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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参与国际核军控进程的拐点
孙向丽：
中国参加国际核军控进程在改革开放这个时间点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前一个阶段是单边控制，即在核发展方面自我克制；后一个阶段是积极融入。改革开放之前，核军控、核裁军主要是美苏两家主导，他们想对中、法核武器的发展进行限制。所以1968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时，法国没有参加，我们也没参加。我们批评这个条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条约有不公平的地方：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做得不够，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义务不平衡，有歧视性。二是条约没有禁止延伸核威慑，美国的核武器可以部署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我们认为这跟核不扩散精神不相符。
在国家立场上我们是一直支持全球彻底核裁军、反对核扩散的。毛泽东在1957年会见日本来宾时说：“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毛泽东也曾在1959年明确指出：“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在核军控、核不扩散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80年代开始，我们参加裁谈会工作。1984年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同年我们明确提出防扩散的三不政策，即“不鼓励核扩散，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1992年3月正式加入了NPT。过去我们批评它，主要是从反对核垄断的角度看，但是冷战之后，我们发现核扩散形势太严峻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有必要跟国际社会一同抑制核扩散，所以我们选择加入，进去之后再以成员国的身份来完善这个机制。1996年我们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现在我们也在积极进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准备。
滕建群：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国际核事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批判到现在接受、加入、积极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与领导观念、自信程度、发展状态等有很大关系。第一，中国政府最早以政府名义发表的白皮书是1995年的《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它涉及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等。第二，中国加入了除《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之外的所有涉及军控的国际条约和安排。中国之所以没有加入该制度，完全是美国从中做梗：美国对中国提出附加条件，不同意中国以发起国身份参加。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没有加入该机制，并不表示中国不遵守该机制的安排；相反，中国始终在导弹及其技术转让领域严格履行国际义务。
核透明——意图 VS 能力
滕建群：
西方国家一直纠缠中国的核透明。美国2010年4月发表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透明”一词反复出现17次，多与中国有关。应该看到，这几年我们在核力量透明上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比如说允许美国防长到二炮指挥所参观。而美国有时却躲躲闪闪，没有底气。
对任何国家来说，透明都是有限度的，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透明。美国也没有做到，他最多公布一下核武器使用经费、弹头型号等，到此为止；具体怎么部署、部署在哪里，他不可能告诉你。
在透明上，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意图上的透明。“不首先使用”告诉世界，中国不会随便动用核武器，特别是对无核武器国家，中国不可能使用这种武器。
而西方特别是美国，非要能力上的透明。当前围绕核透明争论得很厉害，我们可以更强调意图。我们处在比较弱的位置，保持最低水平的核力量，因而保持其有效性是前提。把数量和部署情况透明无疑是把看家本领告诉对方，会明显削弱用核武器遏制对中国核打击的能力。中国做不到，其他中等核国家也做不到。
孙向丽：
中国在参与国际核军控进程中遇到的挑战之一就是核透明。刚才建群已经谈到了，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具体核力量的数量、规模、部署上，确实从来不透明，保持了必要的模糊性。这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很少，如果把这些信息透露出去会直接影响到威慑的有效性。美国和其他国家透露了一些规模、数量，比如说部署了多少、非部署多少、裁减了多少等，但好多细节也没有透，并且美国在某些方面还保持“刻意的模糊”，但是人家透明的东西确实相对多一点。不过这并不说明我们不支持核裁军，我们的核政策和基本原则一直很透明。目前我们也积极参与中美核战略对话、国际交流等，积极宣传我们的核战略思想、核意图、核理论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透明。将来我们的核力量如果到了一定程度，如果国际上需要，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伍钧：
关于透明的问题，我很同意两位的说法。我们国家的透明和西方的透明不在一个层次上。西方核武库数量很大，他需要你知道、了解，以增加他的核威慑能力——他的核透明就是一种威慑。而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少，我们虽然积极支持透明，但是有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即不能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
核安全——nuclear security（核安全/核安保）和nuclear safety（核安全/核能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滕建群：
近年来，核安全议题在国际核领域显得比较热闹，主要原因是美国等大国的极力推动。2009年奥巴马发表了“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后，在国际核领域，除核裁军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核安全。
核安全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内涵：一是包括打击核恐怖在内的应对措施，即nuclear security（核安全/核安保）；二是确保民用核设施、核材料以及放射物质的安全，即nuclear safety（核安全/核能安全）。根据面临的威胁不同，有关国家对核安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美国强调前者，特别是防止核材料流入恐怖分子手中、防止核恐怖袭击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要目标。而拥有核电产业的国家则更倾向强调保障核设施的安全；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次核安全峰会也十分强调后者的安全问题。中国的立场则是两者必须同时兼顾，确保核能的和平利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孙向丽：
核安全可以说是军控里的一个最新领域。核安全实际上就是防止这些核材料、核设施落入不法分子手中或遭到破坏和攻击。
我们现在也积极参加核安全峰会等国际核领域内的多边合作机制，这也是我们在国际军控方面努力的一个体现。我们跟美国合作的核安全示范中心，现在正在建设中，它将会成为开展地区核安全方面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基地，包括培训、技术探索、国际合作等。我们也参与了三次核安全峰会，提出了自己的核安全观。
滕建群：
几次大的核事故给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敲响了警钟，即1974年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事故。但另一方面，经济要发展需要动力，环境要保护需要新能源。可以说，核能是一只老虎，骑好了它带你到哪儿去都行，但是如果用不好它就会反咬你一口。
伍钧：
随着形势的发展，安全问题被摆到首要位置上，涉及security和safey两个方面。今年3月，习主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中国的核安全观，其中一条就是发展与安全并重。未来出于对环境的保护，要限制碳排放，那么利用核能是必不可少的，且它无法被替代。同时，现在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核材料储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
截至目前，中国在核安全的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据我了解，中国的AP1000核电技术，在理论上来说是最安全的，但仍要慎重。同时，中国也在跟美国合作，推动研究堆低浓化，也就是把90%的浓缩铀（更易制造核武器）变成低浓铀。我们核电站的安全评估也相当严格。
孙向丽：
这两种核安全都跟我们国家支持整个核能发展有关。周恩来在去世前特别主持了一次中央专委会的会议，讨论核电站的安全。专委会本来主要是领导“两弹一星”工作的，但是周总理在会上专门讲了秦山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可见国家一直都很重视。
现在虽然对清洁能源需求大，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核能，但是福岛核事故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安全标准在提高，审核制度也变严了。这跟技术问题有关，也跟大的国际气候有关。
滕建群：
今年4月15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11项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核安全也被列入其中。这说明领导人十分看重核安全，同时这也是对当前国内积极发展核电、国际上强调核安全的回应。
在国际社会对核能管控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未来无论在核能的军用还是民用上，都应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引领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核来到中国50年一个重要的落脚点。
孙向丽：
中国参加国际核军控进程在改革开放这个时间点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前一个阶段是单边控制，即在核发展方面自我克制；后一个阶段是积极融入。改革开放之前，核军控、核裁军主要是美苏两家主导，他们想对中、法核武器的发展进行限制。所以1968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时，法国没有参加，我们也没参加。我们批评这个条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条约有不公平的地方：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做得不够，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义务不平衡，有歧视性。二是条约没有禁止延伸核威慑，美国的核武器可以部署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我们认为这跟核不扩散精神不相符。
在国家立场上我们是一直支持全球彻底核裁军、反对核扩散的。毛泽东在1957年会见日本来宾时说：“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毛泽东也曾在1959年明确指出：“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在核军控、核不扩散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80年代开始，我们参加裁谈会工作。1984年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同年我们明确提出防扩散的三不政策，即“不鼓励核扩散，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1992年3月正式加入了NPT。过去我们批评它，主要是从反对核垄断的角度看，但是冷战之后，我们发现核扩散形势太严峻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有必要跟国际社会一同抑制核扩散，所以我们选择加入，进去之后再以成员国的身份来完善这个机制。1996年我们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现在我们也在积极进行《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准备。
滕建群：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国际核事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批判到现在接受、加入、积极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与领导观念、自信程度、发展状态等有很大关系。第一，中国政府最早以政府名义发表的白皮书是1995年的《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它涉及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等。第二，中国加入了除《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之外的所有涉及军控的国际条约和安排。中国之所以没有加入该制度，完全是美国从中做梗：美国对中国提出附加条件，不同意中国以发起国身份参加。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没有加入该机制，并不表示中国不遵守该机制的安排；相反，中国始终在导弹及其技术转让领域严格履行国际义务。
核透明——意图 VS 能力
滕建群：
西方国家一直纠缠中国的核透明。美国2010年4月发表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透明”一词反复出现17次，多与中国有关。应该看到，这几年我们在核力量透明上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比如说允许美国防长到二炮指挥所参观。而美国有时却躲躲闪闪，没有底气。
对任何国家来说，透明都是有限度的，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透明。美国也没有做到，他最多公布一下核武器使用经费、弹头型号等，到此为止；具体怎么部署、部署在哪里，他不可能告诉你。
在透明上，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意图上的透明。“不首先使用”告诉世界，中国不会随便动用核武器，特别是对无核武器国家，中国不可能使用这种武器。
而西方特别是美国，非要能力上的透明。当前围绕核透明争论得很厉害，我们可以更强调意图。我们处在比较弱的位置，保持最低水平的核力量，因而保持其有效性是前提。把数量和部署情况透明无疑是把看家本领告诉对方，会明显削弱用核武器遏制对中国核打击的能力。中国做不到，其他中等核国家也做不到。
孙向丽：
中国在参与国际核军控进程中遇到的挑战之一就是核透明。刚才建群已经谈到了，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具体核力量的数量、规模、部署上，确实从来不透明，保持了必要的模糊性。这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很少，如果把这些信息透露出去会直接影响到威慑的有效性。美国和其他国家透露了一些规模、数量，比如说部署了多少、非部署多少、裁减了多少等，但好多细节也没有透，并且美国在某些方面还保持“刻意的模糊”，但是人家透明的东西确实相对多一点。不过这并不说明我们不支持核裁军，我们的核政策和基本原则一直很透明。目前我们也积极参与中美核战略对话、国际交流等，积极宣传我们的核战略思想、核意图、核理论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透明。将来我们的核力量如果到了一定程度，如果国际上需要，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伍钧：
关于透明的问题，我很同意两位的说法。我们国家的透明和西方的透明不在一个层次上。西方核武库数量很大，他需要你知道、了解，以增加他的核威慑能力——他的核透明就是一种威慑。而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少，我们虽然积极支持透明，但是有个根本的前提条件，即不能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
核安全——nuclear security（核安全/核安保）和nuclear safety（核安全/核能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滕建群：
近年来，核安全议题在国际核领域显得比较热闹，主要原因是美国等大国的极力推动。2009年奥巴马发表了“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后，在国际核领域，除核裁军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核安全。
核安全包含两个不同层面的内涵：一是包括打击核恐怖在内的应对措施，即nuclear security（核安全/核安保）；二是确保民用核设施、核材料以及放射物质的安全，即nuclear safety（核安全/核能安全）。根据面临的威胁不同，有关国家对核安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美国强调前者，特别是防止核材料流入恐怖分子手中、防止核恐怖袭击是奥巴马政府的重要目标。而拥有核电产业的国家则更倾向强调保障核设施的安全；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次核安全峰会也十分强调后者的安全问题。中国的立场则是两者必须同时兼顾，确保核能的和平利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孙向丽：
核安全可以说是军控里的一个最新领域。核安全实际上就是防止这些核材料、核设施落入不法分子手中或遭到破坏和攻击。
我们现在也积极参加核安全峰会等国际核领域内的多边合作机制，这也是我们在国际军控方面努力的一个体现。我们跟美国合作的核安全示范中心，现在正在建设中，它将会成为开展地区核安全方面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基地，包括培训、技术探索、国际合作等。我们也参与了三次核安全峰会，提出了自己的核安全观。
滕建群：
几次大的核事故给人类和平利用核能敲响了警钟，即1974年美国的三里岛核事故、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11年日本的福岛核事故。但另一方面，经济要发展需要动力，环境要保护需要新能源。可以说，核能是一只老虎，骑好了它带你到哪儿去都行，但是如果用不好它就会反咬你一口。
伍钧：
随着形势的发展，安全问题被摆到首要位置上，涉及security和safey两个方面。今年3月，习主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中国的核安全观，其中一条就是发展与安全并重。未来出于对环境的保护，要限制碳排放，那么利用核能是必不可少的，且它无法被替代。同时，现在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核材料储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
截至目前，中国在核安全的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据我了解，中国的AP1000核电技术，在理论上来说是最安全的，但仍要慎重。同时，中国也在跟美国合作，推动研究堆低浓化，也就是把90%的浓缩铀（更易制造核武器）变成低浓铀。我们核电站的安全评估也相当严格。
孙向丽：
这两种核安全都跟我们国家支持整个核能发展有关。周恩来在去世前特别主持了一次中央专委会的会议，讨论核电站的安全。专委会本来主要是领导“两弹一星”工作的，但是周总理在会上专门讲了秦山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可见国家一直都很重视。
现在虽然对清洁能源需求大，需要我们大力发展核能，但是福岛核事故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安全标准在提高，审核制度也变严了。这跟技术问题有关，也跟大的国际气候有关。
滕建群：
今年4月15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11项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核安全也被列入其中。这说明领导人十分看重核安全，同时这也是对当前国内积极发展核电、国际上强调核安全的回应。
在国际社会对核能管控力度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未来无论在核能的军用还是民用上，都应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引领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核来到中国50年一个重要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