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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界中，为了简明起见，一般将西方传播学思想分为两大学派：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又一种传播思想不断的引入与介绍，区别于传统媒介思想的“第三学派”——媒介生态学开始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媒介生态学”术语“Media Ecology”，也被一些学者译作“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北美，在早期的先驱们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的多线性发展后，长期处于传播学界边缘地位的媒介生态学者开始结束分裂局面，尝试将“Media Ecology”整合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系统。1998年9月4日，媒介生态学学者在福德姆大学相聚，成立媒介环境学会（MEA），标志着媒介生态学作为传播学中一个独立的学派开始正式创立。媒介生态学在他的形成以及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与引进各种思想，其思想在流变中不断补充与完整，形成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
从功能论、冲突论到互动论：媒介生态学的理论渊源
传统的传播学思想，比如媒介功能论即经验学派，偏重于对媒介的内容分析以及短期媒介效果，但“具体内容的量化研究，从根本上限制了传统实证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媒介冲突论即批判学派则主要研究大众媒介的所有权，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上研究媒介问题。它较之功能论观点具有更为宏大的视野，但是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认识不足。作为一种独立的传播思想体系，媒介生态学借鉴生态学中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相互关系的思想，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社会主要理论观点中的互动论引入媒介研究之中，发展了媒介互动论，即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雏形。
互动论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许多有意义的实体组成的世界之中，这些实体可能包括有形物质、行动、其他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只是符号，等等”，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指导下，一些传播学者指出，大众媒体逐渐成为每天活动信息的来源。人们通过媒体为中介分享信息，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表达自我的社会现实定义，尤其是当下，互联网的兴起，促成了一种新的沟通以及社会互动的形态。
1959年，欧文·戈夫曼提出“拟剧法”的互动研究方法，并广为人知，拟剧法学者将日常生活与舞台剧的场所做比较。如同演员要展示自己的形象一样，人们也在人际传播中展示一面，压抑另一面。拟剧法学者运用互动论的观点，介绍了以“场所”为中心的拟剧的社会相互互动作用。约书亚·梅洛维茨发展了戈夫曼的媒介场景论为媒介情景论，以一种开放、综合的观念，将戈夫曼的社会互动论引入媒介研究。
刘易斯·芒福德则从人与城市的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开始对媒介生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急速发展，并且异常繁荣的时期。
从技术决定论到媒介人性化：技术，媒介以及论争
媒介生态学强调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华裔美国学者林文刚教授认为这个学派的研究路子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
多伦多大学教授哈罗德·伊尼斯就在他的传播学专著中，“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麦克卢汉），其特点就是把媒介放在时间与空间的巨大背景中去考量。在《帝国与传播》中，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正是看到了报纸的强大力量，政治团体开始利用其控制舆论，然后广播又出现了，新兴的政治团体又利用广播打破政治垄断。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产生的结果。
麦克卢汉是媒介生态学发展历程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热情地讴歌着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像电子时代的先知一样，分析了媒介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大胆地预言了电子媒介的影响。他预言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以后研究媒介生态的学者，其中，被誉为“电子时代的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就是一位。而莱文森的老师——尼尔·波兹曼则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充满悲观的态度。他继承了麦克卢汉的思想，认为媒介就是认识论，媒介就是隐喻，显然是对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延伸，他认为一种文化的主要媒介可以决定人们认知的主要因素，决定人们知道什么，怎样知道以及有兴趣知道什么，有能力知道什么。
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对于媒介技术特性的研究，是媒介生态学的重要议题，以至于一度有学者认为这个学派的学术思想是技术决定论。但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引入者深圳大学教授何道宽则认为，“他（麦克卢汉）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也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并且，他在饱受“技术决定论”的诟病后，一些媒介生态学人也开始注重媒介人性化，即将媒介技术研究转向人文关怀。
现代生态学的引入与人性的注重：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
其实，关于媒介生态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完全原创的东西，媒介生态是基于一种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传播学者借用生物学、生态学中的思想，将媒介以及媒介处于的社会系统比作一个生物圈，用生物系统的方式理解媒介和媒介环境，同时也运用生物生态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
波兹曼在首次公开媒介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定义中对媒介生态学进行了这样的表意，他说，媒介生态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媒介生态学有三个层次上的概念，即符号环境、感知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媒介生态学研究作为环境符号的媒介、感知环境的媒介以及社会环境的媒介，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人共生共荣，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点以人文色彩关注人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现代生态学对于媒介生态学范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媒介现象和传播问题，被西方传播学者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方法中的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
现代生态学引入媒介生态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研究生态现象的生态学是1866年由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率先提出，生态学被人们定义为“环境的生物学”与自然经济学。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生态学也开始引用与介入到生态问题的讨论之中。
媒介生态学，就是引用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来探讨人与媒介、社会、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整合为“人——媒介——自然——社会”的一整套完整的研究范式。媒介生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媒介各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产生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即是对这种传播生态、传播环境甚至是文化环境的研究。
在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同样进行了发展。中国媒介生态学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学思想以及中国现实的媒介生态问题，对媒介生态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浙江大学教授邵培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中庸等生态思想，提出了媒介整体论、媒介环境论、媒介系统论、媒介信息论、媒介地理论、媒介生态论等一系列媒介生态理论来解释中国媒介的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优化、互动共进、差异多样、平衡和谐、良性循环的媒介生态研究原则，使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有了“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林文刚［美］著，陈星译：《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传媒报告》，2003 （2）。
2.保罗·莱文森［美］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大卫·阿什德［美］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4.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5.何道宽：《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 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
6.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2（1）。
7.林文刚［美］：《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保罗·莱文森［美］著，何道宽译：《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生）
编校：郑 艳
从功能论、冲突论到互动论：媒介生态学的理论渊源
传统的传播学思想，比如媒介功能论即经验学派，偏重于对媒介的内容分析以及短期媒介效果，但“具体内容的量化研究，从根本上限制了传统实证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媒介冲突论即批判学派则主要研究大众媒介的所有权，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上研究媒介问题。它较之功能论观点具有更为宏大的视野，但是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认识不足。作为一种独立的传播思想体系，媒介生态学借鉴生态学中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相互关系的思想，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社会主要理论观点中的互动论引入媒介研究之中，发展了媒介互动论，即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雏形。
互动论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许多有意义的实体组成的世界之中，这些实体可能包括有形物质、行动、其他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只是符号，等等”，在这种理论观点的指导下，一些传播学者指出，大众媒体逐渐成为每天活动信息的来源。人们通过媒体为中介分享信息，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表达自我的社会现实定义，尤其是当下，互联网的兴起，促成了一种新的沟通以及社会互动的形态。
1959年，欧文·戈夫曼提出“拟剧法”的互动研究方法，并广为人知，拟剧法学者将日常生活与舞台剧的场所做比较。如同演员要展示自己的形象一样，人们也在人际传播中展示一面，压抑另一面。拟剧法学者运用互动论的观点，介绍了以“场所”为中心的拟剧的社会相互互动作用。约书亚·梅洛维茨发展了戈夫曼的媒介场景论为媒介情景论，以一种开放、综合的观念，将戈夫曼的社会互动论引入媒介研究。
刘易斯·芒福德则从人与城市的社会互动关系入手，开始对媒介生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急速发展，并且异常繁荣的时期。
从技术决定论到媒介人性化：技术，媒介以及论争
媒介生态学强调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华裔美国学者林文刚教授认为这个学派的研究路子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
多伦多大学教授哈罗德·伊尼斯就在他的传播学专著中，“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麦克卢汉），其特点就是把媒介放在时间与空间的巨大背景中去考量。在《帝国与传播》中，对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正是看到了报纸的强大力量，政治团体开始利用其控制舆论，然后广播又出现了，新兴的政治团体又利用广播打破政治垄断。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产生的结果。
麦克卢汉是媒介生态学发展历程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热情地讴歌着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像电子时代的先知一样，分析了媒介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大胆地预言了电子媒介的影响。他预言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以后研究媒介生态的学者，其中，被誉为“电子时代的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就是一位。而莱文森的老师——尼尔·波兹曼则对媒介技术的发展充满悲观的态度。他继承了麦克卢汉的思想，认为媒介就是认识论，媒介就是隐喻，显然是对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延伸，他认为一种文化的主要媒介可以决定人们认知的主要因素，决定人们知道什么，怎样知道以及有兴趣知道什么，有能力知道什么。
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对于媒介技术特性的研究，是媒介生态学的重要议题，以至于一度有学者认为这个学派的学术思想是技术决定论。但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引入者深圳大学教授何道宽则认为，“他（麦克卢汉）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也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并且，他在饱受“技术决定论”的诟病后，一些媒介生态学人也开始注重媒介人性化，即将媒介技术研究转向人文关怀。
现代生态学的引入与人性的注重：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
其实，关于媒介生态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完全原创的东西，媒介生态是基于一种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传播学者借用生物学、生态学中的思想，将媒介以及媒介处于的社会系统比作一个生物圈，用生物系统的方式理解媒介和媒介环境，同时也运用生物生态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
波兹曼在首次公开媒介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定义中对媒介生态学进行了这样的表意，他说，媒介生态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媒介生态学有三个层次上的概念，即符号环境、感知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媒介生态学研究作为环境符号的媒介、感知环境的媒介以及社会环境的媒介，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人共生共荣，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点以人文色彩关注人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现代生态学对于媒介生态学范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媒介现象和传播问题，被西方传播学者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方法中的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
现代生态学引入媒介生态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研究生态现象的生态学是1866年由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率先提出，生态学被人们定义为“环境的生物学”与自然经济学。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生态学也开始引用与介入到生态问题的讨论之中。
媒介生态学，就是引用生态学的观点与方法来探讨人与媒介、社会、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整合为“人——媒介——自然——社会”的一整套完整的研究范式。媒介生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媒介各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产生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即是对这种传播生态、传播环境甚至是文化环境的研究。
在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同样进行了发展。中国媒介生态学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学思想以及中国现实的媒介生态问题，对媒介生态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浙江大学教授邵培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中庸等生态思想，提出了媒介整体论、媒介环境论、媒介系统论、媒介信息论、媒介地理论、媒介生态论等一系列媒介生态理论来解释中国媒介的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整体优化、互动共进、差异多样、平衡和谐、良性循环的媒介生态研究原则，使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有了“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林文刚［美］著，陈星译：《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中国传媒报告》，2003 （2）。
2.保罗·莱文森［美］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大卫·阿什德［美］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4.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5.何道宽：《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 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
6.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2（1）。
7.林文刚［美］：《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保罗·莱文森［美］著，何道宽译：《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硕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