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梁启超系"曾计划由政治转向文化努力,以应对民初以来"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的困局.不过,因梁启超本是政界领袖人物,对上层政治有更深入的参与和更大的影响力,故即使在文化运动中仍有以不同方式介入政局的意图与举动,使得"梁启超系"倡导的文化运动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因此,不同于早期《新青年》同人多注意改造国民性,"梁启超系"的文化运动除面向社会"筑基础"外,更有面向政治"造势力"的用意.并且,即使在"筑基础"一面,也体现出明显的精英色彩,多注重于"教成选举人,教成议员,教成新式文官".在"造势力"一面,更是时有以文化"改党造党"从事上层政党政治的预备,与现实政治多有羁绊,倾向在轨道内"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梁启超系"带着浓厚的现实政治倾向加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影响了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政治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