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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谈及“中国梦”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民族复兴必然包含文化复兴。在文化问题上，弘扬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方面，这已成为普遍共识。而如何对待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形成的以“人民性”为根本内涵和主要标志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尚未充分讨论但不失重要的问题。
文化的“人民性”是现代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和成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历史道路的高度概括。
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整体格局的全面重建，创造了崭新的历史主体“人民”。 这一创造大体包含两层重要内涵：其一，从外部向人民赋权。“劳动”取代“财富”，“知识”成为最高伦理标准，“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人，权力由传统精英阶层向下层人民转移。其二，从内部塑造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人民”自身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外部地位的改变完成内在主体性的觉醒和塑造，即由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成长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英雄。
这一创造，使中国现代历史道路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华文化帝国面对现代世界的局限，也得以和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兴起、拉美民族独立产生本质区别。具体说，传统文化帝国主要依靠文化认同和上层文官政治维持统治，将广大劳动人民摒弃在政治文化权力之外。这必然导致它面对现代世界组织严密的侵略战争时动员无力、组织失效。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人民成为历史主人，主动承担起反侵略求解放斗争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对最广大人民的有效动员和组织。这是其超越之处。众所周知，欧美资本主义兴起主要依靠金融和军事的殖民扩张完成原始积累，而中国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斗争，完成了克服危机、走向复兴的进程，这是中国道路和其他道路的本质区别。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主要征用民族传统资源，依靠民族主义产生动员力量，只是完成了政权更替，没有创造出新的政治文化；中国则通过创造崭新的“人民”文化，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权更替的暴力革命之外，获得了文化革命的意义。
事实上，文化领域的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人民文艺”，颠覆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士大夫文化传统，超越了“五四”形成的启蒙精英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根本内涵和主要标志的人民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下，长期被摒弃在文化以外的人民成了文化的主人。他们不仅代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人公，而且改变了启蒙文化叙事中的“蒙昧麻木”形象和生得糊涂、死得窝囊的命运，成为现代历史的英雄。甚至，他们的审美标准、语言习惯也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标准，成为新主流审美标准，他们对文化作品的好恶、对文艺形象的臧否都决定着作品和人物的命运。而且，劳动人民在掌握读写能力之后，还进入到文化创作者队伍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人民性”产生于现代中国整体道路的探索之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人民赋权和塑造人民内部主体性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是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重要特征和成果。
文化的“人民性”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文化的“人民性”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主要从两个层次发挥巨大作用：
第一，从文化上确立并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历史道路的合法性。文化的“人民性”首先从新的文化主题中得以体现，这个主题就是“团结起来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白毛女》、《南泥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系列具有开端意义的文艺作品，不仅从文化角度展示出新旧两种道路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本质差别，解释了在何种意义上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被压迫人民觉醒之后团结起来、在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创造新社会的叙事，不仅将个体启蒙与民族救亡结合起来，超越了启蒙文化主题；更将国家独立、社会解放和个人的觉醒解放整合为同一个宏大历史进程，创造了崭新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人民成为主动担当历史、自觉完成自己和国家民族解放任务的历史主体。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倡导书写人民、歌颂人民在历史斗争和现实建设中的伟大力量，产生了《红旗谱》、《创业史》这样将普通劳动者作为光彩夺目英雄来表现的文艺作品，成为“人民性”经典主题的延伸和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文化合法性得以建立：中国正因为选择了一条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道路，正因为把人民的命运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整体历史进程紧密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所以能够有效地完成人民求解放、民族求复兴的历史任务。
第二，从文化上为现代中国历史道路提供生动有效的阐释，并使之深入人心，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进而动员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力量去赢得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去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直至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任务不仅通过主题上的“人民性”标准，还通过在语言风格、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上向人民学习，使人民群众从内容到形式都喜闻乐见。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出现、秧歌剧成为主流文艺形态，都说明了这一点。解放战争中，杨成武同志给文工团写信说：“怀来战役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起来的仇恨和力量。”这是文化的“人民性”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巨大作用的生动体现。正是通过创造新的主题和新的文化风格，产生了可以刻在刀尖上的文化，凝聚起一个时代最强烈的爱和恨，动员起历史中最广泛的力量，中华民族才从独立解放走向发展复兴的伟大道路。
文化的“人民性”应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习近平同志这样阐释“中国梦”的实现路径。诚然，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进步，最终都要落实到全体人民身上。在文化领域，重视并弘扬文化的“人民性”也应成为“中国梦”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首先，实现“中国梦”，要坚持文化的人民主体性，始终将人民作为文化的主体。在追逐“中国梦”的道路上，文化的“人民性”不仅是在内容上重视表现人民生活、追求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更重要甚至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将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由此，文化就需要继续承担从外部维护人民权力和从內部塑造人民主体性两个重要任务。从外部维护人民权力，就是要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新需求，倾听人民呼声、表达人民意愿、尊重并维护人民权力；从内部塑造人民主体性，就是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塑造具有高度历史主体意识、主动担当历史的人民——人民群众不仅是克服一个世纪前民族危机的主体性力量，也是今天全面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主体性力量。
其次，实现“中国梦”，要创造新的文化主题，深刻阐释“中国梦”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文化领域应该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要继承“团结起来的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一百年来求独立、求复兴历史”的主题，更要创造出“团结起来的人民是未来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梦想的主体力量”的新主题。这就要求文化站在现代中国整体历史道路的高度，深刻阐释上个世纪中华民族为了站起来的革命与本世纪为了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今天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历史本质关联；并在对这一整体道路的把握和阐释中，深刻揭示人民的命运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命运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人民的解放、幸福与民族的独立、复兴之间的本质联系。
最后，实现“中国梦”，要形成更具时代性、更开放的“人民性”文化内涵，努力创造在人民中能产生强大影响力的优秀文化产品，发挥文化特殊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使“中国梦”成为像上个世纪那样深入人心的人民文化共识，再次凝聚起全民族最广泛的力量，投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与上个世纪相比，今天的文化更加多元。要在多元文化中创造出有影响力、传播力的文化共识，难度更高、挑战更严峻。一方面，历史上有延安文艺运动的经验可资借鉴，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应该发扬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将自己改造为人民一分子的传统，创作出与人民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作品。另一方面，新时代要求文化领域与时俱进，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也要不断研究新的文化现象、掌握新的文化理论和新的文化传播手段，不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只有这样，文化工作者才可能既把握历史方向又抓住时代脉搏，拿出思想更深刻、格调更高尚、风格更多样、形式更生动因而人民更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主动出击，占领文化阵地。
从上述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既是对中国历史道路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导。“人民性”在百年中华民族奋斗道路上的重要意义不应忘却，而在今天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应发挥的作用更应受到重视。重视并弘扬文化的“人民性”，这一命题的实质是“中国梦”如何真正成为“人民的梦”，中华民族如何在伟大的复兴征程中创造出更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属于人民的新的时代文化。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叶再春
文化的“人民性”是现代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和成果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历史道路的高度概括。
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整体格局的全面重建，创造了崭新的历史主体“人民”。 这一创造大体包含两层重要内涵：其一，从外部向人民赋权。“劳动”取代“财富”，“知识”成为最高伦理标准，“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人，权力由传统精英阶层向下层人民转移。其二，从内部塑造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人民”自身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外部地位的改变完成内在主体性的觉醒和塑造，即由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成长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英雄。
这一创造，使中国现代历史道路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华文化帝国面对现代世界的局限，也得以和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兴起、拉美民族独立产生本质区别。具体说，传统文化帝国主要依靠文化认同和上层文官政治维持统治，将广大劳动人民摒弃在政治文化权力之外。这必然导致它面对现代世界组织严密的侵略战争时动员无力、组织失效。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人民成为历史主人，主动承担起反侵略求解放斗争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对最广大人民的有效动员和组织。这是其超越之处。众所周知，欧美资本主义兴起主要依靠金融和军事的殖民扩张完成原始积累，而中国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斗争，完成了克服危机、走向复兴的进程，这是中国道路和其他道路的本质区别。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主要征用民族传统资源，依靠民族主义产生动员力量，只是完成了政权更替，没有创造出新的政治文化；中国则通过创造崭新的“人民”文化，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权更替的暴力革命之外，获得了文化革命的意义。
事实上，文化领域的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人民文艺”，颠覆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士大夫文化传统，超越了“五四”形成的启蒙精英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人民性”为根本内涵和主要标志的人民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下，长期被摒弃在文化以外的人民成了文化的主人。他们不仅代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人公，而且改变了启蒙文化叙事中的“蒙昧麻木”形象和生得糊涂、死得窝囊的命运，成为现代历史的英雄。甚至，他们的审美标准、语言习惯也取代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标准，成为新主流审美标准，他们对文化作品的好恶、对文艺形象的臧否都决定着作品和人物的命运。而且，劳动人民在掌握读写能力之后，还进入到文化创作者队伍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人民性”产生于现代中国整体道路的探索之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人民赋权和塑造人民内部主体性的历史进程是统一的，是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重要特征和成果。
文化的“人民性”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文化的“人民性”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主要从两个层次发挥巨大作用：
第一，从文化上确立并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历史道路的合法性。文化的“人民性”首先从新的文化主题中得以体现，这个主题就是“团结起来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白毛女》、《南泥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系列具有开端意义的文艺作品，不仅从文化角度展示出新旧两种道路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本质差别，解释了在何种意义上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被压迫人民觉醒之后团结起来、在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创造新社会的叙事，不仅将个体启蒙与民族救亡结合起来，超越了启蒙文化主题；更将国家独立、社会解放和个人的觉醒解放整合为同一个宏大历史进程，创造了崭新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人民成为主动担当历史、自觉完成自己和国家民族解放任务的历史主体。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倡导书写人民、歌颂人民在历史斗争和现实建设中的伟大力量，产生了《红旗谱》、《创业史》这样将普通劳动者作为光彩夺目英雄来表现的文艺作品，成为“人民性”经典主题的延伸和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文化合法性得以建立：中国正因为选择了一条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道路，正因为把人民的命运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整体历史进程紧密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所以能够有效地完成人民求解放、民族求复兴的历史任务。
第二，从文化上为现代中国历史道路提供生动有效的阐释，并使之深入人心，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进而动员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力量去赢得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去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直至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任务不仅通过主题上的“人民性”标准，还通过在语言风格、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上向人民学习，使人民群众从内容到形式都喜闻乐见。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出现、秧歌剧成为主流文艺形态，都说明了这一点。解放战争中，杨成武同志给文工团写信说：“怀来战役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起来的仇恨和力量。”这是文化的“人民性”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巨大作用的生动体现。正是通过创造新的主题和新的文化风格，产生了可以刻在刀尖上的文化，凝聚起一个时代最强烈的爱和恨，动员起历史中最广泛的力量，中华民族才从独立解放走向发展复兴的伟大道路。
文化的“人民性”应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习近平同志这样阐释“中国梦”的实现路径。诚然，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进步，最终都要落实到全体人民身上。在文化领域，重视并弘扬文化的“人民性”也应成为“中国梦”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首先，实现“中国梦”，要坚持文化的人民主体性，始终将人民作为文化的主体。在追逐“中国梦”的道路上，文化的“人民性”不仅是在内容上重视表现人民生活、追求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更重要甚至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将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由此，文化就需要继续承担从外部维护人民权力和从內部塑造人民主体性两个重要任务。从外部维护人民权力，就是要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新需求，倾听人民呼声、表达人民意愿、尊重并维护人民权力；从内部塑造人民主体性，就是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塑造具有高度历史主体意识、主动担当历史的人民——人民群众不仅是克服一个世纪前民族危机的主体性力量，也是今天全面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主体性力量。
其次，实现“中国梦”，要创造新的文化主题，深刻阐释“中国梦”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强调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文化领域应该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要继承“团结起来的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一百年来求独立、求复兴历史”的主题，更要创造出“团结起来的人民是未来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梦想的主体力量”的新主题。这就要求文化站在现代中国整体历史道路的高度，深刻阐释上个世纪中华民族为了站起来的革命与本世纪为了富起来的改革开放、今天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历史本质关联；并在对这一整体道路的把握和阐释中，深刻揭示人民的命运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命运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人民的解放、幸福与民族的独立、复兴之间的本质联系。
最后，实现“中国梦”，要形成更具时代性、更开放的“人民性”文化内涵，努力创造在人民中能产生强大影响力的优秀文化产品，发挥文化特殊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使“中国梦”成为像上个世纪那样深入人心的人民文化共识，再次凝聚起全民族最广泛的力量，投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与上个世纪相比，今天的文化更加多元。要在多元文化中创造出有影响力、传播力的文化共识，难度更高、挑战更严峻。一方面，历史上有延安文艺运动的经验可资借鉴，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应该发扬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将自己改造为人民一分子的传统，创作出与人民呼吸相通、血肉相连的作品。另一方面，新时代要求文化领域与时俱进，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也要不断研究新的文化现象、掌握新的文化理论和新的文化传播手段，不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只有这样，文化工作者才可能既把握历史方向又抓住时代脉搏，拿出思想更深刻、格调更高尚、风格更多样、形式更生动因而人民更欢迎的优秀文化产品，主动出击，占领文化阵地。
从上述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既是对中国历史道路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指导。“人民性”在百年中华民族奋斗道路上的重要意义不应忘却，而在今天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应发挥的作用更应受到重视。重视并弘扬文化的“人民性”，这一命题的实质是“中国梦”如何真正成为“人民的梦”，中华民族如何在伟大的复兴征程中创造出更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属于人民的新的时代文化。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叶再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