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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三宗因内幕交易而被刑事检控的案件，“杜军案”是对转型中的摩根士丹利内控系统的一次重大检验
5月26日上午9点半，维多利亚港雾雨蒙蒙，香港湾仔区域法院10楼的33号法庭依然准时开庭。案件从5月4日开始审理，至此已连续开庭17天。被告系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杜军。
香港律政司的起诉书指出，在2007年2月15日至2007年4月30日两个半月内，杜军在掌握中信资源（1205.HK）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先后以约8600万港元分9次购入总共2670万股中信资源股票。约5个月后，杜军卖出所持的一半股票，赚得高达3342万余港元的利润。由此，香港律政司对杜军提出总共10项刑事指控，包括9项内幕交易罪和一项唆使他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指控。“被唆使者”为杜军妻子李馨。但一位控方代表律师对《商务周刊》表示：“现在还没有消息确认是否要指控他的妻子。”
根据2003年颁布的香港《证券与期货条例》，内幕交易指涉嫌人和交易的公司是相关人士，且拥有相关信息；嫌疑人在知晓自己所拥有的是相关信息时，利用其进行交易并获利；对内幕交易的处罚，可依民事和刑事裁决两条路径进行；被指控者最高将面临10年的监禁及1000万港元的罚金。
这已不是摩根士丹利今年卷入的第一桩丑闻。2月11日，摩根士丹利在向美国证监会（SEC）提交的一份公开文件中披露，公司前中国房地产投资机构董事总经理盖斯·彼得森（Garth Peterson）因涉嫌违反《海外腐败法》，于2008年12月30日离开大摩。2月12日，摩根士丹利地产基金全球总裁Sonny Kalsi宣告离职。SEC目前已经展开相关调查。5月份短短一个月里，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对摩根士丹利三名交易员进行处罚，其中5月13日给摩根士丹利开出的140万英镑（合210万美元）罚款，是FSA有史以来开出的第十大罚单。
自1933年从赫赫有名的摩根财团中拆分出来后，摩根士丹利“代表了美国金融巨头主导现代全球金融市场的光荣”。在此前一个广告中，画面是一道闪电刺破乌云，广告词为“如果上帝要融资，他也会找摩根士丹利”。而现在，这家傲睨自若的金融巨头需要驱散的是自己头上的乌云。
“关系经理”的成长轨迹
现年40岁的杜军，身体已微微发福，且头发花白。但他站在被告席上，身着深色西装、白衬衣、佩领带，表情严肃，从容的气势让人无法忽视其过往的不凡。
杜军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他曾经先后就职于德意志银行和美林证券。
按照杜军的年龄推算，他参加高考的年份在1987年左右。当时，包括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在内的中国军校对生源要求都非常高。“这种学校都是提前录取的，报名的考生必须提前到校经过严格的政审，分数线也非常高。”一位知情人士对《商务周刊》介绍说，“学校的培养对象一般是我国驻外使馆的武官、数据情报分析家以及國际关系的领导人才。”
通常来说，中国的军校毕业生都与学校签有合同，毕业时必须服从分配。“那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只会老老实实听学校的，杜军能去美国，说明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而且有眼光，头脑灵活。”上述人士说。
同样，作为常春藤学校之一，哥伦比亚大学被誉为美国政治经济领袖人物的摇篮，是“建立钻石级人脉关系的平台”。在历年的全美高等院校综合排名和学术水平评比中，哥伦比亚大学的综合得分始终名列前茅。其中，其国际关系学院与联合国总部同处一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学院之一。
2001年，杜军以高姿态转投摩根士丹利，不到40岁即任董事总经理，成为大摩在亚洲最年轻的主管。作为中国区固定收益部主管，他的工作是向机构客户销售固定收益类产品，且直接向亚太区销售与交易部联席主管刘嘉凌汇报。
在5月11日的庭审中，摩根士丹利全球资本市场营销部董事总经理威内·贾亚拉姆（Vinay Jayaram）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他是两年前为中信资源提供咨询的，代号为Colorado和Jumbo的两个项目团队的资深成员。贾亚拉姆在庭上表示，杜军是三名“关系经理”之一，其主要角色是“帮助我们推销并赢得交易”。他透露，请杜军加入这两个团队，是“出于关系的考虑”，因为据说他与中国大公司的高管关系密切，而摩根士丹利当时正与对手竞争提供咨询服务的角色。
几位接受《商务周刊》采访的投行人士均对杜军的个人能力和人脉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加入大摩后，杜军在很多重要交易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2007年5月22日，摩根士丹利在向香港证监会检举其内幕交易后，对杜军停职调查，6月5日将其正式解职。
上诉控方律师透露：“杜军刚一接到辞退的通知，就起身去了大陆，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但香港的司法机构没有权力到大陆抓人。”
杜军回到北京后，找了律师准备与公司打官司。2008年7月10日，杜军由北京返港，刚一下飞机即在机场被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探员逮捕。第二日，他出庭接受了东区裁判法庭邓力泰主任裁判官的聆讯。此次聆讯庭，杜军暂时不需答辩，案件押后至2008年9月5日再行聆讯。杜军以50万港元现金保释，并同时交出了所有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的同时，还要每月向中区警署报到两次。
今年5月4日，杜军内幕交易案被正式审理。但他在庭上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内幕知情人
截至目前，香港律政司已经提交了包括电邮和录音在内的多份证据。“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的邮件，是中信资源前主席在2007年2月15日给大摩的一份电子邮件，其中涉及了此次发债的内部信息，而包括杜军在内的几个大摩工作人员都收到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也成为杜军涉嫌内幕交易的最有力凭证。”上述律师表示，邮件中的某一段，提到中信资源将会在2007年3月配股用来交换一个1亿桶的油田。
2007年4月30日，中信资源与母公司中信集团正式签订协议，将中信集团在哈萨克斯坦的油田资产注入中信资源，作价10亿美元。同一天，杜军完成了第9次也是最后一次相关股票交易，当日中信资源的收盘价为每股3.68港元。
2007年5月2日，中信资源停牌。此后的5月9日，中信资源发布三份公告宣布，从母公司中信集团收购其在哈萨克斯坦油田的资产，并发行10亿美元债券为收购哈萨克斯坦油田的资产提供资金；同时，其子公司中信海月能源有限公司取得购买持有中国渤海湾油田运营权的天时集团能源有限公司90%已发行股本的权利，该交易作价1.5亿美元。当天，该股恢复交易，股价最高达每股4.19港元，比杜军最后一次购入上涨13.86%。
有观点认为，2007年2月，中信资源获得向中信集团收购哈萨克斯坦油田权利的消息已经成为市场公开消息。杜军真正有嫌疑的是在中信海月对渤海湾油田运营权的收购中获得内幕信息。这是中信资源为了提高发债评级而做的举动，当时尚属保密阶段。
实际上，香港证监会是接到摩根士丹利举报后才介入调查此案。该控方律师表示：“大部分证据是由摩根士丹利收集的，而后转交给香港证监会，递交时间为2007年5月。之后两方在一起查看证据是否属实以及判断是否要控告杜军。最终他们达成一致向杜军提起诉讼。”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的三个案子中，FSA也表示，摩根士丹利都发现了问题，展开了调查，并主动向监管机构通报。三个案子中的交易员都已被该行辞退。
更进一步研究的话，包括在中国的房产行贿案、杜军案以及英国的三个交易案，都发生于2007年。当时美国证监会（SEC）正在强力打击内幕交易活动。2007年2月初，SEC要求十余家金融机构提供交易信息，以便调查可能出现的非法内幕交易。在当年的监管风波中，摩根士丹利已经有数名相关人士被提起诉讼。
香港对于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增强。据统计，过去10个月，香港证监会以内幕交易罪成功起诉7人，其中3人被判监禁，1人被判缓刑。杜军案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三宗因内幕交易而被刑事检控的案件。
一名业内人士对《商务周刊》指出，投行往往会与员工签订一些免责协议，员工一旦有犯罪行为被查出，所在投行可以免除部分责任。同时，投行主动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担任起协查者身份，也是免责的办法之一。该人士同时提醒记者，2007年之前，摩根士丹利在全球范围刚刚经历了从业务到人事的双重震荡，2007年正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时间段。
2005年，经过一场沸沸扬扬的“逼宫”风波之后，被迫出走4年的麦晋桁（John J. Mack）王者归来，出任摩根士丹利主席兼CEO。当年底，11年里为大摩中国业务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区CEO竺稼辞职，加入美国著名的私人股本投资集团贝恩资本。2006年1月，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席主管刘海峰离职，转而担任KKR公司董事总经理。2006年3月，花旗又挖走其中国投行业务联席主管赵竞。
由于人事震荡，摩根士丹利2006年从中国市场的领先者变成追赶者。在2005年全球最大IPO中国建设银行海外上市项目中，摩根士丹利担任主承销商。但在中国工商银行为其募集资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海外上市挑选主承销商和财务顾问时，摩根士丹利的名字不但没有出现在获胜者名单中，甚至根本没有接到工行的邀请。最后，大摩仅作为承销团中的一员——中金公司投行团的组成部分，勉强分到了应该是2006年全球最大IPO项目中的一小杯羹。
2006年5月份，跟随麦晋桁近10年、时任花旗中国投行业务主管的孙玮正式走马上任摩根士丹利中国区CEO。2007年4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被任命为大摩亚洲主席，5月，欧雅德（Carlos Oyarbide）成为中国区首席运营官。至此，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区的框架重新搭建。但是，2007年摩根士丹利投资次贷产品造成巨额损失，联席总裁左伊·克鲁斯（Zoe Cruz）宣布退休，亚洲固定收益团队的一些人员也受到波及。就在当年底，杜军的直系上司刘嘉凌离开了摩根士丹利。
失火的防火墙
尽管主动举报并且积极配合香港证监会对杜军的诉讼，但目前双方争议的焦点依然指向了摩根士丹利的内控体系。杜军否认所有指控的依据就在于，他的相关交易获得了摩根士丹利合规部门的批准。
起诉书指出，2007年2月13日14时，杜军与中信集团的管理层会谈，讨论石油对冲的事宜。当天16时14分，杜军寻求其上司、时任固定收益部首席运营主任Ho Sheng Ching的口头承诺，允许其购入中信资源股票。Ho Sheng Ching考虑到被告与发债交易有关，便令杜军与合规部主管吴小姐联系，确定中信资源是否在观察名单之列。第二天，吴小姐致电杜军表示，交易中信资源股票还需要得到Ho Sheng Ching的同意。当天晚间，杜军给Ho Sheng Ching发电子邮件，希望允许其购买1000万股中信资源股票。2007年2月15日上午，申请被批准。接下来3月与4月间，Ho Sheng Ching均批准杜军购入中信资源股票的申请。
实际上，中信资源已经被列入了摩根士丹利的受观察名单中。所谓的受观察名单，是大摩为防止内幕交易而为员工设立的两道“防火墙”之一。受观察名单主要针对部分接近或者从事交易的员工，他们知悉一些非公开的资讯，因此不能交易观察名单中的股票。受观察名单对员工保密，只有内部监控部门知悉。当员工在交易受观察名单中的股票时，需要法律合规部门的审核。此外，摩根士丹利还有一个对所有员工公开的限制交易名单，员工不可以交易名单中的股票。
吴小姐在法庭上声称，她把中信资源听成了中信泰富（0267.HK），“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只中信股票”。她还表示，不知道摩根士丹利已获得口头授权，为中信资源为购买哈萨克斯坦一处油田融资的10亿美元债券发行提供咨询服务。
但杜军虽然不在融资部门，仍有可能获知信息。贾亚拉姆在庭审中透露，曾于2006年年中和刘嘉凌交谈，后者推荐并指示杜军就原油保值和中信集团建立联系。他当时认为杜军的帮忙将给大摩带来一段崭新的客户关系，为此在和杜军交流之前，就已得到劉嘉凌的批准把杜军带过“防火墙”。2007年2月9日，贾亚拉姆发出电子邮件，警示中信资源股票位列观察名单中。杜军是该邮件的收件人之一。
此案暴露出来的另一个疑点是，杜军作为“内幕交易者”居然亲自操纵股票买卖，而摩根士丹利的举报时间和杜军的交易时间存在明显滞后性。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要求，员工在入职时不仅要申报所持有的股票，还要在规定期限内将股票转移到在公司开设的账户中。此外，员工家属及亲戚也会被要求只能在摩根士丹利开户交易。内部员工欲交易股票时，必须先提出交易数量的申请，获得合规部门批准以后，交由大摩自己的交易员执行。
有业内人士向《商务周刊》指出，摩根士丹利的业务部门采用的是竖向汇报和横向联系的架构，员工只需向自己的直线业务主管负责。同时，在华尔街强调效率和价值的精英文化下，有能力的员工“以我为主”的思想和公司对其的包容程度也相当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7年2月底，刘嘉凌曾告知杜军不应该再做中信资源股票的交易，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此时，杜军还建议当时的下属、现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长何宁买入中信资源的股票，但何宁认为不太合适，拒绝买入。当年3月底，刘嘉凌再次警告杜军，由于股票交易的规模之大及频率之高，可能会妨碍到杜军的日常工作。但是杜军继续交易股票。
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方面的控方证人在庭审时表现出部分“失忆”。控方资深大律师郭莎乐询问摩根士丹利投行部中国区主管张欣，在发完2月15日的邮件后他是否和杜军再作有任何形式的探讨，以及是否在此后与其他同事就此中国油田项目跟进过。张欣的答案都是“不记得”。而主控官在5月7日和8日质询贾亚拉姆时，问到中信海月收购渤海湾油田对中信资源发债评级的影响时，得到的答案也模棱两可：“可能是负面也可能是正面，完全取决于收购的性质及对发展此资产各阶段的现金需求。”
对此，上述控方律师对《商务周刊》表示：“大摩作为一个公司，与其个人员工有着本质的区别，个别摩根士丹利员工的证词含糊不清是他们个人的事，没有消息指出大摩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2005年“刀锋麦克”的回归意味着投行模式对于经纪模式的胜利，金融危机后的摩根士丹利，正在领衔“华尔街独立投行时代的终结”。2008年9月21日，摩根士丹利获美联储批准转为银行控股公司。2009年1月13日，大摩与花旗集团合并经纪业务部门，全球最大券商“摩根士丹利美邦”正式诞生。评论家认为，这将标志着强大、独立的经纪公司的回归。
北京时间5月12日晚间，摩根士丹利宣布，已任命首席法务官加里·林奇（Gary G. Lynch）为副董事长。麦晋桁表示：“在加里的领导下，我们的法律与合规部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与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关系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加里在领导我们成功地转型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已经有明显迹象表明，各国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将更加强化。对于转型中的摩根士丹利来说，杜军内幕交易案是对其内控系统的一次重大检验和调试。截止发稿日，记者从控方律师处获得的最新消息称，该案的庭审结束日期将从原定的6月5日推迟到6月底，本刊将继续关注。
5月26日上午9点半，维多利亚港雾雨蒙蒙，香港湾仔区域法院10楼的33号法庭依然准时开庭。案件从5月4日开始审理，至此已连续开庭17天。被告系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杜军。
香港律政司的起诉书指出，在2007年2月15日至2007年4月30日两个半月内，杜军在掌握中信资源（1205.HK）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先后以约8600万港元分9次购入总共2670万股中信资源股票。约5个月后，杜军卖出所持的一半股票，赚得高达3342万余港元的利润。由此，香港律政司对杜军提出总共10项刑事指控，包括9项内幕交易罪和一项唆使他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指控。“被唆使者”为杜军妻子李馨。但一位控方代表律师对《商务周刊》表示：“现在还没有消息确认是否要指控他的妻子。”
根据2003年颁布的香港《证券与期货条例》，内幕交易指涉嫌人和交易的公司是相关人士，且拥有相关信息；嫌疑人在知晓自己所拥有的是相关信息时，利用其进行交易并获利；对内幕交易的处罚，可依民事和刑事裁决两条路径进行；被指控者最高将面临10年的监禁及1000万港元的罚金。
这已不是摩根士丹利今年卷入的第一桩丑闻。2月11日，摩根士丹利在向美国证监会（SEC）提交的一份公开文件中披露，公司前中国房地产投资机构董事总经理盖斯·彼得森（Garth Peterson）因涉嫌违反《海外腐败法》，于2008年12月30日离开大摩。2月12日，摩根士丹利地产基金全球总裁Sonny Kalsi宣告离职。SEC目前已经展开相关调查。5月份短短一个月里，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对摩根士丹利三名交易员进行处罚，其中5月13日给摩根士丹利开出的140万英镑（合210万美元）罚款，是FSA有史以来开出的第十大罚单。
自1933年从赫赫有名的摩根财团中拆分出来后，摩根士丹利“代表了美国金融巨头主导现代全球金融市场的光荣”。在此前一个广告中，画面是一道闪电刺破乌云，广告词为“如果上帝要融资，他也会找摩根士丹利”。而现在，这家傲睨自若的金融巨头需要驱散的是自己头上的乌云。
“关系经理”的成长轨迹
现年40岁的杜军，身体已微微发福，且头发花白。但他站在被告席上，身着深色西装、白衬衣、佩领带，表情严肃，从容的气势让人无法忽视其过往的不凡。
杜军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他曾经先后就职于德意志银行和美林证券。
按照杜军的年龄推算，他参加高考的年份在1987年左右。当时，包括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在内的中国军校对生源要求都非常高。“这种学校都是提前录取的，报名的考生必须提前到校经过严格的政审，分数线也非常高。”一位知情人士对《商务周刊》介绍说，“学校的培养对象一般是我国驻外使馆的武官、数据情报分析家以及國际关系的领导人才。”
通常来说，中国的军校毕业生都与学校签有合同，毕业时必须服从分配。“那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只会老老实实听学校的，杜军能去美国，说明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而且有眼光，头脑灵活。”上述人士说。
同样，作为常春藤学校之一，哥伦比亚大学被誉为美国政治经济领袖人物的摇篮，是“建立钻石级人脉关系的平台”。在历年的全美高等院校综合排名和学术水平评比中，哥伦比亚大学的综合得分始终名列前茅。其中，其国际关系学院与联合国总部同处一地，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学院之一。
2001年，杜军以高姿态转投摩根士丹利，不到40岁即任董事总经理，成为大摩在亚洲最年轻的主管。作为中国区固定收益部主管，他的工作是向机构客户销售固定收益类产品，且直接向亚太区销售与交易部联席主管刘嘉凌汇报。
在5月11日的庭审中，摩根士丹利全球资本市场营销部董事总经理威内·贾亚拉姆（Vinay Jayaram）以控方证人身份出庭。他是两年前为中信资源提供咨询的，代号为Colorado和Jumbo的两个项目团队的资深成员。贾亚拉姆在庭上表示，杜军是三名“关系经理”之一，其主要角色是“帮助我们推销并赢得交易”。他透露，请杜军加入这两个团队，是“出于关系的考虑”，因为据说他与中国大公司的高管关系密切，而摩根士丹利当时正与对手竞争提供咨询服务的角色。
几位接受《商务周刊》采访的投行人士均对杜军的个人能力和人脉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加入大摩后，杜军在很多重要交易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2007年5月22日，摩根士丹利在向香港证监会检举其内幕交易后，对杜军停职调查，6月5日将其正式解职。
上诉控方律师透露：“杜军刚一接到辞退的通知，就起身去了大陆，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但香港的司法机构没有权力到大陆抓人。”
杜军回到北京后，找了律师准备与公司打官司。2008年7月10日，杜军由北京返港，刚一下飞机即在机场被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探员逮捕。第二日，他出庭接受了东区裁判法庭邓力泰主任裁判官的聆讯。此次聆讯庭，杜军暂时不需答辩，案件押后至2008年9月5日再行聆讯。杜军以50万港元现金保释，并同时交出了所有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的同时，还要每月向中区警署报到两次。
今年5月4日，杜军内幕交易案被正式审理。但他在庭上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内幕知情人
截至目前，香港律政司已经提交了包括电邮和录音在内的多份证据。“案件中有一个关键的邮件，是中信资源前主席在2007年2月15日给大摩的一份电子邮件，其中涉及了此次发债的内部信息，而包括杜军在内的几个大摩工作人员都收到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也成为杜军涉嫌内幕交易的最有力凭证。”上述律师表示，邮件中的某一段，提到中信资源将会在2007年3月配股用来交换一个1亿桶的油田。
2007年4月30日，中信资源与母公司中信集团正式签订协议，将中信集团在哈萨克斯坦的油田资产注入中信资源，作价10亿美元。同一天，杜军完成了第9次也是最后一次相关股票交易，当日中信资源的收盘价为每股3.68港元。
2007年5月2日，中信资源停牌。此后的5月9日，中信资源发布三份公告宣布，从母公司中信集团收购其在哈萨克斯坦油田的资产，并发行10亿美元债券为收购哈萨克斯坦油田的资产提供资金；同时，其子公司中信海月能源有限公司取得购买持有中国渤海湾油田运营权的天时集团能源有限公司90%已发行股本的权利，该交易作价1.5亿美元。当天，该股恢复交易，股价最高达每股4.19港元，比杜军最后一次购入上涨13.86%。
有观点认为，2007年2月，中信资源获得向中信集团收购哈萨克斯坦油田权利的消息已经成为市场公开消息。杜军真正有嫌疑的是在中信海月对渤海湾油田运营权的收购中获得内幕信息。这是中信资源为了提高发债评级而做的举动，当时尚属保密阶段。
实际上，香港证监会是接到摩根士丹利举报后才介入调查此案。该控方律师表示：“大部分证据是由摩根士丹利收集的，而后转交给香港证监会，递交时间为2007年5月。之后两方在一起查看证据是否属实以及判断是否要控告杜军。最终他们达成一致向杜军提起诉讼。”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的三个案子中，FSA也表示，摩根士丹利都发现了问题，展开了调查，并主动向监管机构通报。三个案子中的交易员都已被该行辞退。
更进一步研究的话，包括在中国的房产行贿案、杜军案以及英国的三个交易案，都发生于2007年。当时美国证监会（SEC）正在强力打击内幕交易活动。2007年2月初，SEC要求十余家金融机构提供交易信息，以便调查可能出现的非法内幕交易。在当年的监管风波中，摩根士丹利已经有数名相关人士被提起诉讼。
香港对于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增强。据统计，过去10个月，香港证监会以内幕交易罪成功起诉7人，其中3人被判监禁，1人被判缓刑。杜军案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三宗因内幕交易而被刑事检控的案件。
一名业内人士对《商务周刊》指出，投行往往会与员工签订一些免责协议，员工一旦有犯罪行为被查出，所在投行可以免除部分责任。同时，投行主动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担任起协查者身份，也是免责的办法之一。该人士同时提醒记者，2007年之前，摩根士丹利在全球范围刚刚经历了从业务到人事的双重震荡，2007年正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时间段。
2005年，经过一场沸沸扬扬的“逼宫”风波之后，被迫出走4年的麦晋桁（John J. Mack）王者归来，出任摩根士丹利主席兼CEO。当年底，11年里为大摩中国业务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区CEO竺稼辞职，加入美国著名的私人股本投资集团贝恩资本。2006年1月，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洲投资部联席主管刘海峰离职，转而担任KKR公司董事总经理。2006年3月，花旗又挖走其中国投行业务联席主管赵竞。
由于人事震荡，摩根士丹利2006年从中国市场的领先者变成追赶者。在2005年全球最大IPO中国建设银行海外上市项目中，摩根士丹利担任主承销商。但在中国工商银行为其募集资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海外上市挑选主承销商和财务顾问时，摩根士丹利的名字不但没有出现在获胜者名单中，甚至根本没有接到工行的邀请。最后，大摩仅作为承销团中的一员——中金公司投行团的组成部分，勉强分到了应该是2006年全球最大IPO项目中的一小杯羹。
2006年5月份，跟随麦晋桁近10年、时任花旗中国投行业务主管的孙玮正式走马上任摩根士丹利中国区CEO。2007年4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被任命为大摩亚洲主席，5月，欧雅德（Carlos Oyarbide）成为中国区首席运营官。至此，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区的框架重新搭建。但是，2007年摩根士丹利投资次贷产品造成巨额损失，联席总裁左伊·克鲁斯（Zoe Cruz）宣布退休，亚洲固定收益团队的一些人员也受到波及。就在当年底，杜军的直系上司刘嘉凌离开了摩根士丹利。
失火的防火墙
尽管主动举报并且积极配合香港证监会对杜军的诉讼，但目前双方争议的焦点依然指向了摩根士丹利的内控体系。杜军否认所有指控的依据就在于，他的相关交易获得了摩根士丹利合规部门的批准。
起诉书指出，2007年2月13日14时，杜军与中信集团的管理层会谈，讨论石油对冲的事宜。当天16时14分，杜军寻求其上司、时任固定收益部首席运营主任Ho Sheng Ching的口头承诺，允许其购入中信资源股票。Ho Sheng Ching考虑到被告与发债交易有关，便令杜军与合规部主管吴小姐联系，确定中信资源是否在观察名单之列。第二天，吴小姐致电杜军表示，交易中信资源股票还需要得到Ho Sheng Ching的同意。当天晚间，杜军给Ho Sheng Ching发电子邮件，希望允许其购买1000万股中信资源股票。2007年2月15日上午，申请被批准。接下来3月与4月间，Ho Sheng Ching均批准杜军购入中信资源股票的申请。
实际上，中信资源已经被列入了摩根士丹利的受观察名单中。所谓的受观察名单，是大摩为防止内幕交易而为员工设立的两道“防火墙”之一。受观察名单主要针对部分接近或者从事交易的员工，他们知悉一些非公开的资讯，因此不能交易观察名单中的股票。受观察名单对员工保密，只有内部监控部门知悉。当员工在交易受观察名单中的股票时，需要法律合规部门的审核。此外，摩根士丹利还有一个对所有员工公开的限制交易名单，员工不可以交易名单中的股票。
吴小姐在法庭上声称，她把中信资源听成了中信泰富（0267.HK），“这是我所记得的唯一一只中信股票”。她还表示，不知道摩根士丹利已获得口头授权，为中信资源为购买哈萨克斯坦一处油田融资的10亿美元债券发行提供咨询服务。
但杜军虽然不在融资部门，仍有可能获知信息。贾亚拉姆在庭审中透露，曾于2006年年中和刘嘉凌交谈，后者推荐并指示杜军就原油保值和中信集团建立联系。他当时认为杜军的帮忙将给大摩带来一段崭新的客户关系，为此在和杜军交流之前，就已得到劉嘉凌的批准把杜军带过“防火墙”。2007年2月9日，贾亚拉姆发出电子邮件，警示中信资源股票位列观察名单中。杜军是该邮件的收件人之一。
此案暴露出来的另一个疑点是，杜军作为“内幕交易者”居然亲自操纵股票买卖，而摩根士丹利的举报时间和杜军的交易时间存在明显滞后性。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要求，员工在入职时不仅要申报所持有的股票，还要在规定期限内将股票转移到在公司开设的账户中。此外，员工家属及亲戚也会被要求只能在摩根士丹利开户交易。内部员工欲交易股票时，必须先提出交易数量的申请，获得合规部门批准以后，交由大摩自己的交易员执行。
有业内人士向《商务周刊》指出，摩根士丹利的业务部门采用的是竖向汇报和横向联系的架构，员工只需向自己的直线业务主管负责。同时，在华尔街强调效率和价值的精英文化下，有能力的员工“以我为主”的思想和公司对其的包容程度也相当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7年2月底，刘嘉凌曾告知杜军不应该再做中信资源股票的交易，似乎“有些不对劲儿”。此时，杜军还建议当时的下属、现摩根士丹利国际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长何宁买入中信资源的股票，但何宁认为不太合适，拒绝买入。当年3月底，刘嘉凌再次警告杜军，由于股票交易的规模之大及频率之高，可能会妨碍到杜军的日常工作。但是杜军继续交易股票。
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方面的控方证人在庭审时表现出部分“失忆”。控方资深大律师郭莎乐询问摩根士丹利投行部中国区主管张欣，在发完2月15日的邮件后他是否和杜军再作有任何形式的探讨，以及是否在此后与其他同事就此中国油田项目跟进过。张欣的答案都是“不记得”。而主控官在5月7日和8日质询贾亚拉姆时，问到中信海月收购渤海湾油田对中信资源发债评级的影响时，得到的答案也模棱两可：“可能是负面也可能是正面，完全取决于收购的性质及对发展此资产各阶段的现金需求。”
对此，上述控方律师对《商务周刊》表示：“大摩作为一个公司，与其个人员工有着本质的区别，个别摩根士丹利员工的证词含糊不清是他们个人的事，没有消息指出大摩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如果说2005年“刀锋麦克”的回归意味着投行模式对于经纪模式的胜利，金融危机后的摩根士丹利，正在领衔“华尔街独立投行时代的终结”。2008年9月21日，摩根士丹利获美联储批准转为银行控股公司。2009年1月13日，大摩与花旗集团合并经纪业务部门，全球最大券商“摩根士丹利美邦”正式诞生。评论家认为，这将标志着强大、独立的经纪公司的回归。
北京时间5月12日晚间，摩根士丹利宣布，已任命首席法务官加里·林奇（Gary G. Lynch）为副董事长。麦晋桁表示：“在加里的领导下，我们的法律与合规部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与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关系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加里在领导我们成功地转型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已经有明显迹象表明，各国对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将更加强化。对于转型中的摩根士丹利来说，杜军内幕交易案是对其内控系统的一次重大检验和调试。截止发稿日，记者从控方律师处获得的最新消息称，该案的庭审结束日期将从原定的6月5日推迟到6月底，本刊将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