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若云真的老了。
　　她不在家，打电话给她也没接，我是在公园里找到她的。那个时候，她正在西北角的竹林边听一个小伙子念报纸。小伙子念得结结巴巴，一听便知肚里没几滴墨水，潘若云却半眯着眼睛听得入神。两人中间的桌子上摆着血压计、宣传单，还放着潘若云的拐杖、水杯、老花镜、开襟的驼色毛坎肩。
　　见到我来了，潘若云起身。小伙子忙抓起背心和软帽替她穿戴好，又把拐杖水杯递到她手里。潘若云说，再见啊小刘，我明天再来。被唤作小刘的小伙子笑着说，潘奶奶再见，明天我把药给您送过去。
　　离开了小刘的视线，我问潘若云：又买了什么药？
　　降血压，提高免疫力的。潘若云说得轻飘。
　　又是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不用你管，我自己的钱。
　　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妈，能不能别这么执迷不悟，你买了那么多保健品，也没见你怎么吃过。
　　潘若云不再说话，我们彼此沉默地走着。公园门口有个三级台阶，潘若云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托着腿弯处，上一级托一下。我伸手想去扶她，她摆了摆手，没让。
　　我的心颤了下。想当年潘若云站在师大的讲台上，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不用出诊吗？
　　我被医院派去德国做访问学者，下周走，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你不出国不也是个把月才来一次？
　　妈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了？！
　　现在的潘若云对我和弟弟说话就是这样，要么冷嘲热讽，要么夹枪带棒。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潘若云去楼下市场买菜，在卖鱼的摊位前滑了一跤，小腿骨折，被邻居送进了医院。彼时恰逢我参加市里组织的乡村医疗公益活动，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第二天我趕到病房的时候，潘若云铁青着脸对我说，我不是你妈，以后喊我潘若云。
　　想起父亲在时，他把潘若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每次回家，她总会说，年轻人要好好干事业，你们优秀，妈妈脸上才有光。我和弟弟按照母亲说的，几乎把全部精力拼到了工作上，直到弟弟远渡重洋去了美国，我也成为院里最年轻的主治医师。潘若云曾在电话里对她的妹妹说，养个有出息的孩子，不如养个孝顺的孩子，我两个孩子都有出息又能怎样？一个只在过节时打打电话，另一个只会给我钱……
　　潘若云说得没错，对于我和弟弟来说，相较于金钱，时间显得更为奢侈。我们不知道被谁绑架上了战车，在时间的囚笼里只能不断前行，不敢转弯，更别提调头。
　　打开家门，屋子里蹿出一股寒气。顾不上换衣服，潘若云便倚到床上休息。
　　冰箱里姹紫嫣红，红的番茄、绿的黄瓜、紫的甘蓝、白的牛奶一应俱全。潘若云说，是小刘帮买的。
　　哪个小刘？问后我便想起，公园里卖保健品的小伙儿姓刘。
　　厨房里的水龙头是新换的，光鉴照人，一串英文字母彰显着“九牧”的标志。潘若云说，是小刘帮换的。
　　煤气表上的五个黑色数字除了6便是8，看起来很吉利。潘若云说，不用看了，小刘上周充的值。
　　我一边洗菜一边琢磨着，还有什么事儿要嘱咐潘若云。对了，血压，不知道潘若云最近的血压怎么样？
　　我用围裙擦了擦手进到卧室时，却看到潘若云半坐半卧地睡着了。头歪向一边，正好靠在一摞高高的保健品药盒上。鲜红色的药盒全都没有拆封，在潘若云满头白发的映衬下，鲜亮而刺眼。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椰城》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