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考察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的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社会网络越丰富，流动家庭的储蓄率越低。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政府降低流动家庭储蓄率提供政策性建议的参考。
关键词：数据来源;实证结果;建议
社会网络的丰富性越高，居民储蓄率越低。改革开放过后，我国经济飞跃前进，与此同时，高储蓄率问题也伴随而来（Curtis e al.，2015），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现今我国的储蓄率不但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而且相较于英美国家而言，也是高水平的状态（冯明，2017）。有研究表明我国非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不是最高的，但居民部门储蓄率却明显高于其他国家（Kuijs，2005）。现有研究也证实社会网络对于居民家庭储蓄率具有一定的作用，社会网络越丰富的群体的家庭储蓄率水平越低（Mehra，2001）。
但从以往的研究对象看，关于社会网络对家庭储蓄率的研究重点都是基于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较少有针对流动人口家庭这一群体的研究。本文认为，以流动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是十分有意义的，具体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第七次全国人口数据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多，达到了37582万人1;另一方面，赵昕东等（2020）的研究表明我国家庭的流动趋势已经由个体迁移转变为整个家庭的集体迁移，所以流动家庭的储蓄率从一定程度上与大众群体不太一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将补充这一研究，就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针对本文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将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有重要意义。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部分将对数据来源、研究对象以及变量选择作简要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对象流动家庭则根据数据库中的定义将户主的户口地址在“本县/县级市/区其他乡镇/街道以及本县区以外”的家庭界定为流动人口家庭，反之不是流动人口家庭。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网络，其衡量指标借鉴马光荣和杨恩燕（2011）的做法，选择了数据库中的“礼金支出”来作为代理变量。控制变量选择了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文化水平、是否为党员、是否为城镇户籍、家庭兄弟姐妹个数、家庭有无汽车、家庭有无负债等。因变量是流动家庭中的储蓄率，本文的衡量指标借鉴赵昕东等（2020）的研究，将流动家庭储蓄率定义为（流动家庭的总收入—流动家庭的总消费）/流动家庭的总收入。
2.实证结果
我们使用如下回归方程来研究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Y1=α1+β1X1+β2X2+ε1
其中，Y1为流动家庭储蓄率，X1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礼金支出”，X2为控制变量，具体为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文化水平、是否为党员、是否为城镇户籍、家庭兄弟姐妹个数、家庭有无汽车、家庭有无负债等，ε1为随机扰动项。本文的实证结果见表3-1：
通过表3-1的研究结果，本文发现在添加了控制变量后，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礼金支出越多，流动家庭储蓄率越低。礼金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動家庭储蓄率降低0.0005%，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显著。也就是说，礼金支出越多，说明这个家庭的社会网络越丰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流动家庭的储蓄率。
3.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就社会网络对于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越丰富，流动家庭储蓄率越低。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继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流动家庭要多注重整个家庭中社会网络的培育，积极增加与身边周围人的交往，增加与亲友及身边人的礼金往来，拓展整个家庭的交际圈。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流动家庭多与外界交流，如果社区中有流动家庭的迁入，要督促社区组织积极进行关怀，落实好流动家庭的相应政策和保障福利，使其尽快融入社区，并与周围人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Curtis，C.C.，S.Lugauer，and N.C.Mark.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5，7（2）：58-94.
[2]冯明.农民工与中国高储蓄率之谜--基于搜寻匹配模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7，（4）：20-31.
[3]Kuijs，L.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5.
[4]Mehra，Y.P.The Wealth Effect in Empirical Life-Cycle Aggregate Consumption Equations.[J].Economic Quarterly， 2001， 87 （ 2） ：45-68.
[5]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46（03）：83-94.
[6]赵昕东，李翔，王宏利.生育二孩是否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储蓄——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20（05）：102-110.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编号：YCX2004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萍（1995—）女，满族，辽宁葫芦岛人，单位：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数据来源;实证结果;建议
社会网络的丰富性越高，居民储蓄率越低。改革开放过后，我国经济飞跃前进，与此同时，高储蓄率问题也伴随而来（Curtis e al.，2015），这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现今我国的储蓄率不但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而且相较于英美国家而言，也是高水平的状态（冯明，2017）。有研究表明我国非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不是最高的，但居民部门储蓄率却明显高于其他国家（Kuijs，2005）。现有研究也证实社会网络对于居民家庭储蓄率具有一定的作用，社会网络越丰富的群体的家庭储蓄率水平越低（Mehra，2001）。
但从以往的研究对象看，关于社会网络对家庭储蓄率的研究重点都是基于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较少有针对流动人口家庭这一群体的研究。本文认为，以流动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是十分有意义的，具体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第七次全国人口数据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多，达到了37582万人1;另一方面，赵昕东等（2020）的研究表明我国家庭的流动趋势已经由个体迁移转变为整个家庭的集体迁移，所以流动家庭的储蓄率从一定程度上与大众群体不太一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将补充这一研究，就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针对本文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将对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有重要意义。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部分将对数据来源、研究对象以及变量选择作简要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对象流动家庭则根据数据库中的定义将户主的户口地址在“本县/县级市/区其他乡镇/街道以及本县区以外”的家庭界定为流动人口家庭，反之不是流动人口家庭。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网络，其衡量指标借鉴马光荣和杨恩燕（2011）的做法，选择了数据库中的“礼金支出”来作为代理变量。控制变量选择了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文化水平、是否为党员、是否为城镇户籍、家庭兄弟姐妹个数、家庭有无汽车、家庭有无负债等。因变量是流动家庭中的储蓄率，本文的衡量指标借鉴赵昕东等（2020）的研究，将流动家庭储蓄率定义为（流动家庭的总收入—流动家庭的总消费）/流动家庭的总收入。
2.实证结果
我们使用如下回归方程来研究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Y1=α1+β1X1+β2X2+ε1
其中，Y1为流动家庭储蓄率，X1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礼金支出”，X2为控制变量，具体为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文化水平、是否为党员、是否为城镇户籍、家庭兄弟姐妹个数、家庭有无汽车、家庭有无负债等，ε1为随机扰动项。本文的实证结果见表3-1：
通过表3-1的研究结果，本文发现在添加了控制变量后，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礼金支出越多，流动家庭储蓄率越低。礼金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動家庭储蓄率降低0.0005%，回归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显著。也就是说，礼金支出越多，说明这个家庭的社会网络越丰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流动家庭的储蓄率。
3.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就社会网络对于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越丰富，流动家庭储蓄率越低。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继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流动家庭要多注重整个家庭中社会网络的培育，积极增加与身边周围人的交往，增加与亲友及身边人的礼金往来，拓展整个家庭的交际圈。另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流动家庭多与外界交流，如果社区中有流动家庭的迁入，要督促社区组织积极进行关怀，落实好流动家庭的相应政策和保障福利，使其尽快融入社区，并与周围人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Curtis，C.C.，S.Lugauer，and N.C.Mark.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5，7（2）：58-94.
[2]冯明.农民工与中国高储蓄率之谜--基于搜寻匹配模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7，（4）：20-31.
[3]Kuijs，L.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5.
[4]Mehra，Y.P.The Wealth Effect in Empirical Life-Cycle Aggregate Consumption Equations.[J].Economic Quarterly， 2001， 87 （ 2） ：45-68.
[5]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46（03）：83-94.
[6]赵昕东，李翔，王宏利.生育二孩是否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储蓄——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20（05）：102-110.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社会网络对流动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编号：YCX2004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萍（1995—）女，满族，辽宁葫芦岛人，单位：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