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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隐逸在先秦便出现了，魏晋南北朝时臻于化境。出入世的矛盾充斥在文人间。士大夫和文人或为保全自身，或为静心养性，或为“终南捷径”选择隐逸。然而隐逸需要付出代价，环境艰苦与世俗隔离，使本来生活优渥的士大夫们难以忍受，于是他们试图寻求另一种“隐”，在这种心态下，他们的隐逸方式与理论产生变化。本文就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古人隐居，无非是心之所向与外界所迫，后者居多。隐居思想早在《庄子》就有所体现，最早见于《周易》：“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说明当时贤人为远小人而隐，可见隐逸兴起于确保自身安危，明哲保身，表面看来出于本性，实则是对现世妥协。
一、超尘出世与留名于世的矛盾
隐居的最初目的是超凡出世没有留恋，只想如仙人一样逍遥，若如此，他们的事迹自然是不会被人知道。这样的人或许有，我们从文字中自然是寻不到的。
《诗经·卫风·考槃》描写了一位“硕人”闲适的生活。《诗经注析》肯定了这首诗隐居诗源头的地位。诗里描述的隐居者不知何原因选择隐逸，自由自在，表达出对硕人隐居的赞叹，认为是一种高尚行为，是受到尊重赞美的。可以看出隐逸本身是矛盾的，它的出发点是远离世事，如果真的外界与己无关，他的事迹怎会流传？或许这个“硕人”只是交际到世俗人成为朋友，朋友艳慕而记录，那么他应该是最接近隐居者初心的人了。
除此后世文字中的隐逸人物就没有断去凡俗的人了。汉末自然灾害与人为战争使人们安稳的生活被打破，很多人进山避难，这种情况虽可定义为隐逸，但又与士大夫不同，他们大多平凡，不被历史记载，《桃花源记》中就可以看见这一现象。这一时期士人出仕困难，各方势力并起，于是他们寻求隐逸。阮籍《咏怀诗》就是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生出的感慨，他后来也隐居竹林。兵祸战乱时代，这样的思想与做法是普遍的。
魏晋时期，“隐”有了新定义。魏晋玄学兴盛，玄学脱胎于庄子，庄子中早已有隐，隐与玄学密不可分。文人谈玄，有一个命题便是“言意之辨”，“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将这一思想引到隐逸上，便产生了隐于山林和隐于朝堂，他们从“言意”之中感知到真正的隐逸不在形式，而是心。从而得出隐的目的是寄托于隐的本身的结论，所以他们选择“朝隐”。但这样的原因是纯粹的吗？当时的社会决定了士大夫的只有隐仕两条路，面临乱世，在仕隐矛盾中，他们只能出于现世的不满与失望选择隐，这样的人其实心系朝堂。他们秉持着逃避态度，并无野心，满腹文采，关怀世事而没野心，有些隐居者自然会引起君主注意，从而作为政治升平的点缀，也可成为咨询政事的对象。这便产生了“为仕而隐”，“隐”就脱离了它本来的面目了。《文选集注》引公孙罗《文选钞》曰：“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所说的第三种类型的人就是如此。
名士因不满现状选择隐居又关怀世事，所以“朝隐”就有其普遍性。当时仕与隐并没有那么冲突，所说与所做并不一定统一。梁时陶弘景，隐居于茅山，武帝遇到各种大事都要去咨询，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可知仅居住在大山并不是真正的隐。
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隐逸兴起与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有关。
无论是为什么隐居，所面临的简朴生活和孤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选择隐逸的人大多从小养尊处优，陶渊明出身较低能适应农村生活，仍有关于精神和肉体的“寡欢”，妻子也埋怨他为什么不出仕。他苦于生活贫寒，出仕又无法和小人同处，仍旧回到了农村生活。相比较陶渊明，更多隐士选择的是山林，左思《招隐》、郭璞《游仙》中，隐士和仙人都居住在深山。《楚辞》中《招隐士》说山中艰苦险恶，劝告所招的隐士归来。作者将山中环境诉说地艰苦可怖，于是生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召唤。
想要超脱隐居的理想与艰苦难熬的现实使他们产生了挫败感，对于隐居感觉复杂微妙。《史记·滑稽列传》中说有一天东方朔从殿中经过，郎官们对他说：“人们都以为先生是狂人。”东方朔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隐居的人。古时人都隐居在深山。”他时常坐在酒席中，酒喝得畅快就爬在地上唱：“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深山中不会拥有世俗的快乐于是选择朝隐。东方朔《诫子书》说明智的人的处世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看来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不会固定不变，也不会拘泥不通。
三、“心”与“迹”
上文谈到了当时名士们言行不一，他们希企隐逸的想法是衷心的，对现世不满又惧怕当时势力，所以想要隐居，但是他们仅仅是想，并没做出行动。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一方面想要心灵解脱，一方面又贪恋荣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隐逸的想与做有几个阶段，其中关于“心”“迹”关系随着这几个阶段发生变化。“心”指对于隐逸行为的心之所向，而“迹”即个人所在。
魏时王弼何晏讨论玄学基本都是对于以往文学的注解。嵇康阮籍顺应他们的玄学却有不同。阮籍嵇康有很多关于隐逸的诗。如阮籍《咏怀诗》和嵇康《述志诗》其中都写到了因对现实不满有了隐逸想法。阮籍“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诗中对现实不满选择逃避，方式就是归隐，从而有了竹林七贤。阮籍的隐逸是伴随着痛苦的，他少时也想要立一番功业。这里心在朝堂，而身不得不在山林，就是“心”在朝，“迹”在野。
太康时期情况转变，这个时候的描写大多着重于隐居生活，他们认为隐逸生活快乐美好。陶渊明就是在写隐逸生活本身，即心迹合一。之后谢灵运开始写山水诗，每首都有希企隐逸的诗句，他所追求的也是这样的合一。
到了齊梁时期又发生转变。这时“朝隐”已经常见，诗人都脱离了“迹”，“心”中有隐，“迹”便不重要了。沈约“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这一句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写照。隐逸已经失去本来的背景，人们发现了“朝隐”也是可以的，只是在“迹”上与最原始的隐逸有区别，即“大隐隐于市”。
希企隐逸从最初的忧患现实，无法改变，不得已走入山林与世隔绝，到之后的全身心投入隐逸从中找到快乐，再到后来的为仕而隐，从隐逸中得到仕途，类似于“终南山捷径”。这三个转变反应了魏晋南北朝士人对隐逸的矛盾想法，是一种必然的转变，也是一种很值得推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袁行霈： 陶渊明笺注[M]. 中华书局，2018.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
古人隐居，无非是心之所向与外界所迫，后者居多。隐居思想早在《庄子》就有所体现，最早见于《周易》：“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说明当时贤人为远小人而隐，可见隐逸兴起于确保自身安危，明哲保身，表面看来出于本性，实则是对现世妥协。
一、超尘出世与留名于世的矛盾
隐居的最初目的是超凡出世没有留恋，只想如仙人一样逍遥，若如此，他们的事迹自然是不会被人知道。这样的人或许有，我们从文字中自然是寻不到的。
《诗经·卫风·考槃》描写了一位“硕人”闲适的生活。《诗经注析》肯定了这首诗隐居诗源头的地位。诗里描述的隐居者不知何原因选择隐逸，自由自在，表达出对硕人隐居的赞叹，认为是一种高尚行为，是受到尊重赞美的。可以看出隐逸本身是矛盾的，它的出发点是远离世事，如果真的外界与己无关，他的事迹怎会流传？或许这个“硕人”只是交际到世俗人成为朋友，朋友艳慕而记录，那么他应该是最接近隐居者初心的人了。
除此后世文字中的隐逸人物就没有断去凡俗的人了。汉末自然灾害与人为战争使人们安稳的生活被打破，很多人进山避难，这种情况虽可定义为隐逸，但又与士大夫不同，他们大多平凡，不被历史记载，《桃花源记》中就可以看见这一现象。这一时期士人出仕困难，各方势力并起，于是他们寻求隐逸。阮籍《咏怀诗》就是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生出的感慨，他后来也隐居竹林。兵祸战乱时代，这样的思想与做法是普遍的。
魏晋时期，“隐”有了新定义。魏晋玄学兴盛，玄学脱胎于庄子，庄子中早已有隐，隐与玄学密不可分。文人谈玄，有一个命题便是“言意之辨”，“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将这一思想引到隐逸上，便产生了隐于山林和隐于朝堂，他们从“言意”之中感知到真正的隐逸不在形式，而是心。从而得出隐的目的是寄托于隐的本身的结论，所以他们选择“朝隐”。但这样的原因是纯粹的吗？当时的社会决定了士大夫的只有隐仕两条路，面临乱世，在仕隐矛盾中，他们只能出于现世的不满与失望选择隐，这样的人其实心系朝堂。他们秉持着逃避态度，并无野心，满腹文采，关怀世事而没野心，有些隐居者自然会引起君主注意，从而作为政治升平的点缀，也可成为咨询政事的对象。这便产生了“为仕而隐”，“隐”就脱离了它本来的面目了。《文选集注》引公孙罗《文选钞》曰：“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所说的第三种类型的人就是如此。
名士因不满现状选择隐居又关怀世事，所以“朝隐”就有其普遍性。当时仕与隐并没有那么冲突，所说与所做并不一定统一。梁时陶弘景，隐居于茅山，武帝遇到各种大事都要去咨询，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可知仅居住在大山并不是真正的隐。
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隐逸兴起与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有关。
无论是为什么隐居，所面临的简朴生活和孤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选择隐逸的人大多从小养尊处优，陶渊明出身较低能适应农村生活，仍有关于精神和肉体的“寡欢”，妻子也埋怨他为什么不出仕。他苦于生活贫寒，出仕又无法和小人同处，仍旧回到了农村生活。相比较陶渊明，更多隐士选择的是山林，左思《招隐》、郭璞《游仙》中，隐士和仙人都居住在深山。《楚辞》中《招隐士》说山中艰苦险恶，劝告所招的隐士归来。作者将山中环境诉说地艰苦可怖，于是生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召唤。
想要超脱隐居的理想与艰苦难熬的现实使他们产生了挫败感，对于隐居感觉复杂微妙。《史记·滑稽列传》中说有一天东方朔从殿中经过，郎官们对他说：“人们都以为先生是狂人。”东方朔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隐居的人。古时人都隐居在深山。”他时常坐在酒席中，酒喝得畅快就爬在地上唱：“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深山中不会拥有世俗的快乐于是选择朝隐。东方朔《诫子书》说明智的人的处世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看来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不会固定不变，也不会拘泥不通。
三、“心”与“迹”
上文谈到了当时名士们言行不一，他们希企隐逸的想法是衷心的，对现世不满又惧怕当时势力，所以想要隐居，但是他们仅仅是想，并没做出行动。这样的现象特别普遍，一方面想要心灵解脱，一方面又贪恋荣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隐逸的想与做有几个阶段，其中关于“心”“迹”关系随着这几个阶段发生变化。“心”指对于隐逸行为的心之所向，而“迹”即个人所在。
魏时王弼何晏讨论玄学基本都是对于以往文学的注解。嵇康阮籍顺应他们的玄学却有不同。阮籍嵇康有很多关于隐逸的诗。如阮籍《咏怀诗》和嵇康《述志诗》其中都写到了因对现实不满有了隐逸想法。阮籍“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诗中对现实不满选择逃避，方式就是归隐，从而有了竹林七贤。阮籍的隐逸是伴随着痛苦的，他少时也想要立一番功业。这里心在朝堂，而身不得不在山林，就是“心”在朝，“迹”在野。
太康时期情况转变，这个时候的描写大多着重于隐居生活，他们认为隐逸生活快乐美好。陶渊明就是在写隐逸生活本身，即心迹合一。之后谢灵运开始写山水诗，每首都有希企隐逸的诗句，他所追求的也是这样的合一。
到了齊梁时期又发生转变。这时“朝隐”已经常见，诗人都脱离了“迹”，“心”中有隐，“迹”便不重要了。沈约“从宦非宦侣，避世不避喧”这一句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写照。隐逸已经失去本来的背景，人们发现了“朝隐”也是可以的，只是在“迹”上与最原始的隐逸有区别，即“大隐隐于市”。
希企隐逸从最初的忧患现实，无法改变，不得已走入山林与世隔绝，到之后的全身心投入隐逸从中找到快乐，再到后来的为仕而隐，从隐逸中得到仕途，类似于“终南山捷径”。这三个转变反应了魏晋南北朝士人对隐逸的矛盾想法，是一种必然的转变，也是一种很值得推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袁行霈： 陶渊明笺注[M]. 中华书局，2018.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