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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毋容置疑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问题。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办企业，其目的不是帮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获取高于本国取得的利润。引进外资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他们赚取利润也是合法的，只要是合法的收入在中国都是受到保护的。但外国资本在中国发展中，不断兼并中国品牌企业，形成在一些领域的垄断地位，就需要引起足够警惕，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有关报道说，近年来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企业，“来势很猛”。
如果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中重外资、轻内资，重引进、轻自创，就会忽视大量民族资本被外资吞并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后果。前些年有人提出不要再区分民族工业和外资工业，凡在中国的工业都是民族工业。近年来又有人主张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并强调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没有真正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种认识值得讨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的界线不应有意模糊。如果在认识上将其混同的话，那么让外国资本收购和兼并全国一切国内企业，也就理所当然了。也不能根据某些国内企业被外资兼并后没有即刻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也没有立刻形成垄断，就断言将来也不会如此。要从发展的战略眼光审视问题，如果一系列重要行业被外资所控制，到一定时候，在某种境遇下，就会出现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事实。从量变到质变有个过程，如任意让外资并购，到一定时候形成垄断，就会损害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应处理好两个市场即外需市场和内需市场的关系。我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旺，经济快速发展所生产的产品，不能完全由自己消化，需要依靠大量出口来消化。因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高达70%左右，远远高于美、日等国家的20-30%。从出口依存度来看，我国2006年为36.6%，2007年为36.3%，2009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降低为24.5% ；而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2007年分别为8.4%和18.9%，2009年分别降低为7.5%和11.1%，远远低于我国。出口依存度过高，会带来几方面的消极效应：一是过多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会受国外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的制约，风险变数多，特别会受到国外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二是贸易顺差扩大，会带来种种贸易摩擦。某些发达国家会对我国制造种种麻烦和困难，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不利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对外开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更好地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应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改变大进大出的做法，应重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把精力主要放在国内市场上。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由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要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第二，应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改变“只要引进外资就是政绩”的思维方式，适当降低对引进外资的依赖，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不能“来者不拒”。必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某些行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第三，应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不能不顾付出过高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应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的局面。
我国出口贸易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对某些国际市场上重要的稀缺资源的出口如何统一调控和管理。例如，我国的稀土是可用于制造高科技产品的重要资源，是国际市场上紧缺的资源，因为许多国家没有这种资源储藏，我国储藏量最高，占世界储藏量的30%多，美国占13%，俄罗斯占19%，澳大利亚占5.5%。但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产量的95%，全国各地分散无序开采，竞相压价出口。由于从国际市场上能买到中国的质优价廉的稀土产品，美日等国便都依靠从中国进口，而且西方国家掌握了稀土产品的价格话语权，尽量压低价格，大量采购，牟取高额利益，美国将自己的稀土资源作为战略储备，全部封存，日本也将进口的2/3用于战略储备，我国对稀土和其他稀缺重要资源的开采与出口的管理与控制，不能再迟延和疏忽了，近年来，我国对稀土的出口稍加控制，有些国家就对我国施加压力，这正是我国过去过度开采与出口稀土价格大幅下跌，使西方某些国家侵占了利益的扭曲反应，西方国家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对我国实施禁运，而对于我国减少点稀土产品出口就一致反对，这是不公平的，当前，我国应把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管理好重要稀缺产品的出口，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
二、正确处理经济转型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着两个方面的重大转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工商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生机活力和发展的速度。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扩展到城市。1992年，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中国政府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方向和转型的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经济质量显著提高，社会全面发展，改进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确立了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金融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方面，国内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还有待加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比较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还需要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一些游戏规则，势必会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多年以来，我国实行粗放型的增长之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虽然增长速度高，但是付出的资源消耗和成本过大，二是没有带动社会的全面有效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已日益显现。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展，制造业产能的过度扩张遭遇了资源环境的瓶颈，外贸依存度过高面临着国内外供求失衡的矛盾。还有，经济转型要求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消费需求。但是，我国广大劳动群众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要靠外部需求来消化。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与当前的实际情况已出现差异，短缺经济已成过去，出现产品过剩、消费需求不旺的新矛盾，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形成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由于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长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持续恶化，又给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带来系统性风险。可以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已出现严重的长期性内外失衡，这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重大隐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将更大限度地向外资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多的难题，金融安全问题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显得更加突出。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一直是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安全战略，从短期看，应把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与维护金融安全有机结合起来；从中期考虑，应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从长期看，应把建设金融强国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之策。具体来说，需要做到：
（一）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目前在国际的金融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规则，基本上还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由于发达国家掌握游戏规则的话语权，自然会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我们积极谋求国际上的话语权，反对各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抵制各种转嫁金融危机的行为。
（二）加强金融业的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制定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的监管规章和标准；加强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增强其自身的风险监控能力，建立商业银行内部核查制度以及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有效的内部评估和监测体系。
（三）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
金融对外开放和放开资本项目必须适时、稳妥、有序，优化外资结构，应坚持适度开放稳步推进的原则，严格控制资本的非法流出入。
（四）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衍生产品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资金融通功能，带来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危机。因此，应对金融衍生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有充分的认识，并将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各种可能风险进行甄别。
三、正确处理金融与经济关系，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金融是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为经济服务，又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的成长和运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邓小平早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视察上海时就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规模明显扩大，金融产值总量大幅增加，金融国际地位获得提升。然而，近年来，在中国一些领域出现了金融发展的非理性倾向，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长此以往，一定会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因此，需要全面准确地认识邓小平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思想，并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三十多年，但发展到一定水平也会遇到瓶颈制约因素，例如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出口的预期成本加大、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二元经济”的特征依旧明显等等。可见，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仍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还远未进入“现代经济”阶段。因此，在当前以及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方面，不应当将金融置于经济核心地位，在行业产值占比方面更是如此。否则，金融功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金融风险会随之显著放大，危及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了更为科学合理的金融和经济的关系，维护金融安全，我们应该明确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金融业属于虚拟经济范畴，是依赖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也是有区别的。其实，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文件中已经给金融业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表述，规定金融业要“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有序发展和创新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在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又提出了“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所以，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正确处理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维护好金融安全，更好地促进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何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加快体制机制和组织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等问题，是我国目前面前的一个大课题。首先，金融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应过度扩大，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其次，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行创新，否则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太远，经济发展就不会是良性的；最后，由于金融具备在我国经济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更为主动性、更加前瞻性和更具辐射性的引导作用，可以引领资源的适度集中和优化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金融的先导性功能。
（作者单位：１.教育部社科中心；2.山东政法学院商学院）
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毋容置疑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问题。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办企业，其目的不是帮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获取高于本国取得的利润。引进外资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让他们赚取利润也是合法的，只要是合法的收入在中国都是受到保护的。但外国资本在中国发展中，不断兼并中国品牌企业，形成在一些领域的垄断地位，就需要引起足够警惕，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有关报道说，近年来跨国公司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企业，“来势很猛”。
如果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中重外资、轻内资，重引进、轻自创，就会忽视大量民族资本被外资吞并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后果。前些年有人提出不要再区分民族工业和外资工业，凡在中国的工业都是民族工业。近年来又有人主张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并强调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没有真正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种认识值得讨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的界线不应有意模糊。如果在认识上将其混同的话，那么让外国资本收购和兼并全国一切国内企业，也就理所当然了。也不能根据某些国内企业被外资兼并后没有即刻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也没有立刻形成垄断，就断言将来也不会如此。要从发展的战略眼光审视问题，如果一系列重要行业被外资所控制，到一定时候，在某种境遇下，就会出现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事实。从量变到质变有个过程，如任意让外资并购，到一定时候形成垄断，就会损害国内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应处理好两个市场即外需市场和内需市场的关系。我国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旺，经济快速发展所生产的产品，不能完全由自己消化，需要依靠大量出口来消化。因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高达70%左右，远远高于美、日等国家的20-30%。从出口依存度来看，我国2006年为36.6%，2007年为36.3%，2009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降低为24.5% ；而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2007年分别为8.4%和18.9%，2009年分别降低为7.5%和11.1%，远远低于我国。出口依存度过高，会带来几方面的消极效应：一是过多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会受国外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的制约，风险变数多，特别会受到国外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二是贸易顺差扩大，会带来种种贸易摩擦。某些发达国家会对我国制造种种麻烦和困难，施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不利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对外开放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更好地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应该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改变大进大出的做法，应重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把精力主要放在国内市场上。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由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要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第二，应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改变“只要引进外资就是政绩”的思维方式，适当降低对引进外资的依赖，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不能“来者不拒”。必须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某些行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第三，应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不能不顾付出过高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应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的局面。
我国出口贸易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对某些国际市场上重要的稀缺资源的出口如何统一调控和管理。例如，我国的稀土是可用于制造高科技产品的重要资源，是国际市场上紧缺的资源，因为许多国家没有这种资源储藏，我国储藏量最高，占世界储藏量的30%多，美国占13%，俄罗斯占19%，澳大利亚占5.5%。但中国的稀土产量占全球产量的95%，全国各地分散无序开采，竞相压价出口。由于从国际市场上能买到中国的质优价廉的稀土产品，美日等国便都依靠从中国进口，而且西方国家掌握了稀土产品的价格话语权，尽量压低价格，大量采购，牟取高额利益，美国将自己的稀土资源作为战略储备，全部封存，日本也将进口的2/3用于战略储备，我国对稀土和其他稀缺重要资源的开采与出口的管理与控制，不能再迟延和疏忽了，近年来，我国对稀土的出口稍加控制，有些国家就对我国施加压力，这正是我国过去过度开采与出口稀土价格大幅下跌，使西方某些国家侵占了利益的扭曲反应，西方国家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对我国实施禁运，而对于我国减少点稀土产品出口就一致反对，这是不公平的，当前，我国应把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管理好重要稀缺产品的出口，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
二、正确处理经济转型与金融安全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着两个方面的重大转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工商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生机活力和发展的速度。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扩展到城市。1992年，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中国政府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方向和转型的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经济质量显著提高，社会全面发展，改进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确立了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在金融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方面，国内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还有待加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时间比较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还需要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一些游戏规则，势必会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多年以来，我国实行粗放型的增长之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虽然增长速度高，但是付出的资源消耗和成本过大，二是没有带动社会的全面有效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已日益显现。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展，制造业产能的过度扩张遭遇了资源环境的瓶颈，外贸依存度过高面临着国内外供求失衡的矛盾。还有，经济转型要求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消费需求。但是，我国广大劳动群众实际消费能力低下，消费率不高，国内消费市场相对狭小，大量投资带来的产能要靠外部需求来消化。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与当前的实际情况已出现差异，短缺经济已成过去，出现产品过剩、消费需求不旺的新矛盾，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顺差越来越大，形成巨额外汇储备，使得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导致外资的进一步流入，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由于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和长期发展，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持续恶化，又给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带来系统性风险。可以说，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已出现严重的长期性内外失衡，这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重大隐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将更大限度地向外资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动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更多的难题，金融安全问题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显得更加突出。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一直是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安全战略，从短期看，应把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与维护金融安全有机结合起来；从中期考虑，应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从长期看，应把建设金融强国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之策。具体来说，需要做到：
（一）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目前在国际的金融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规则，基本上还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由于发达国家掌握游戏规则的话语权，自然会制定出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我们积极谋求国际上的话语权，反对各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抵制各种转嫁金融危机的行为。
（二）加强金融业的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制定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的监管规章和标准；加强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增强其自身的风险监控能力，建立商业银行内部核查制度以及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有效的内部评估和监测体系。
（三）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
金融对外开放和放开资本项目必须适时、稳妥、有序，优化外资结构，应坚持适度开放稳步推进的原则，严格控制资本的非法流出入。
（四）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衍生产品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资金融通功能，带来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危机。因此，应对金融衍生品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有充分的认识，并将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各种可能风险进行甄别。
三、正确处理金融与经济关系，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金融是适应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为经济服务，又反作用于经济，对经济的成长和运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邓小平早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视察上海时就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规模明显扩大，金融产值总量大幅增加，金融国际地位获得提升。然而，近年来，在中国一些领域出现了金融发展的非理性倾向，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长此以往，一定会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因此，需要全面准确地认识邓小平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思想，并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三十多年，但发展到一定水平也会遇到瓶颈制约因素，例如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出口的预期成本加大、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二元经济”的特征依旧明显等等。可见，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度仍待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还远未进入“现代经济”阶段。因此，在当前以及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在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方面，不应当将金融置于经济核心地位，在行业产值占比方面更是如此。否则，金融功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金融风险会随之显著放大，危及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了更为科学合理的金融和经济的关系，维护金融安全，我们应该明确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金融业属于虚拟经济范畴，是依赖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也是有区别的。其实，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文件中已经给金融业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表述，规定金融业要“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有序发展和创新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在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又提出了“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所以，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正确处理经济和金融的关系，维护好金融安全，更好地促进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如何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加快体制机制和组织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等问题，是我国目前面前的一个大课题。首先，金融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应过度扩大，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其次，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行创新，否则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太远，经济发展就不会是良性的；最后，由于金融具备在我国经济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更为主动性、更加前瞻性和更具辐射性的引导作用，可以引领资源的适度集中和优化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金融的先导性功能。
（作者单位：１.教育部社科中心；2.山东政法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