵》中，作为70后的作家，用这种方式写小说是非常少的。
我也读了他其他的作品，他其他的作品在现实层面写得非常好，但在超越现实的层面，可能因为有《衣钵》的期待，我有一点不满足。比如《天体悬浮》，我读到三分之二时，觉得现实层面写得非常好。走走读完以后，跟我说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迅速把剩下的三分之一读完以后，发现从《衣钵》到《天体悬浮》是非常大的跳跃。《衣钵》中有道士的“道”，而《天体悬浮》有望远镜望天空，他也写到了，用到了康德的名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但《天体悬浮》的观星还是有比较强的象征性的文学设定，相比《衣钵》的道士的“道”是非常自然地介入到小说中的。我读完以后觉得《天体悬浮》的望远镜望天空能够成立。在田耳的小说中的丁一腾是非常本分的人，守着自己朴拙的生活方式，而符启明是非常能干的，是混社会的人，特别像当下社会上的能人。但这个能人非常佩服丁一腾这种老实人。虽然这是一个平常的事，但是田耳把它处理得好，真正做到朴实的内容能够在小说中发挥出价值，他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小说把天空和大地联系得非常好。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我是在对田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读田耳的小说，真心地喜欢。他的小说写得特别好，特别有潜质。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传统，好的小说是可以点评的，而田耳的小说让我们读着就是可圈可点，可以做点评的。没想到后来田耳到广西了，成了广西“后三剑客”的一员。
刚才谈到《天体悬浮》讲到符启明以外，我觉得丁一腾也特别重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2015年专门谈到小说中的三个人物，一是符启明，二是丁一腾，三是警察陈二。我还给三个人有一个定位，陈二是一个神，从行为上来讲，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非议的地方，但不讨人喜欢;符启明是一个魔，他有很大的魔性;丁一腾是一个人，他显得不重要，显得很低调，但他是一个观察者，代表了一个存在。我觉得三个人构成了小说的张力。
作为一个写实性的小说家，田耳的情节、人物、环境都具有非常强的真实性。有趣的是田耳是一个推理控，比如符启明喜欢对事情甚至对案情进行推理。田耳的推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最后的结果是抵达真实。因此，田耳的小说是写实的。我喜欢读写实的小说，我们讲的写实小说也不完全是一个对象。当我读田耳小说时，感觉又与别的写实小说不同。
田耳小说的人物比如《天体悬浮》中的符启明、丁一腾，还有《下落不明》的耿多义、柯燃冰，他们有知识，但是不能归类于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启蒙、革命、救亡的意识，他们在底层却没有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无须人民的同情和悲悯。这些人物往往都有自己的绝活、绝技、绝招。比如符启明读书多，写字好，破案强，经商也厉害，符启明也是有道士命的人;耿多义写武侠、修电器、开网店样样精通，令人叹为观止。田耳精心塑造的两个人物，就是有真知识的人物。不仅他们有真知识，而且田耳塑造的别的人物也具有真知识。虽然这种人物不属于常规定义的知识分子或者底层百姓，但是他们正在真实存在，正在生长，还可能发展壮大。这是我们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未曾注意的人物。《天体悬浮》中符启明、丁一腾曾经孜孜以求成为正式的警察，但后来放弃了。《洞中人》的莫小陌曾经致力于成为一个作家，但是最终却下落不明。无论是符启明、丁一腾，还是莫小陌、耿多义都有真知识，但是他们都不得其门而入，只好跻身于体制外的社会，而体制外的社会有点接近陈思和所说的民间，也有点像金庸写的江湖人物。但是小说中的江湖是象征隐喻的社会，而田耳写的是正在蓬勃生长的社会，也像陈思和所说的藏污纳垢的社会。我们熟悉体制内，甚至也熟悉底层，却不熟悉体制外身在底层又超越了底层的人物，田耳活色生香地写出了这些人物和社会，写出了他们的冲动和压抑，写出了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人物或将越来越多，这个社会阶层或将日益庞大。
陈漾（旅美华裔作家）：我是先认识田耳才读他的作品。因为我生活环境的关系，我跟中国当代的生活已经隔离很久了，回来都是浮光掠影地各处看看。我经常很好奇地想，当下的中国人是如何过日常生活的。偶尔读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却没有我想要的内容，我虽然不太了解人们如今真实的生活细节，还是能凭我成长背景里的文化积累判读出很多作品里的虚假。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在乎的是探究人的生存困境，这是我很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应该是与此相关的内容。田耳小说给我的好感，正是让我看到了人面对种种生活中的难题时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形态。田耳笔下的人物大多卑微、困顿，怀揣求不得的失望，却又大多活得有些悲喜交集，小有滋味，给人一种看黑白电影的感觉。田耳笔下的佴城人的生活给人的感觉本真，但那种本真又与我过去熟悉的生活中碰过的人又很不一样，有令人好奇的新鲜感。
田耳作为小说叙述者用的是很不寻常的叙事语言，带点木讷的诙谐，将方言的边界把握得恰到好处，让人读起来能明显地体认出湘西特色，又不会受困其中。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的《衣钵》，这是一篇完成得很漂亮的佳作，语言很节制，沉着中的张力，全是靠细节带出。通常的小说写那些进城念了书又回到家乡的青年人，难免总會将他们处理成格格不入，无法再融入，但田耳写的是这样的年轻人接受了故乡，努力地在融入，在与父辈的交接中，有着难得的从容，很动人。这篇小说触到了比较高的层次，有了天地人间的命运感。 申震艳（暨南大学教授）：田耳的小说在我还在做编辑时就注意到了，这次《收获》搞的“40年，我的40篇”中，我把《一个人张灯结彩》放进去了，因为我对这个作品记忆犹新。在中国文学中，我们过于重视文学的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历史、时代等，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忽略小说最基本的技术部分。比如类型小说在我们文学圈一直评价不高，很多小说家不屑于看类型小说。田耳不同，我估计他看了不少侦探小说，应该有点迷恋。在写《天体悬浮》《夏天糖》等小说都有一个外壳，外壳部分做得很结实，他把技术处理部分做得严丝合缝，仿佛他真的是个侦探。但和侦探推理小说的旨趣略有差异，他的关注重心从故事向人物位移。比如我们都知道要写小人物，但是我们所读到的小人物大多都是权力结构中的小人物。田耳关注哑巴、瘸子，我觉得这是需要功力的，需要在生活中非常细致地观察。比如他写哑巴于心慧的声音，即使尖叫也是非常钝的。他写哑巴因为缺乏语言表达而在性欲和思念方面比正常人更加突出，这样的经验在我的阅读历史上都是非常新鲜的。把残疾人当正常人书写，不嘲笑他们，试图去理解身体的残缺、匮乏带来的情感需求，这种态度也值得肯定。他最近几篇思考死亡的小说我也非常喜欢，比如《金刚四拿》《给灵魂穿白衣裳》和《一天》。我特别喜欢《一天》，我觉得《一天》的结构很严谨，符合戏剧要求的三一律。这个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一桩事故过后的谈判，但是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社会各个层次的心态都展现出来。比如写到我的父亲，用的是“我父”，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用父亲这样的书面语，但我父在整个家族中是最有文化的，这就与人物身份匹配。文雅词汇与方言的介入穿插，也是田耳语言的一个特点。第一波出面谈判的是我父和三叔，三叔是村长，我父是知识分子，这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就像《白鹿原》中自嘉轩与朱先生。村长、教师打通了官员阶层和社会下层之间的纽带，他们特别容易与官方达成共识，他们容易被权力意识同化。接下来的谈判，涉及五叔、姨婆等人物，五叔是一个自己造过房子的人，知道权力的真相，所以咬死理;姨婆因为在城里生活敢于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最后是人多势众以及“我”利用“天时”在其中斡旋，终于谈判和解。小说还写到双胞胎姐姐双洁的死亡，她是弟弟失手推倒的，这又涉及乡村的男女不平等。《一天》中这些方面都铺排得非常开，八年来，乡村与城市各种观念和世道人心的变化都得以展现。
田耳在写作中思考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但又用一种有点搞笑的方式表达出来，是悲剧没写得那么悲，也没有喜剧那么可笑。在悲喜之间，田耳找到了一种个人化的讲述方式。
杨映川（广西作家）：田耳的小说都会给我们一个印象，特别是近年给我一种启发，刚开始写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很多问题，虽然我本身是学文学理论出身，但是我在思想上很浅薄，没有想太多的事，一直埋头写。当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从别人的作品中发现了自己有什么问题。田耳的作品总给我一种很新鲜的，和我经验总是背离的信息量，老是给我一种冲击。他的小说拿过来是我想马上看的，我有这样的冲动去看他的小说。现在这种体验已经很少了，但田耳的小说还是让我保持这种冲动，透露出狡猾、小野蛮等种种体验。
现在写小说，有一些作家会强调我有很多的经历，经历可能会给写作提供更大的视野，或者有更多的题材去选择，但是会忽略一点，就是经验。我在看田耳的小说时，他一直在破除我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已经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障碍。比如我看到杯子时，杯子的定义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固定了，如果手一放就会掉到地上，就会碎。现在很多事是提前预知的含义，知道所拥有的含义，被我过往的所有经验填充了。我以前很自信地说我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或者没有北方人生活的经验，但是通过想象，通过二手材料的获得，我可以弥补。我觉得小说有很多讨巧的地方，可以想象到达。当我看到像田耳有天赋的作品时，才发现我们一直在被经验障碍着。其实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破除经验，才能打造小说呈现出的灵动性。你会感觉到更触及心理，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不断破除既定经验的过程。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写出我看到一个杯子时，我的体验是无知的，我不知道我放手了，热水就烫到我的脚，其实我就是要烫到我的脚，看到杯子破碎，我才知道杯子是这样的。
黄咏梅（浙江文学院副院长）：田耳是70后作家中，我很服气并且很羡慕的作家，小说中很多的神来之笔洋溢出作家的才华，我觉得是很难学习的。田耳小说的辨识度很高，基本上不看作者名字就会知道这是他的小说。田耳小说中戏谑成分很多，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很容易进入，很生动、很有趣、很幽默。写小说的人都知道，戏谑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很容易变得油腔滑调，但是田耳从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可以保持戏谑中的尺度，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能打动人。他在戏谑中见深情的创作姿态，是很宝贵的品质。他很平等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个人，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才会有如此饱满的人物。他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他不会放过任何的小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这些小人物用三言两语勾勒得栩栩如生，并且不乏情感，这是我对田耳最需要致敬的地方。这是我读田耳的小说中感受最深的。另外，田耳小说写日常生活，氛围营造得很好，但看起来很热闹的生活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孤绝的身影，这些孤绝的人物，固然有着人的孤单本质，但更多的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些身影就像一个个问号，叩问着我们这个时代。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刚才各位老师发言中提到了田耳老师的很多作品，我读田耳老师的中篇小说比较多，田耳已经发表了二十部中篇小说，我大概读了十几篇。前面几位老师提到的他的小说是比较早的，而新出的长篇《洞中人》还没有人提，我重点谈一下我对《洞中人》的读后感。作为长篇小说，《洞中人》和《天体悬浮》是心脉相通的。田耳老师的小说的可读性和通读性非常强，但是小说又和现在回望80年代、70年代的作品不一样。
田耳在刚刚走上创作道路上写过一部中篇小说《界镇》，这部小说在创作系列中非常奇怪。现在一提到田耳的小说是有高辨识度的黑色幽默的情节，但《界镇》小说却是写了80年代乡村女教师的故事。如果隐去作者的名字，大家一定不相信是田耳写的。我当初读这本小说也很惊讶。现在看《洞中人》，我发现田耳在刚刚走上创作之路时，已经在心里埋下另外的创作道路，比较抒情的路数。《天体悬浮》写用望远镜看天空，这是向上看，而《洞中人》的小说主人公要去洞中写作，要去隐居，要用篮子吊下去，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一上一下都是为了与现实社会的浮躁、功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看天空要追求心里头的道德感，而到下面也要尽力摆脱现实社会的羁绊。《洞中人》提到一个笨拙精神，小说主人公说“如果有聪明一点的办法或者笨一点办法，耿多义一定会选择笨一点的办法”。另外一种说法是“耿多义不是在更多办法里选择笨办法，而是他只找到一个办法，没有选择”。我认为所谓的笨拙精神正好是田耳曾经提到一根筋的执拗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可贵的。一根筋的精神又跟《第九个寡妇》的一根筋又是不一样的，先是作者设计出这样执拗的精神，整个情节发展都是围绕执拗精神虚构情節，但是田耳更高明的是把执拗精神融入作品中，你在读作品时不会感觉到生硬。《洞中人》是回望八九十年代，而《天体悬浮》是写往前走的，现在很多作者写科幻了，而田耳老师的下一部作品会不会写科幻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李宏伟（作家出版社当代室主任）：想到一句话，概括我对田耳小说的认识——尘世之中，偶然之上。田耳的小说绝大部分都写的红尘俗世之中的事，那些恩怨情仇、生生死死、打打杀杀，那些诡谲的神秘的力量十足的故事，无一不散发出人世间的腾腾热气。在我读过的田耳小说里，随便拎出一个，缩略成少则十来字多则数百言，都可以放在报纸的社会版，或者一条简讯，或者一篇报道。田耳在小说里可谓“杀人如麻”，凶杀与死亡埋藏在各个角落，不时闪现身影，有时候甚至直接以凶杀为核心，以死亡为源起，可这些小说并不以感官刺激为目的，更不给人以肮脏、污秽、低级感，反而唤起人的悲恸感、怜悯心。究其原因，一是田耳在写作中锻造出了以短句为主，直指事实，不铺排不抒情不渲染更不随便动用比喻的语言风格，再加上独有的偶尔流露的冷幽默，让田耳的叙述明快、简洁又张弛有度;二是田耳的洞察力，他的小说尤其是新近的作品，不经意间插入一两句评价性的话，看似平常，却是非有生活历练与天生睿智相结合不能得的隽语，是划入生活流的刻刀。比如《一天》中这句“去村里次数一多，我就知道，在一群神情麻木的男人当中，表情稍显丰富的那几位，必是能人”，让人印象极其深刻。难得的是，这些或幽默或洞察的话语，都不是田耳硬塞进小说的，不是作者强横的现身，而是小说推进的结果，是人物塑造的必然，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小说本身需要、召唤的。如果说这些都是田耳小说中可见的可分析的，那么当它们综合到一起，就呈现出了一种超拔的气息，也就是独属于田耳小说的“命运感”，比如这种命运感比西方古典悲剧里的要轻，因为它着落在热闹的生活细节上，不做抽象的推演，它也比东方的宿命论要实，因为它有着不怕曲终人散的执拗，始终敞开拥抱的胸怀。
邱振刚（《中国艺术报》文艺部主任）：谈到田耳势必要谈到他背后更强大的作家，就是70后作家，学术界、评论界对70后作家最大的标签是日常经验。对于日常经验的书写，是70后作家文本的表面形态的概括，我觉得比较准确。但是否田耳被标签所容纳，我觉得不是，比如沈念也不是被日常经验所容纳。在标签之外，田耳的特点是什么？从我的阅读中，他对笔下人物非常特殊的姿态，如果谈到小说家对于笔下人物的浓度和强烈度，现在很多作家对于底下的人物是非常克制非常冷静的姿态，用此姿态讲现实处境。还有作家对于笔下的故事人物倾注了非常浓烈的感情，他的热爱或者情感血脉的纠结是非常清晰的。比如王十月在创作中可以看出对打工者的关爱、关注是非常强烈的;云雷写的农村题材，可以看出对农村小伙伴的关注也是非常强烈的。田耳的情感投射是处于中间的，平衡感把握得非常用心，他对自己的人物充满温情。但他的这种温情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姿态，是很小心，处于可控化的状态，这样也让人物的命运处于非常清晰可信的发展线路中。
张柱林（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我以前写过一个评论，题目本身也是挪用台湾学者的，叫《大地与星空之间》，我觉得用来评田耳的小说也是可以。田耳的小说确实立足大地，但是永远在仰望天空。他的小说比较写实，田耳的小说有很强的写实成分，立足于大地之上，但他也有他独特的道德感和理念，但从来不是虚空地仰望，而是坚实地站在大地和星空之间。
傅璐（主持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田耳让我意外的是，2007年第一次见他的名字是在北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领导在台上发言，底下一帮青年作家全都在看当年的获奖作品，我看的是《一个人张灯结彩》，但是人一直没有对上号。他来广西，我第一次见他，我说这个人长得这么呆萌，干什么事都慢半拍，很怀疑小说是他写的。我们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喝酒，偶然抬眼看过去，眼光像刀片划过空气一样，藏着很多东西，很有力量。这次田耳为了研讨会操心，我说田耳竟然还有事情让他自己操心，除了为文字操心，为人物的命运操心，既然还能为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操心，让我刮目相看。结果他回复我多刮目，可以预防白内障。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他的幽默，我是很少见的，田耳让我体会到了他的不同侧面。今天的大会就是口供大会，希望大家能够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录点口供，印证我们彼此感知中的田耳。
弋舟（《延河》杂志副主编）：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尤其觉得田耳的写作对我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是一位对我具有影响力的同代作家。大致上来说，我们这代作家起步之时，第一手的文学资源都是来自先锋文学、西方文学，来自世界文学的滋养，当我们将其转化为中国经验的书写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不少同行乃至我自己，写出的东西都有着极为显明的西方小说痕迹。但田耳却是将这笔文学资源转化为中国经验做得最好的一位，他写出的，就是中国气派的小说，在我眼中，他在这一点上，是这一代作家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一句话，当我们还在力图摆脱“影响的焦虑”时，田耳已经在写着自足的中国小说了。
我等受到现代主义的熏陶，加之个人局限所在，写出的作品不免就是一味地向内，向着那个所谓的“孤独的个体”，这个“孤独的个体”，在一定意义上，是以矫揉造作为审美旨归的，这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但得益于此，不免也往往失败于此。大部分现代主义的受益者，是属于“阴面的写作”。而田耳的小说是向着阳面的小说，有刚健和雄浑的派头，有人间气，有泥沙俱下之心。他也处理个体孤独之微妙和传奇，但他能够把传奇性写得非常日常，同时又把日常性写得非常传奇。在他这里，传奇与日常不是对立的，他笔下的孤独个体，站在浩大的日常的地盘上。
在某种意义上，田耳和他的湘西前辈沈从文经历着相似的文学道路。我们知道，沈从文是不缺乏西方文学熏陶的，他在大学教授过西方小说，但是，他写下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小说，我们无从想象，把《边城》中的人物，换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杰作还能够堂而皇之地成立。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它事关百年中国新文学一些根本性的重大辩难。今天，远人兄送了我一本书，《曾与先生相遇》，我觉得书名特别好，联系到今天的现场，就有这样的句子在我腦子里回旋——曾与田耳相遇。“先生”是致敬于伟大的文化传统，我把田耳放到这样的语境中，也表明一下我的心迹。在我的眼里，不出特别大的意外，田耳就是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 乔叶（河南作家协会副主席）：田耳的小说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虽然他现在也很年轻，我对他的感觉依然是：他是个年轻的老作家。他并不真的老，只是在技法上老到，老练，非常成熟，趋于完美。而因为他的年轻，他又具备了相当的新锐性和探索性。
对于他的创作，可说的很多。我就拿我最喜欢的田耳的小说，比如《衣钵》《金刚四拿》《给灵魂穿白衣》等，找了几个词。一个是民间性和哲学性。民间一直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根在民间，可以让作家的作品保持生机勃勃的态势。他这几个小说都是深植于民间的。田耳天生有这种才华，在民间场域游刃有余。也因为民间性，他的作品也具备了恒久性甚至哲学性。我说他是个年轻的老作家，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他在思想维度上，其实是很早成熟的，甚至是过于成熟的小说家。他很凌厉，也很慈悲，很冷酷，也很温暖，各种综合气质都在他的作品中，让他的作品经常呈现出哲学的终极思考。
再就是他的乡土性和当下性。我很喜欢的这几个小说，如果归类的话，大概都可以算是乡土小说吧。我觉得，他最优秀的小说，其实都是和乡土有关的。他写乡土时有死亡，有道士——好像是田耳在乡土方面，一写到乡土就会写到死亡和道士。乡土貌似传统，其实很有当下性。田耳从当下乡村的原生素材中汲取了有效的能量，选择了最合适自己的路径，让生活和艺术保持了很好的平衡。对于抵达文本的成熟度来说，我觉得自己和田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要说问题，也许有一点，让我有一点点遗憾。田耳的小说尤其是悬疑色彩的小说固然十分缜密，十分抓人，但是有一个小说家有一个观点我很喜欢，大意好像是“特别好的小说要会抓人，也要会放人”，抓人是把读者抓住，放人是要让读者有更多的余地和空间，田耳抓人抓得很够，但是放人是否放得够，恐怕还值得商榷，他也有很多小说放人放得很好，尤其是乡土类的，大概是和乡土的品质有关，放人就放得很宽，很远，但是另外一些小说放人没有那么够。我也有这个问题，写小说的时候抠得非常细、特别严谨，内在里总有一种紧张感，不够放松，我觉得田耳偶尔也有这一点，这是我有共感的地方，也许也可以探讨。
走走：看小说难免有编辑的视角。昨天在房间和李宏伟就田耳的小说《一天》谈论了一下。李宏伟认为《一天》是田耳的代表作，但是我觉得没有超出《天体悬浮》。田耳的大部分作品，很有青春气息的。《洞中人》是宅男对于武侠小说的收藏，对于武侠写作的热爱，而在《天体悬浮》是观望星相，以及《衣钵》都有跳跃的东西。但在《一天》中写得太密了，没有任何的空白。
我今天中午和李宏伟又具体探讨了一下，田耳的小说在工匠手艺方面做得到极致。我的不满在于三叔和我父，他们都是因为村干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被某种东西要挟或者裹挟着，他们是会低头的。而杨环秀出场非常霸气十足，但因为自己的女儿要人职学校，又被要挟了。某种意义来说，都是投鼠忌器。这三种人其实都是一种人，没有必要再重复讲。从阴暗的角度来讲，小说已经写出了人性的某种褶皱中的灰度。杨环秀说过一句话，我们问你要这个钱，不是为自己要钱。但真的不是为自己要钱吗？这个钱要来了以后会分吗？会怎么分？大家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功劳来分这笔利益或荣誉。而五叔是有的，可能是家族中的不平等导致他需要一种平衡，这些方面的人性没有出来。复杂层面只是呈现在一群乡人在面对一条死亡的生命和校方代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整体的对抗，但是群体内部之间的对抗并没有，不管是校方，还是村民。这是没有缝隙的，反而有一种过于看透，又过于浅显直白的世故，反而少了田耳自己的特质。
对于田耳的小说，我最喜欢的是《天体悬浮》，这是人心关照所得的。田耳的小说中最难得的是不清晰的混沌，混沌本身就是敢于失控。大部分的80后、90后作家其实是不敢失控的，他們看了太多的西方语言、西方翻译腔、西方结构，不敢失控其实是对于既得知识的审美和对于既得知识的局限。田耳小说最难模仿的是对脏、乱、差的审美，而审美本身平衡了所有文本的气息。田耳是把匠气和才气分开的，他认为中短篇是讲究才的，而长篇是讲究气的，我对田耳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中短篇能让才和气达到平衡，我觉得会比今天更高一个等级，会成为中国非常优秀的顶尖小说家。
朱山坡（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田耳写出了很多名篇，写了非常多有力量的小说，我很喜欢他的小说，而且读了很多。我觉得湘西有很多地方和广西是相似的，比如写鬼神、灵魂、咒语，在我眼中是很熟悉的，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很容易理解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非常缜密，细节描写非常扎实，特别是他的推理能力特别强。他的小说推理功力很深，以案件为背景，推理比较缜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条理的人，但是写推理小说的能力很强。比如《天体悬浮》，他在书中把小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还有人物的拿捏以及细部的描写都非常到位，这是他的功力，也是才华。读同行的小说几乎都是看他的技术，看他的叙述能力以及推进能力如何，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出场走向，这是我们读同行小说的方式。叙述的故事是其次，关键是如何叙述的。我看到田耳的叙述是一步一步的非常缜密，匠心独具，我是很难学到的，这就是天赋。他的言辞积累很丰厚，读了很多书，他有今天的才华和他博览群书很关键。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洞中人》中，耿多义、莫小陌的关系很值得关注，他们一直都是躲避和寻找的关系，一个不断地躲，一个不断地找，当一个表现出主动时，另一个却退缩。作者为什么要在小说中表现耿多义与莫小陌的这种奇怪关系。借用镜像理论分析，他们互为对方的主体。两人合起来构成完整的统一体，但这一统一体又是很虚幻的和很脆弱的。他们在对方眼中发现自己时，同时也意味着自我的失去和坍塌。
张楚（河北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我读田耳的第一篇小说是《衣钵》，当时在新小说论坛贴出来了，我当时把它下载出来，非常仔细地读了读。小说经过了十多年，我至今很难忘书的情节和细节。我当时觉得田耳的叙述腔调太独特了，他的不着急的腔调让你觉得他怎么会那么沉稳。在我印象中，田耳是天赋异禀的人，无论是卖空调，还是养斗鸡，还是对付想象中的敌人，他总是对世界万物充满了好奇心以及洞察力。他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活色生香，小说人物就像真的要跳出来和你对话一样。 纵观田耳的小说，各个阶段的小说没有集中的主题。无论是从《衣钵》，还是到《夏天糖》《一个人张灯结彩》《金刚四拿》《一天》《洞中人》，我觉得田耳是在散漫地进行精神漫游。综合来看，我觉得彰显了一个很牛的作家对于社会和人性刁钻、古怪、独特的剖析角度。在他这种耐心的剖析当中，感觉到一种神经末梢被鞭打的痛感。田耳也因此构建了世象纵深图，既是形而上又形而下。田耳的写作像庞大的心脏，主动脉瓣、副动脉瓣、二尖瓣器官之间的血液是有序的科学的流动，无论脉瓣的阀门是关还是开，还是血液的流速，都彰显了勃勃的生机和生猛之后的清醒，可能是独属于田耳的庞大和有序。田耳小说特别大的特点是始终游荡幽默的因子，和他的天性有关系，这种幽默因为毫不刻意、刻板、做作而显得弥足珍贵。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作家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骨子里都缺乏幽默感，每个人的灵魂都很沉滞。田耳不是这样的，骨子里的幽默、戏谑和对人性的体恤，让他小说人物有些许的变形，变形恰恰阐述了小说的语言艺术以及人物塑造的某些秘密。
木叶（《上海文化》编辑）：中午一个朋友跟我聊，他说你觉得现在的田耳如果此刻Game over了，是否已成大师。下午开始时，弋舟用了伟大，朱山坡兄弟用了大师。坦白来讲，我觉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田耳同志仍需努力。他是我见到的小说家中真的是天分极高的人，我非常认同他是天生的小说家。
同一辈作家中，像田耳在长篇、中篇、短篇都有精品的小说很少。比如《衣钵》《一个人张灯结彩》《天体悬浮》《一天》跨越了小说中的短、中、长。语言，我读了很多小说，不管读了多少小说，如果语言没有说服力，没有带思想性是很难读下去的，很难相信文本到最后会给你带来惊喜。而田耳的小说语言有特别的气息，既活色生香又生龙活虎，但前提又很真实很准确，先有准确和真实，后面才能赋予色彩。比如《天体悬浮》的符启明，给人感受有一个人能够站在那里跟我们握手、拥抱，甚至喝酒，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田耳的小说一以贯之，《天体悬浮》的观星象、看星星真的很动人，他把这种世俗和精神进行勾连，但处理得又不生涩、机械，给人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让人融入其中。我觉得田耳的小说是有内部的光，不是没有黑暗，不是没有挣扎，也不是没有猥琐的一面，但有内部的光带着人物，而人物和小说作者本身共同成长。
沈念（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读田耳的短篇小说，有一种感觉，这感觉让我想起孩提时候放爆竹的一个场景，一个孩子战战兢兢又异常兴奋地去点燃引信，在引信哧哧燃烧的过程中，等着发出爆响，爆炸的巨响声中，先是心剧烈地震跳，然后是一阵虚无般的沉寂。熟悉他作品的都会抱着一种期待，想着人物、故事会如何处理行进，但是往往发现他的处理和我们所设想的是不一样的。田耳的小说作品常常让人产生一种等待燃爆巨响的心理期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田耳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是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个尊重小说技巧的写作者。田耳小说中，不管是乡村闲散的年轻人，还是县城过庸碌生活的底层打工者，或者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受困的、被限制的、被确定的人生。田耳总是能写出他们身上的属于我们想象之外的惊奇，也就是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与命运，我们以为我们熟悉，以为他们应该是这样活着而不是那样，结果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种状况，既是提示隐蔽在日常生活中的残酷，也有颠覆日常理念的沉重。就像是他要把只有他独自发现的生活秘密，一个个地告诉更多的人。在揭开这些秘密的过程中，道德感、价值观会发生背离，与我们常理中设想的不同，无法判断孰对孰错，无人敢轻易地站在某种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地去指责、评判他人。
田耳是70后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从湘西到广西，他只是居住地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流转和流动中，他的写作依然是紧贴他熟悉的场域和深谙的人性在行走，而且越走越开阔。他会把自己建构的佴城建得越来越庞大复杂，我想，他生活在哪里，佴城就在哪里。
远人（深圳光明新区作家协会主席）：多年来，我有一点很害怕，怕读到田耳的某个新作时失望。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很多小说家的处女作就是代表作，成名作变成代表作，代表作之后就没有了，后面发表的都是一路往下。田耳把小说的横杆搭得很高，作品也一直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从1949年以后，看到不断起伏的不断变化的中国作家，甚至倒退过又往前走的中国小说家中，田耳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不仅仅是在短篇小说有建树，长篇也有建树，在多种文体中都能有建树的作家真的是很少见。
当田耳做到这一步时，我觉得田耳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很纯朴的感觉。别人问看到田耳会怀疑《一个人张灯结彩》不是他写的，但恰恰是田耳因为给了我们看起来呆萌，反而造就了田耳个人的沉静。在如此浮躁的时代，像田耳沉静的作家是很少，正因为他沉静，他语言反而才干净，而语言越干净，越反映出田耳的沉静，这是相辅相成的。
王苏辛（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第一次看田耳老师的小说是2007年前后，当时，我渴望写一种无意义的现代小说，但又感觉这样的写作路径，并不属于我。我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了田耳老师的小说。那些作品元气淋漓，仿佛浑然天成，又充满无限可能性，更重要的，它不是概念先行的小说，而是深深根植于個人独特的体验，那种写作吸引了我。我发现一个作家并没有运用我所熟悉的写作技术，或看起来经过很规整很整齐的训练式写作，而是一上来就拿出自己的感觉，在多年写作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感觉，在调整的基础上再不断地深入，横向吸收无限多的信息。
行超（《文艺报》评论部编辑）：田耳小说写得好，是文学界公认的事实。这种公认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审美趣味的差异，像田耳这样能得到众口一词好评的作家，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田耳的小说好在哪呢？以中篇小说《一天》为例。说白了，这个小说写的不过是一个医患关系和纠纷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们反复地听过、见过，甚至有人经历过，几乎已经习焉不察了。这个题材换任何一个作家写，都很可能变得平庸，但《一天》却让人惊艳。这种让人惊艳的能力，来源于田耳那几乎天赋般的超乎常人的感受力。在这个小说中，田耳的感受力深入每一种立场的、各种身份的人身上，死者家属、医院、学校，维护秩序的、讨个说法的、逞凶耍横的，田耳无比耐心地倾听和书写每一个人，他们的对与不对、来路与去路，都在田耳的笔下悄然蔓延。他们彼此纠缠、撕扯，也就是在这各种力量的撕扯中，我们看到了小说家田耳的“好”。他特别擅长深入叙事的缝隙，将那种被遮蔽的、被忽略的皱褶缓缓撑开，用细节、心理和逻辑层次推动小说的叙事稳步向前，让整个小说充盈饱满、浑然一体。
卢一萍（四川《青年作家》主编）：田耳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复杂性，使你很难把他的小说归人当下的小说类型，比如在《一个人张灯结彩》中就有底层、凶杀、侦探、情爱等多种故事元素。由于他的行文如同木刻般准确有力，他对叙事有着高度的整合能力，所以，他总是能从看似日常的细节中揭示出令人心悸的命题，找到那阳光阴影中的沉沦的诗意。他的每篇小说都企图构建一个独特的场域，使人性的呈现更加毕露，并以此来实现自己小说写作的雄心。
我始终是田耳的一个读者，我关注着他的每一部作品，我们有持续的交流，我一直在向他的写作致敬，这也加深了我对他作品的认识。在这里，我谈谈对他作品的新的印象。有人说，田耳是个戴着面具讲故事的人，也是个讲故事的魔术师，我深以为然。他总在寻求变化，从而赢得喝彩。他对自己笔下的文字和文学趣味有敏捷的预感和判断。这是田耳区别于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的特殊禀赋。但无论如何，他对底层的关注始终如一，对底层幽暗地带的挖掘是他所擅长的。
他的长篇小说新作《洞中人》有了新的变化。这部小说围绕一桩离奇的凶杀案展开，在小径不断分岔的叙说中，穿插了家族往事、青春记忆、奇特穴居以及情爱纠葛。既有刑侦悬疑的通俗笔法，也有对理想信仰的高尚探析;既着墨底层，也有反底层的书写;既有对个体成长史的梳理，也有对一代人共同命运的关注。小说的孤独气质呼应了作家在现实中的生存境况，其自传性笔法尤其引人注目;而在一个喧嚣的时代，一群人理想的破灭，一代人对抵达彼此内心的渴望，更令人心动;对复杂的人性、对丰盈的情爱的探微，使这部小说显得更为有力。
孤独、见证、寻找、等待、冒犯、自由、偶然、奇迹是田耳给自己作品选取的关键词，而这些正是所有经典写作的主题。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到《天体悬浮》《长寿碑》，再到《一天》《洞中人》，田耳正稳步向经典进发。
我记得田耳说过，写作者心中要有一本金光闪闪的大书。我想，他正在为这部大书做准备。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他有写出这本大书的这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