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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将中共党内民主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中共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通过民众和民主党派对执政党进行有力监督的有关尝试；1957年至1978年，自“庐山会议”始，中共党内民主遭到个别高层人士的轻视，自此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时期的党内民主被严重地破坏和践踏：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发展，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行使职权、领导干部终身制取消等等，都是三十年来党内民主与监督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形成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相应的重大举措已经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行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
由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四川雨城的民主试验，勾勒出基层党内民主的现实与路径。
300多名党员开始在两排用课桌搭起的“秘密划票间”投票，课桌两边钉着木板，后面挂一个小帘子，每个竞选人的照片就贴在帘子上。
冯学富参加的会议“级别”越来越高。2009年7月3日，作为基层党代表，他被邀请参加四川省雅安市干部推荐大会，投票推荐3名“厅级”干部。
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几十名“党代表”以外，其余均是正处级以上官员。厅级名额有一个，副厅有两个，按规定每个职级可以投两至三人。冯学富说，他的票和区委书记的票具有同等“分量”。
2002年，雨城区开始尝试党代表直选，魏家村支部书记冯学富被选为区级党代表，不仅多次参加区、市两级干部推荐大会，还每年参加两次区党代会。2000年，冯学富所在的村便开展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
在雅安，雨城被称作党内民主的试验田。从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党内民主改革路径渐次显露。
操场上的“直选”
2006年4月8日一早，雨城区合江乡魏家村党支书冯学富赶到了合江中学的操场上，当天，全乡将首次公推直选乡党委书记。
正是采春茶的季节，操场上有些燥热，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拉着横幅。9点钟，伍文利等十几个候选人开始轮流演讲。
“合江要大力发展茶叶，要搞一个茶叶交易市场，掌握市场主动权。”伍文利承诺，要用一年的时间发动全乡村民成立一个交易市场。
有党员提问，什么时候能实现。钱从哪里来，伍文利——答疑。
冯学富站在台下，手里捏着两张选票，一张乡人大代表的选票，一张是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的推荐票，“每一个竞选者有一页宣传纸，照片和竞选演讲稿都印在上面。”冯学富说。
演讲过后，300多名党员开始在两排用课桌搭起的“秘密划票间”投票，课桌两边钉着木板，后面挂一个小帘子，每个竞选人的照片就贴在帘子上。
至少给村民一个了解的机会，冯学富说，往常乡党委书记都换了几任了，有的村民还不知道。他最后填了伍文利的名字，原因是伍“为人平和，竞选承诺也讲得实在”。
双河村原村支书王国良也投了伍文利一票，71岁的老人有些激动，“茶叶市场的事以前也提过，但没人拍板。”
最后票选结果出来，伍文利得票第一，当选为合江乡首位“直选”党委书记。
直选之前的一个月，合江乡还进行了两轮“公推”：由全乡村民对报名参加的乡党委书记候选人投推荐票，将得票相对集中的前8位候选人上报区委组织部，通过审核后，由区全委会票决出2位候选人，最后交由合江乡全乡党员大会最后选出一位党委书记。
作为雅安市乡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点，区委组织部为这场选举傲了“精心准备”。雨城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德军说。
选举之前，区委组织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除竞选人外，还召集了部分党员和村民代表参加。“主要告诉他们如何竞选，村民如何‘公推’，党员如何投票等。”
正式选举前，合江乡还专门召集全乡的党员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冯学富也参加了动员大会，“当天下大雨，大家都披着雨衣，300多个党员坐在坝坝里，人人都戴一个草帽。”
直选的最大变化是党员直接表决“书记”，冯学富说，书记说了不算，下次就通不过了。
这样的公推直选此前已有试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资料，2004年，包括雅安在內的10个市州30个县(市、区)开始试点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直接选举出45名乡镇党委书记。2001年底，四川省委还曾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推行过一次“公推公选”，公选乡镇领导干部5447名，其中乡镇党委书记787名。
鲜为人知的是，1998年，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乡就进行了一次党委书记直选，从零星试点到更大范围的推行，四川经历了6年多时间。
“海选”倒遇“公推”
“两委”的制度性矛盾成为基层党内民主的推动力量。
2000年，冯学富的前任，原村支书张玉祥被“逼”参加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经过个人报名、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最后由全村党员投票，当选为村支书。
1998年底，魏家村村委会“海选”后的一天，魏家村党支部一屋子的焖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支部会议开得很沉闷。一位支部委员望着村支书说：“张书记，以后财务都由村委会来管，村主任还能听话?”
张玉祥看了看大家，半天没吱声。
魏家村辖4个生产合作社，278户、920人。党支部书记一直都是上级领导提名，考察后任命。村委会海选之后，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主任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移交给村委会。
尽管村支书的职责仍然是“抓大事”，但张玉祥总觉得少了经济大权，其他权力就被架空了。
想了一夜，第二天，张玉祥去了乡里。
“村主任可以搞海选，村支书能不能也搞一个选举，”张玉祥说。
“村支书是党员选举的事，怎么能让村民选?”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倪宏伟皱了皱眉头。
“不能直选书记，就让村民公推候选人。”
2000年11月底，魏家村在选举村委会时，每个村民手上多了一张村支书候选人“推荐票”。
经过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和魏建文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在最后一轮党员投票中，张玉祥当选为村支书。虽然竞争让张玉祥很不适应，当选后张玉祥松了一口气，“有了群众基础，工作更有底气了。”
“要是放在以前，这(公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村的冯学阳说，“上世纪70年代，党支部管理生产队的一切事务，修路、分田等具体事务，一律先由支部开会研究，然后召集党员大会和队干部会，宣布并实施。”
今年58岁的冯学阳是魏家村老党支部书记， 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担任魏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到1978年卸任。
“如果党员有意见，可以在会后提出，”冯学阳说，支部书记会逐个“思想教育”，直到说服为止。
1984年，冯学阳开始担任魏家村主任，从这一年开始，村里的事情开始先由村委会讨论，最后报给党支部。“即使是支部内部开会，也开始少数服从多数了。”
“解放初期，村支部经常表决。”曾担任过双合大队队长的王国良说，“五个支部委员至少3人点头才算通过”。
1969年以后，村支部开会少了，基本上书记一人说了算。王国良说，1974年，村里要办一个茶厂，需将村里的荒山、荒坡和耕田重新调整，哪块地种茶，哪些种田，全是支部书记一句话。
“书记有绝对的权威，不听话的党员先是被训话，严重的发动群众‘批斗’。”王国良说，身为大队长的他，也经常被揪到乡大礼堂里挨批。
这样的情况直到文革结束。
具体事务增加成为推动村支部公推的另一原因。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黄林在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支部决策的具体事务越来越多，没有村民的支持，工作根本没法搞。“只有通过公开推荐，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才能保障村支部在村级事务中的决策中心地位。”
组织意图与民意
村支书的“直选”很快推进到乡一级。2001年开始，雅安开始在乡镇试行“公推公选”。
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认为：村和镇的党内民主是一种联动关系，“当村支书都公推直选之后，自然会推着乡镇党委进行改革，否则乡镇党委的工作就没有民意基础。”
2001年，雅安市安排合江乡进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公选”试点。由全乡村民公推出两乡党委候选人，再由全体党代表投票选举乡党委领导班子。
2006年合江乡党委书记由公推公选改为“公推直选”。公推出来的候选人由全体党员直接差额选举。
2006年2月底，伍文利从街道办事处调到合江乡担任临时党委书记，组织上给她的任务是，组织合江的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参与竞选下一任合江乡党委书记。
按规定，另一位落选者还可参选副书记、委员等职务。“这样可以使区县的选举尽量不影响组织确定的书记人选。”伍文利说。但她还是不放心，奉调之前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区委组织部考察的重要人选，但也有选不上的可能。
接下来的一个月，伍文利以合江乡党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将全乡10个村“过”了一遍。每到一个村，会先找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几十人开座谈会。会上，初来合江的伍文利会介绍自己当选后的发展思路，了解民众有什么样的需求，最后将这些需求结合实际加到她最后的竞选演讲中。
这样的推销显然颇具效果，民意显示，她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要做的承诺也要以书面的形式先呈报给换届选举委员会，征得区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伍文利说。
刚开始直选，区委还有些担心，不敢一下子全部放手。李德军说。選举之前，区委组织部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组织参选者反复演练，还通过调动，让部分竞选者提前提任代理书记、副书记，提前了解村情，研究竞选策略。
在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动下，伍文利成功当选乡党委书记，一年后，伍被调入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而另外和她同台竞争的9个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
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基层干部参与竞争，通过公推直选也可以发现人才。在李德军看来，合江乡的公推直选很成功，“组织意图与民意都照顾到了”。
来自另一个公推直选试点乡镇的观化乡党委书记杨义认为，党员的参与权、选择权要保障，但上级党委还应加强引导，通过培训，将组织的意图向党员传达，“毕竟组织部门对干部的能力比较了解，提出来可以供党员参考，最终决定权还在党员手中。”
由公推直选到党代会常任制
公推直选到常代会常任制，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2002年8月，曾在四川遂宁设计并主持步云乡长直选的张锦明调任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上任不久，直选党代表和常代会常任制试点开始在雨城区和荥经县同时推开。2002年12月，雨城区首次在全区范围内分选区直选县级党代表，冯学富和时任区委副书记的蒲忠都参加了直选。
打破身份界限、平等参与直选，被奉为雅安党代表选举的一大特色。
雨城区的82个选区，上至区委书记，下到普通党员，都必须主动到所在支部报名，接受党员的选择。而且，在推荐初步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和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均以姓氏笔画为序，由党员无记名投票推荐和选举。这一变化，让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备感压力。
“当时区委书记看我初来乍到，担心选不上，善意地提醒：要不要做些工作?我拒绝了，如果我连党代表都选不上，我以后怎么工作。”现任雨城区委书记蒲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事实上，在那一次选举中，包括粮食局局长、计生局长和供销社主任在内的3名科级干部在竞争中落选党代表。“这在以往不可能发生!”直选结果让很多党员震惊。
2006年，冯学富再次当选为雨城区党代表，同年又当选雅安市党代表。
“参加会议的‘级别’越来越高。”身为村官的冯学富笑着说，他不仅每年参加市区两级党代会，还经常与市委书记，区委书记“面对面”讨论问题。
只有当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互为呼应，民主政治才是完整的。只有当民主政治是完整的，权力才没有失控的可乘之机。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说。
在刘华军看来，始于2000年的“公推直选”“公推公选”等基层选举改革为直选党代表奠定了基础。2002年，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基层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操作空间。
“通过党代表直选，明确了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授权与监督关系，使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和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刘华军说。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将中共党内民主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中共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通过民众和民主党派对执政党进行有力监督的有关尝试；1957年至1978年，自“庐山会议”始，中共党内民主遭到个别高层人士的轻视，自此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时期的党内民主被严重地破坏和践踏：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发展，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行使职权、领导干部终身制取消等等，都是三十年来党内民主与监督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形成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相应的重大举措已经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行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
由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四川雨城的民主试验，勾勒出基层党内民主的现实与路径。
300多名党员开始在两排用课桌搭起的“秘密划票间”投票，课桌两边钉着木板，后面挂一个小帘子，每个竞选人的照片就贴在帘子上。
冯学富参加的会议“级别”越来越高。2009年7月3日，作为基层党代表，他被邀请参加四川省雅安市干部推荐大会，投票推荐3名“厅级”干部。
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几十名“党代表”以外，其余均是正处级以上官员。厅级名额有一个，副厅有两个，按规定每个职级可以投两至三人。冯学富说，他的票和区委书记的票具有同等“分量”。
2002年，雨城区开始尝试党代表直选，魏家村支部书记冯学富被选为区级党代表，不仅多次参加区、市两级干部推荐大会，还每年参加两次区党代会。2000年，冯学富所在的村便开展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
在雅安，雨城被称作党内民主的试验田。从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党内民主改革路径渐次显露。
操场上的“直选”
2006年4月8日一早，雨城区合江乡魏家村党支书冯学富赶到了合江中学的操场上，当天，全乡将首次公推直选乡党委书记。
正是采春茶的季节，操场上有些燥热，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拉着横幅。9点钟，伍文利等十几个候选人开始轮流演讲。
“合江要大力发展茶叶，要搞一个茶叶交易市场，掌握市场主动权。”伍文利承诺，要用一年的时间发动全乡村民成立一个交易市场。
有党员提问，什么时候能实现。钱从哪里来，伍文利——答疑。
冯学富站在台下，手里捏着两张选票，一张乡人大代表的选票，一张是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的推荐票，“每一个竞选者有一页宣传纸，照片和竞选演讲稿都印在上面。”冯学富说。
演讲过后，300多名党员开始在两排用课桌搭起的“秘密划票间”投票，课桌两边钉着木板，后面挂一个小帘子，每个竞选人的照片就贴在帘子上。
至少给村民一个了解的机会，冯学富说，往常乡党委书记都换了几任了，有的村民还不知道。他最后填了伍文利的名字，原因是伍“为人平和，竞选承诺也讲得实在”。
双河村原村支书王国良也投了伍文利一票，71岁的老人有些激动，“茶叶市场的事以前也提过，但没人拍板。”
最后票选结果出来，伍文利得票第一，当选为合江乡首位“直选”党委书记。
直选之前的一个月，合江乡还进行了两轮“公推”：由全乡村民对报名参加的乡党委书记候选人投推荐票，将得票相对集中的前8位候选人上报区委组织部，通过审核后，由区全委会票决出2位候选人，最后交由合江乡全乡党员大会最后选出一位党委书记。
作为雅安市乡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点，区委组织部为这场选举傲了“精心准备”。雨城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德军说。
选举之前，区委组织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除竞选人外，还召集了部分党员和村民代表参加。“主要告诉他们如何竞选，村民如何‘公推’，党员如何投票等。”
正式选举前，合江乡还专门召集全乡的党员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冯学富也参加了动员大会，“当天下大雨，大家都披着雨衣，300多个党员坐在坝坝里，人人都戴一个草帽。”
直选的最大变化是党员直接表决“书记”，冯学富说，书记说了不算，下次就通不过了。
这样的公推直选此前已有试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资料，2004年，包括雅安在內的10个市州30个县(市、区)开始试点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直接选举出45名乡镇党委书记。2001年底，四川省委还曾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推行过一次“公推公选”，公选乡镇领导干部5447名，其中乡镇党委书记787名。
鲜为人知的是，1998年，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乡就进行了一次党委书记直选，从零星试点到更大范围的推行，四川经历了6年多时间。
“海选”倒遇“公推”
“两委”的制度性矛盾成为基层党内民主的推动力量。
2000年，冯学富的前任，原村支书张玉祥被“逼”参加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经过个人报名、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最后由全村党员投票，当选为村支书。
1998年底，魏家村村委会“海选”后的一天，魏家村党支部一屋子的焖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支部会议开得很沉闷。一位支部委员望着村支书说：“张书记，以后财务都由村委会来管，村主任还能听话?”
张玉祥看了看大家，半天没吱声。
魏家村辖4个生产合作社，278户、920人。党支部书记一直都是上级领导提名，考察后任命。村委会海选之后，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主任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移交给村委会。
尽管村支书的职责仍然是“抓大事”，但张玉祥总觉得少了经济大权，其他权力就被架空了。
想了一夜，第二天，张玉祥去了乡里。
“村主任可以搞海选，村支书能不能也搞一个选举，”张玉祥说。
“村支书是党员选举的事，怎么能让村民选?”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倪宏伟皱了皱眉头。
“不能直选书记，就让村民公推候选人。”
2000年11月底，魏家村在选举村委会时，每个村民手上多了一张村支书候选人“推荐票”。
经过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和魏建文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在最后一轮党员投票中，张玉祥当选为村支书。虽然竞争让张玉祥很不适应，当选后张玉祥松了一口气，“有了群众基础，工作更有底气了。”
“要是放在以前，这(公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村的冯学阳说，“上世纪70年代，党支部管理生产队的一切事务，修路、分田等具体事务，一律先由支部开会研究，然后召集党员大会和队干部会，宣布并实施。”
今年58岁的冯学阳是魏家村老党支部书记， 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担任魏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到1978年卸任。
“如果党员有意见，可以在会后提出，”冯学阳说，支部书记会逐个“思想教育”，直到说服为止。
1984年，冯学阳开始担任魏家村主任，从这一年开始，村里的事情开始先由村委会讨论，最后报给党支部。“即使是支部内部开会，也开始少数服从多数了。”
“解放初期，村支部经常表决。”曾担任过双合大队队长的王国良说，“五个支部委员至少3人点头才算通过”。
1969年以后，村支部开会少了，基本上书记一人说了算。王国良说，1974年，村里要办一个茶厂，需将村里的荒山、荒坡和耕田重新调整，哪块地种茶，哪些种田，全是支部书记一句话。
“书记有绝对的权威，不听话的党员先是被训话，严重的发动群众‘批斗’。”王国良说，身为大队长的他，也经常被揪到乡大礼堂里挨批。
这样的情况直到文革结束。
具体事务增加成为推动村支部公推的另一原因。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黄林在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支部决策的具体事务越来越多，没有村民的支持，工作根本没法搞。“只有通过公开推荐，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才能保障村支部在村级事务中的决策中心地位。”
组织意图与民意
村支书的“直选”很快推进到乡一级。2001年开始，雅安开始在乡镇试行“公推公选”。
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认为：村和镇的党内民主是一种联动关系，“当村支书都公推直选之后，自然会推着乡镇党委进行改革，否则乡镇党委的工作就没有民意基础。”
2001年，雅安市安排合江乡进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公选”试点。由全乡村民公推出两乡党委候选人，再由全体党代表投票选举乡党委领导班子。
2006年合江乡党委书记由公推公选改为“公推直选”。公推出来的候选人由全体党员直接差额选举。
2006年2月底，伍文利从街道办事处调到合江乡担任临时党委书记，组织上给她的任务是，组织合江的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参与竞选下一任合江乡党委书记。
按规定，另一位落选者还可参选副书记、委员等职务。“这样可以使区县的选举尽量不影响组织确定的书记人选。”伍文利说。但她还是不放心，奉调之前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区委组织部考察的重要人选，但也有选不上的可能。
接下来的一个月，伍文利以合江乡党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将全乡10个村“过”了一遍。每到一个村，会先找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几十人开座谈会。会上，初来合江的伍文利会介绍自己当选后的发展思路，了解民众有什么样的需求，最后将这些需求结合实际加到她最后的竞选演讲中。
这样的推销显然颇具效果，民意显示，她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要做的承诺也要以书面的形式先呈报给换届选举委员会，征得区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伍文利说。
刚开始直选，区委还有些担心，不敢一下子全部放手。李德军说。選举之前，区委组织部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组织参选者反复演练，还通过调动，让部分竞选者提前提任代理书记、副书记，提前了解村情，研究竞选策略。
在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动下，伍文利成功当选乡党委书记，一年后，伍被调入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而另外和她同台竞争的9个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
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基层干部参与竞争，通过公推直选也可以发现人才。在李德军看来，合江乡的公推直选很成功，“组织意图与民意都照顾到了”。
来自另一个公推直选试点乡镇的观化乡党委书记杨义认为，党员的参与权、选择权要保障，但上级党委还应加强引导，通过培训，将组织的意图向党员传达，“毕竟组织部门对干部的能力比较了解，提出来可以供党员参考，最终决定权还在党员手中。”
由公推直选到党代会常任制
公推直选到常代会常任制，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2002年8月，曾在四川遂宁设计并主持步云乡长直选的张锦明调任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上任不久，直选党代表和常代会常任制试点开始在雨城区和荥经县同时推开。2002年12月，雨城区首次在全区范围内分选区直选县级党代表，冯学富和时任区委副书记的蒲忠都参加了直选。
打破身份界限、平等参与直选，被奉为雅安党代表选举的一大特色。
雨城区的82个选区，上至区委书记，下到普通党员，都必须主动到所在支部报名，接受党员的选择。而且，在推荐初步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和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均以姓氏笔画为序，由党员无记名投票推荐和选举。这一变化，让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备感压力。
“当时区委书记看我初来乍到，担心选不上，善意地提醒：要不要做些工作?我拒绝了，如果我连党代表都选不上，我以后怎么工作。”现任雨城区委书记蒲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事实上，在那一次选举中，包括粮食局局长、计生局长和供销社主任在内的3名科级干部在竞争中落选党代表。“这在以往不可能发生!”直选结果让很多党员震惊。
2006年，冯学富再次当选为雨城区党代表，同年又当选雅安市党代表。
“参加会议的‘级别’越来越高。”身为村官的冯学富笑着说，他不仅每年参加市区两级党代会，还经常与市委书记，区委书记“面对面”讨论问题。
只有当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互为呼应，民主政治才是完整的。只有当民主政治是完整的，权力才没有失控的可乘之机。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说。
在刘华军看来，始于2000年的“公推直选”“公推公选”等基层选举改革为直选党代表奠定了基础。2002年，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基层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操作空间。
“通过党代表直选，明确了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授权与监督关系，使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和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刘华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