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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本的翻译者，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也曾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十年之久，他的革命和文教生涯始终高举新文化和思想启蒙的旗帜。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来源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办报办刊方向和“为党办报、为民办刊”的新闻实践。坚持以“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为目标，以“恪守道德，坚守信仰”为价值，以“杂中有专，好学力行”为方法，是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陈望道;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思想
陈望道（1891—1977），中国近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新闻教育家，《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十余名党员之一。陈望道中青年时期，特别是1917年赴日留学期间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到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这十年间，陈望道逐步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斗士、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随后，从1941年底到1951年底，陈望道担任（或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这十年，他的新闻教育思想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重点考察这“两个十年”前后，可以看到：前一个十年，在五四运动和建党伟业等历史大事件的激荡中，陈望道通过其办报办刊实践，为其后来的新闻教育思想“举旗定向”，确立了从思想启蒙到社会改造的主基调和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后一个十年，陈望道坚守三尺讲台、矢志立德树人，践行了“记者之师”“好学力行”的本色。两者恰是人们说的“道、器”“体、用”的关系。“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是陈望道一生恪守的座右铭，也为其新闻教育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
一、陈望道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思想的形成
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的感召，陈望道结束了4年的留日生活，前往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由此开启了他作为一个国文教员同时从事新闻报刊事业的人生，在此后近30年的办报办刊实践中，始终高举新文化和思想启蒙的大旗、“为党办报、为民办刊”。
（一）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陈望道就对它倾注了极大热情，认为这本刊物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思想启蒙、进而解放振兴的“一剂良方”。1918年底，陈望道留日期间为《新青年》撰写《横行与标点》一文，第一次将名字改成“望道”（其原名陈参一、陈融），意为追望真理大道。彼时的陈望道已经结识了日本知名的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山川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由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多篇倡导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陈望道进入了陈独秀等人的视野，为此后一年参与建党伟业打下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陈望道是上海的两份刊物——《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撰稿者，他以之为阵地，为新文化、新文学“鼓与呼”。正因为如此，当《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的主编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发起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任务时，《觉悟》主编邵力子向这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荐陈望道——“能堪此（首译《宣言》）重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一方面，历史的重任选择了陈望道;另一方面，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办报办刊、倡导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化。夏衍曾回忆说：“《浙江新潮》就是‘一师’学生宣中华、俞秀松等在陈望道、夏丏尊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在陈望道影响下，《浙江新潮》一经出版即以思想清新、言论犀利而受到全国知识界的重视。陈望道还与学生施存统一起创办《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该刊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反封建的《非孝》一文，掀起了新青年与旧军阀之间的激烈斗争。经历了这场风波，陈望道开始认识到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当局已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这使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光是文学上、文字上的“新”是不够的，（关于“新与旧”）还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带着社会改革的抱负，陈望道将他办报办刊的重心放在了受压迫尤为深重的群体——妇女的研究上。1919年开始，陈望道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恋爱、婚姻、妇女地位、经济权益乃至节制生育等方面的文章，犀利地揭露和抨击旧制度压迫妇女的罪恶。1921年8月，陈望道在《民国日报》上创办《妇女评论》副刊并亲自负责编辑，两年时间共出了104期。1923年8月《妇女评论》与《现代妇女》合并，由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任主编，陈望道还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编辑。除了写文章，陈望道还经常到各地发表演讲，为女性的觉醒摇旗呐喊，这在当时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传播中是一股异常清新的空气。
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陈望道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然而保守势力始终顽固地抵抗着白话文的推广。1934年5月，部分学者配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发起“文言复兴运动”。陈望道得知后，立即表示“我们要保白话，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这是正面迎敌，以进攻姿态来保卫五四运动的成果。陈望道联合胡愈之等人提出“比白话文更加新的口号”，即发动“大众语”运动，让“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陈望道一边。1934年9月，在鲁迅的支持下，陈望道建立了实践大众语的阵地——《太白》半月刊，“太”有“极”“至”之意，“白”即白话文，“太白”就是至极的白话，也就是倡导大众语;此外，“太白”星又叫“启明”星，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发光，意在鼓励人们为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斗争。
以《申报·自由谈》等为阵地，陈望道主导的“大众语”同“文言复兴”的論战迅速在全国展开。在他们的影响下，反对复辟文言的阵营声势浩大，不到半个月，所谓“文言复兴运动”丢盔弃甲，败下阵来。胡愈之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同志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这就是大众语运动和他所主编的《太白》。大众语运动主要是为了抵制当时文言文复辟的逆流，也为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辟了道路。”“在30年代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搏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一败涂地，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陈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1935年9月，《太白》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陈望道也上了蒋介石政府通缉革命报人的“黑名单”。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李宗仁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邀请各地名流学者赴桂，陈望道便来到桂林广西师专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到校后不久，陈望道就领导师专师生创办了校刊《月牙》。发刊词介绍：“借这个刊物，做星星的野火，好去燃烧起那被压伏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众心里的革命烈焰，一齐起来，廓清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并推动中国文化，正式踏上一个新的阶段。”这本刊物由师生通力合作，刊登的文章往往切合实际问题，对学生了解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很有启发。如《最近的中日关系》《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等，陈望道的演讲稿《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也发表在其第二期上。《月牙》还先后出版了几期专辑，如1936年3月出版的“抗日专号”、1936年5月出版的“反文言文专号”。除《月牙》外，陈望道还亲自指导创办并命名了一份名为“普罗密修士”的壁报，他借用古希腊神话隐喻抗拒强暴、为人类幸福不惜牺牲的英雄精神。陈望道表示：“目前中国也正需要光明，需要千千万万敢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普罗密修士啊！我们要在桂林，要在广西师专点燃起光明的火把来，照亮全中国。我们广西师专的每个同学，都应成为敢于斗争、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普罗密修士。”
（二）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办刊立场。1920年，陈望道接到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根据邵力子的来信，打算由陈望道翻译后在《星期评论》上连载。1920年4月底，李汉俊等力邀陈望道回沪，主持《星期评论》编务，不料仅过了个把月，该杂志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但陈望道办报办刊的思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认可。1920年12月，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前往广州主政全省教育，陈独秀在离沪赴粤前致信李大钊等人，交代《新青年》事宜。陈独秀在信中说：“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此后，陈望道便开始接手负责《新青年》的编务工作。因工作需要，陈望道还借住在老渔阳里2号，以便随时与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人商讨问题。
在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期间，陈望道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陈望道设计全新的封面，开辟新的专栏，刊登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译介文章，进一步亮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
《新青年》的改组和革新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胡适对此就表示出强烈不满，声称无法忍受他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并抨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陈望道态度鲜明地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捍卫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
除了《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觉悟》也是陈望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共产党》月刊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1920年11月，陈望道直接参与了创刊。之后每逢7日出版一号，先后共出了7期。《觉悟》主编邵力子与陈望道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骨干成员。在搬入老渔阳里2号之前，陈望道就一度寄宿在邵力子家中，邵力子也常邀请陈望道参与编辑《觉悟》。在陈望道的争取下，《觉悟》与《新青年》并肩作战，也开始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是不同于《新青年》系统性论述马克思主义，《觉悟》更注重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的探讨与争论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觉悟》由于是每日出版发行的，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夏，中共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其重要工作之一是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当时的工人阶级。因此，中共发起组创办了《劳动界》杂志，这也是我党历史上自办的第一本刊物。从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每周一期，共出了24册。陈望道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投稿者，更是重要的编辑者甚至一段时间内是主持者。协助陈望道办刊的俞秀松、李启汉、陈为人和柯庆施都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俞秀松在浙江一师时还是陈望道的学生。当外国语学社学员赴苏留学、《劳动界》稿源发生危机时，陈望道抓紧编译稿件，连载《劳动运动通论》（第19至23册）译文来维持，直到终刊。
陈望道在《劳动界》编务工作中表现出“启发阶级觉悟，支持经济斗争”的工运主张。陈望道在《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发表了《平安》一文，以沉重的笔调，揭露了在阶级社会里“平安”只是工人难以实现的奢想的事实。这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共鸣。《劳动界》促进了工人的觉醒，受到了工人的普遍欢迎。刊物关注各地各行业工人状况，追踪各地工人运动的报道，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到各个工厂进行调查、联络组织工会，本来都到处碰壁。后来有了《劳动界》作为“名片”，工人就都不再躲避他们了，甚至要主动和他们接触。不管他们去哪里调查，工人们总要和他们先谈一会周刊的内容，由此打开了局面，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二、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陈望道早年所从事的报刊编辑工作和几乎贯穿其一生的教书育人经历是其新闻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总的来看，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
一是目标论。陈望道特别重视新闻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陈望道在早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推进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唤醒民众，启迪社会。在新闻教育实践中他也延续了一贯的思想主张和立场态度。在建设复旦新闻系之初，陈望道便强调赋予新闻事业以崇高的社会责任与职业目標，改善新闻从业者鱼龙混杂的局面。1929年，陈望道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一职，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复旦新闻系从中国文学系（科）分离出来，独立建系。据新闻系首届毕业生马世淦回忆：“中国文学科的主任陈望道先生鉴于中国新闻记者之没有文学的素养，没有新闻学知识，毅然在科的下面附设了新闻学系，……这可以说是本系的妊娠时期，中国文学科便是替本系怀孕的母亲，陈望道先生该是本系的保姆吧。”1942年陈望道正式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之后，旗帜鲜明地将“宣扬真理，改造社会”作为新闻系建设的指导原则，强调新闻系学生要肩负起唤醒民众、启迪社会的重要职责，鼓励学生见世面、炼品行。复旦新闻系在此指导思想下，在课程设置上也大胆创新，不仅设置有国文、外语、心理学、统计学等新闻采编基本工具训练和报学、编辑、采访、广告、印刷等专门知识，还涉及新闻记者应有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外交等知识和专门的写作技术训练等，注重学生全面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复旦新闻系在重庆办学时期，陈望道与新闻系师生身体力行，共同努力，积极宣扬救国真理，传播进步思想，团结了大批民主教授和进步学生。复旦新闻系成为当时复旦大学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中心，被誉为“夏坝的延安”。
[关键词]陈望道;新闻实践;新闻教育思想
陈望道（1891—1977），中国近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新闻教育家，《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十余名党员之一。陈望道中青年时期，特别是1917年赴日留学期间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到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这十年间，陈望道逐步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斗士、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随后，从1941年底到1951年底，陈望道担任（或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这十年，他的新闻教育思想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重点考察这“两个十年”前后，可以看到：前一个十年，在五四运动和建党伟业等历史大事件的激荡中，陈望道通过其办报办刊实践，为其后来的新闻教育思想“举旗定向”，确立了从思想启蒙到社会改造的主基调和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后一个十年，陈望道坚守三尺讲台、矢志立德树人，践行了“记者之师”“好学力行”的本色。两者恰是人们说的“道、器”“体、用”的关系。“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是陈望道一生恪守的座右铭，也为其新闻教育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
一、陈望道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思想的形成
1919年6月，受五四运动的感召，陈望道结束了4年的留日生活，前往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由此开启了他作为一个国文教员同时从事新闻报刊事业的人生，在此后近30年的办报办刊实践中，始终高举新文化和思想启蒙的大旗、“为党办报、为民办刊”。
（一）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陈望道就对它倾注了极大热情，认为这本刊物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思想启蒙、进而解放振兴的“一剂良方”。1918年底，陈望道留日期间为《新青年》撰写《横行与标点》一文，第一次将名字改成“望道”（其原名陈参一、陈融），意为追望真理大道。彼时的陈望道已经结识了日本知名的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山川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由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多篇倡导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陈望道进入了陈独秀等人的视野，为此后一年参与建党伟业打下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陈望道是上海的两份刊物——《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撰稿者，他以之为阵地，为新文化、新文学“鼓与呼”。正因为如此，当《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和《星期评论》的主编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发起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任务时，《觉悟》主编邵力子向这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推荐陈望道——“能堪此（首译《宣言》）重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一方面，历史的重任选择了陈望道;另一方面，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办报办刊、倡导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化。夏衍曾回忆说：“《浙江新潮》就是‘一师’学生宣中华、俞秀松等在陈望道、夏丏尊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在陈望道影响下，《浙江新潮》一经出版即以思想清新、言论犀利而受到全国知识界的重视。陈望道还与学生施存统一起创办《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该刊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了反封建的《非孝》一文，掀起了新青年与旧军阀之间的激烈斗争。经历了这场风波，陈望道开始认识到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当局已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这使他“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光是文学上、文字上的“新”是不够的，（关于“新与旧”）还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正是带着社会改革的抱负，陈望道将他办报办刊的重心放在了受压迫尤为深重的群体——妇女的研究上。1919年开始，陈望道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恋爱、婚姻、妇女地位、经济权益乃至节制生育等方面的文章，犀利地揭露和抨击旧制度压迫妇女的罪恶。1921年8月，陈望道在《民国日报》上创办《妇女评论》副刊并亲自负责编辑，两年时间共出了104期。1923年8月《妇女评论》与《现代妇女》合并，由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任主编，陈望道还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编辑。除了写文章，陈望道还经常到各地发表演讲，为女性的觉醒摇旗呐喊，这在当时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传播中是一股异常清新的空气。
五四运动倡导白话文，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陈望道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然而保守势力始终顽固地抵抗着白话文的推广。1934年5月，部分学者配合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发起“文言复兴运动”。陈望道得知后，立即表示“我们要保白话，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这是正面迎敌，以进攻姿态来保卫五四运动的成果。陈望道联合胡愈之等人提出“比白话文更加新的口号”，即发动“大众语”运动，让“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始终站在陈望道一边。1934年9月，在鲁迅的支持下，陈望道建立了实践大众语的阵地——《太白》半月刊，“太”有“极”“至”之意，“白”即白话文，“太白”就是至极的白话，也就是倡导大众语;此外，“太白”星又叫“启明”星，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发光，意在鼓励人们为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斗争。
以《申报·自由谈》等为阵地，陈望道主导的“大众语”同“文言复兴”的論战迅速在全国展开。在他们的影响下，反对复辟文言的阵营声势浩大，不到半个月，所谓“文言复兴运动”丢盔弃甲，败下阵来。胡愈之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同志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这就是大众语运动和他所主编的《太白》。大众语运动主要是为了抵制当时文言文复辟的逆流，也为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辟了道路。”“在30年代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搏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一败涂地，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陈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1935年9月，《太白》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陈望道也上了蒋介石政府通缉革命报人的“黑名单”。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李宗仁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邀请各地名流学者赴桂，陈望道便来到桂林广西师专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到校后不久，陈望道就领导师专师生创办了校刊《月牙》。发刊词介绍：“借这个刊物，做星星的野火，好去燃烧起那被压伏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众心里的革命烈焰，一齐起来，廓清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并推动中国文化，正式踏上一个新的阶段。”这本刊物由师生通力合作，刊登的文章往往切合实际问题，对学生了解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很有启发。如《最近的中日关系》《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等，陈望道的演讲稿《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也发表在其第二期上。《月牙》还先后出版了几期专辑，如1936年3月出版的“抗日专号”、1936年5月出版的“反文言文专号”。除《月牙》外，陈望道还亲自指导创办并命名了一份名为“普罗密修士”的壁报，他借用古希腊神话隐喻抗拒强暴、为人类幸福不惜牺牲的英雄精神。陈望道表示：“目前中国也正需要光明，需要千千万万敢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普罗密修士啊！我们要在桂林，要在广西师专点燃起光明的火把来，照亮全中国。我们广西师专的每个同学，都应成为敢于斗争、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普罗密修士。”
（二）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办刊立场。1920年，陈望道接到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根据邵力子的来信，打算由陈望道翻译后在《星期评论》上连载。1920年4月底，李汉俊等力邀陈望道回沪，主持《星期评论》编务，不料仅过了个把月，该杂志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了，但陈望道办报办刊的思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认可。1920年12月，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前往广州主政全省教育，陈独秀在离沪赴粤前致信李大钊等人，交代《新青年》事宜。陈独秀在信中说：“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此后，陈望道便开始接手负责《新青年》的编务工作。因工作需要，陈望道还借住在老渔阳里2号，以便随时与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人商讨问题。
在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期间，陈望道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陈望道设计全新的封面，开辟新的专栏，刊登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译介文章，进一步亮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向。
《新青年》的改组和革新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胡适对此就表示出强烈不满，声称无法忍受他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并抨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陈望道态度鲜明地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捍卫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
除了《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和《觉悟》也是陈望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共产党》月刊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1920年11月，陈望道直接参与了创刊。之后每逢7日出版一号，先后共出了7期。《觉悟》主编邵力子与陈望道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同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骨干成员。在搬入老渔阳里2号之前，陈望道就一度寄宿在邵力子家中，邵力子也常邀请陈望道参与编辑《觉悟》。在陈望道的争取下，《觉悟》与《新青年》并肩作战，也开始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是不同于《新青年》系统性论述马克思主义，《觉悟》更注重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的探讨与争论中阐发马克思主义。《觉悟》由于是每日出版发行的，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夏，中共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其重要工作之一是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当时的工人阶级。因此，中共发起组创办了《劳动界》杂志，这也是我党历史上自办的第一本刊物。从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每周一期，共出了24册。陈望道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投稿者，更是重要的编辑者甚至一段时间内是主持者。协助陈望道办刊的俞秀松、李启汉、陈为人和柯庆施都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俞秀松在浙江一师时还是陈望道的学生。当外国语学社学员赴苏留学、《劳动界》稿源发生危机时，陈望道抓紧编译稿件，连载《劳动运动通论》（第19至23册）译文来维持，直到终刊。
陈望道在《劳动界》编务工作中表现出“启发阶级觉悟，支持经济斗争”的工运主张。陈望道在《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发表了《平安》一文，以沉重的笔调，揭露了在阶级社会里“平安”只是工人难以实现的奢想的事实。这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共鸣。《劳动界》促进了工人的觉醒，受到了工人的普遍欢迎。刊物关注各地各行业工人状况，追踪各地工人运动的报道，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到各个工厂进行调查、联络组织工会，本来都到处碰壁。后来有了《劳动界》作为“名片”，工人就都不再躲避他们了，甚至要主动和他们接触。不管他们去哪里调查，工人们总要和他们先谈一会周刊的内容，由此打开了局面，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开展。
二、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陈望道早年所从事的报刊编辑工作和几乎贯穿其一生的教书育人经历是其新闻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总的来看，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
一是目标论。陈望道特别重视新闻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陈望道在早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推进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唤醒民众，启迪社会。在新闻教育实践中他也延续了一贯的思想主张和立场态度。在建设复旦新闻系之初，陈望道便强调赋予新闻事业以崇高的社会责任与职业目標，改善新闻从业者鱼龙混杂的局面。1929年，陈望道担任复旦中文系主任一职，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复旦新闻系从中国文学系（科）分离出来，独立建系。据新闻系首届毕业生马世淦回忆：“中国文学科的主任陈望道先生鉴于中国新闻记者之没有文学的素养，没有新闻学知识，毅然在科的下面附设了新闻学系，……这可以说是本系的妊娠时期，中国文学科便是替本系怀孕的母亲，陈望道先生该是本系的保姆吧。”1942年陈望道正式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之后，旗帜鲜明地将“宣扬真理，改造社会”作为新闻系建设的指导原则，强调新闻系学生要肩负起唤醒民众、启迪社会的重要职责，鼓励学生见世面、炼品行。复旦新闻系在此指导思想下，在课程设置上也大胆创新，不仅设置有国文、外语、心理学、统计学等新闻采编基本工具训练和报学、编辑、采访、广告、印刷等专门知识，还涉及新闻记者应有的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外交等知识和专门的写作技术训练等，注重学生全面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复旦新闻系在重庆办学时期，陈望道与新闻系师生身体力行，共同努力，积极宣扬救国真理，传播进步思想，团结了大批民主教授和进步学生。复旦新闻系成为当时复旦大学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中心，被誉为“夏坝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