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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从开幕至今依然吸引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看展人潮。据悉，逾千万的预算、充裕的准备时间和主办方毫不干涉的开放态度使得策展团队冯博一、王晓松、刘钢三人得以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游地大干一场。在获得业内外交口称赞的同时，也不乏部分人抱有“我有这么多预算也能搞出个大新闻”的柠檬心态。同样巨资砸出的优质展览还有2018年在余德耀美术馆展出的“GUCCI x MAURIZIO CATTELAN：艺术家此在”。上海某知名艺术家在观展时盛赞不已，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看得出来很花钱”。听闻近三千万元的预算花得真刀真枪，但其实把钱花到位了也并不是件容易事。看来，怎样让资金充裕的展览与资金相对局限的展览拥有同等的学术地位才是对于策展人真正的挑战和考验。
策展人的工作远远不止很多人误以为的写写文章、挂挂画而已，它包括了整个展览的策划、统筹和最终的实施落地，细细算来每一笔都是钱。回顾中国当代艺术低预算的策展案例，广泛被人提起的便是栗宪庭策划的“念珠与笔触”、冯博一策划的“左手与右手”等都是没花多少钱，但仍在美术史上留下名字的重要展览。不少独立空间也用有限的预算呈现了不少精彩的展览，譬如上海am空间，有时展览预算仅为1000元或是没有预算，但展览依然精彩纷呈。
当然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精神总是为后人所歌颂。但理想与现实并不一定不能兼容，用极端例子当做普世的要求就是情感绑架了。有策展人能屈能伸、化腐朽为神奇，怎样的条件都能为自己所用;也有策展人因为策展题材的特殊化几乎没有做过小开销的展览，动辄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究竟预算的高低的对于一名成熟的策展人，在整个方案执行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可以通以下策展人的表述来了解一二。
预算的多少与高质量的展览不是正比例关系，关键还是要看策展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如同艺术家的作品一样，花钱多的作品并不意味就是好作品。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无论是经费、场地等展览条件十分有限，甚至是地下、半地下的处境，但仍然有许多有意思、有影响的展览生成。我觉得这种情况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一个策展，最不能牺牲的就是对艺术的信念、责任和表达的欲望，甚至乌托邦的理想。但特别遗憾的是，现在做展览，无论是艺术家、策展人等等各个环节的人员都非常在意。
1998年初，我策划“生存痕迹”的展览，有12位艺术家参展。我记得蔡青赞助了5万元人民币。那时，根本就没有策展费、艺术家出场费等等。2003年9月18日，我在798大窑路（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时，张小涛帮助我，由刘景活赞助了4万人民币的展览费用，那可是有四十多位中国和德国的艺术家参展，因为没有材料费、出场费、策展费，所以也没有钱出版画册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曾梵志打电话给我，询问怎么运输他的作品？我说，“请自己解决吧！”于是，他租了一辆黄色“小面”出租车，自己把作品拉到了展场。现如今，“物”非“人”亦非！
一个展览的品质除了这些技术性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到底是在讨论、呈现什么问题。
一般情况下，预算投入的多少和展览硬件（设备、制作、广告）的状况是成正比的，现在有些展览投入越来越高，艺术家对物质投入也越來越偏执，成本上去了，品质下来了，我很困惑。不管预算是不是充足，都要分清主次。最重要的是保证作品本身的有效表达或展览的呈现，最不重要的就是吃吃喝喝，浪费时间、精力和粮食。但不同的机构、个人的理解或展览的针对性不同，预算项目的轻重也不一样。
架上的展览尤其是个展，如果没有运输费用的话，其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像我们在美术馆工作的时候很多活儿都是自己干，自己抬箱子、挂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9年做徐冰的“木林森计划”，所有的花销也就几万块钱，要制作的东西并不少。当时还印了一千本画册，但展览之后基本卖完了，等于成本又收回来了。现在有些群展的个体投入要求有时候都比徐老师当时的要求高，但是作品却差很多。
展览最重要的是你所带出的问题及引发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展览的精致程度和炫酷的呈现方式。
在没有充足的预算下能否做出好展览？我的回答是，不一定不能。预算充足与否不是展览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这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一个时尚圈的比喻：不是全身上下都穿大牌就时尚，不是一丝不挂就性感。早期的那些展览多数都没钱，两者间没有必然关系，只是钱少的时候不能去讨论钱多的问题，钱多的时候不要为了花钱而花钱。这是一个效率问题，永远要将资金效率最大化。展览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展览主题、艺术家、空间、展览时间、呈现方式等，一个展览是这些综合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时候预算有限并不是坏事，你会反复去考虑取舍反而可能是一个精炼和提取的过程，三思而行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更加明白自己要什么。
我做的开销最小的展览，是在Oct Loft和孙捷做的三人行首饰展，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展览。艺术家机票、开幕、做展览、印画册、保安一起花了2万块。实话实说，和很多独立空间比起来，这并不是最穷的展览，但我们确实把每一分钱都花得很有效率。
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了，但这样的好事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说所有的展览一定都是在预算的限制下产生的。我策划的大部分是画廊或实验空间的小型展览，预算大体不多，没有最少，只有更少。倒是2009年底发起的“暖冬计划”比较特别，那是一分钱预算也没有，开始是我们策划小组自掏腰包，一边推进工作，朋友们一边自发攒钱捐助，花费多少无法统计了，活动持续数月，一定也不少。
如果作品足够好的话，我首先会弱化展示形式的问题。
高质量的展览首先应该是学术理念、问题意识以及回应此理念和论题的最优秀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在策展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会减少作品的数量，缩小展览的规模，确定最能回应展览学术理念的作品能够得最佳的展示。当面临缩减预算时，我一般首先会牺牲媒体宣传费用。
2018年，我资助了两次在时代美术馆举办的中等规模的青年艺术家展览“绘画的原力”，当时场地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少年美术推广中心免费提供的，所选择的艺术家主要是来自于北京，运输费也由艺术家自己承担一部分。我主要是承担了归还作品的运输费12000元、媒体宣传费4000元、布展费4000元、平面设计和制作8000元、开幕聚餐费2000元，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展览也花费了15000元。
足够的策展预算不应该算一个高质量展览的硬性标准，如何用“足够”的展览预算进行实践更加重要。
展览预算不存在有限或者充足，预算在展览开始前基本是确定的。进入执行期按照展览方案进行施工，只要控制好各方面的细节都可以完成。除了过程中所发生必须追加的部分得不到支持，我和艺术家只能凭借思考和经验，用省钱或其他方式转换成需要的结果。策展人面对展览不仅仅是财富大赛，展览品质也不光靠预算的堆砌，而是通过不断的思考，实地在每个不同的展览语境中，实现展览语言在语境中的准确表达。我策过的开销最小的展览是2017年在宋庄230空间的“展览有风险”。总花费不到300元，包括：40个钉子、一根钢丝、和一顿小饭馆的工作餐。
艺术展览和艺术品一样都是非标产品，成本和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一个现成的例子，今年是星星美展40周年，40年前一群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东墙外的小公园里展出了一些绘画和雕塑，这差不多是零成本，但它的价值是巨大的，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然而，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我们仍然有独立空间以及艺术家自发组织的低成本的展览，但同时也有耗资巨大的雙年展、三年展，明星艺术家展览、美术馆年度展览……大有大的价值，小有小的价值，它们不能相互取代，但这个行业的整体体量肯定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另外从策展人个人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实跟电影导演有点像，往往是从一些观点鲜明、个人风格强烈的低成本项目起步，如果得到认可，就会有机会操刀大型、高预算的项目，但常常也会回过头来做独立项目来保持自己的敏锐和活力。简单来说，充足的预算肯定不是策展或者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一些有趣的、开创性的展览可以所费甚少，但如果始终在低预算上徘徊，那也谈不上发展，生存也会有问题吧。
GRACE：你是怎样看待成都被称为“当代艺术第三城”？
成都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镇，它的当代文学艺术资源非常丰厚，比如这里有著名的美术馆、杰出的画家，甚至包括我们的艺术流派。当然，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这里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博览会，因为艺术始终要通过市场的角度来呈现，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带有品牌的推广平台，希望成都未来能够更加从符合“当代艺术第三城”这样一个标准吧。
GRACE：现在的私人美术馆层出不穷，你认为这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现在有些私人美术馆做得规模和声势都很庞大，在业界影响力也很大。但也因为是私人性质，很多配套设施以及在人员的管理上都不是特别成熟。但我对它们未来的发展是抱有希望的，因为从欧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美术馆来看，中国美术馆的历史才短短几十年，以后也需要专业的人士，与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去共同参与和促进。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策展人的工作远远不止很多人误以为的写写文章、挂挂画而已，它包括了整个展览的策划、统筹和最终的实施落地，细细算来每一笔都是钱。回顾中国当代艺术低预算的策展案例，广泛被人提起的便是栗宪庭策划的“念珠与笔触”、冯博一策划的“左手与右手”等都是没花多少钱，但仍在美术史上留下名字的重要展览。不少独立空间也用有限的预算呈现了不少精彩的展览，譬如上海am空间，有时展览预算仅为1000元或是没有预算，但展览依然精彩纷呈。
当然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精神总是为后人所歌颂。但理想与现实并不一定不能兼容，用极端例子当做普世的要求就是情感绑架了。有策展人能屈能伸、化腐朽为神奇，怎样的条件都能为自己所用;也有策展人因为策展题材的特殊化几乎没有做过小开销的展览，动辄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究竟预算的高低的对于一名成熟的策展人，在整个方案执行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可以通以下策展人的表述来了解一二。
冯博一：现如今，“物”非“人”亦非
预算的多少与高质量的展览不是正比例关系，关键还是要看策展的理念和操作方式。
如同艺术家的作品一样，花钱多的作品并不意味就是好作品。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展览，无论是经费、场地等展览条件十分有限，甚至是地下、半地下的处境，但仍然有许多有意思、有影响的展览生成。我觉得这种情况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一个策展，最不能牺牲的就是对艺术的信念、责任和表达的欲望，甚至乌托邦的理想。但特别遗憾的是，现在做展览，无论是艺术家、策展人等等各个环节的人员都非常在意。
1998年初，我策划“生存痕迹”的展览，有12位艺术家参展。我记得蔡青赞助了5万元人民币。那时，根本就没有策展费、艺术家出场费等等。2003年9月18日，我在798大窑路（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时，张小涛帮助我，由刘景活赞助了4万人民币的展览费用，那可是有四十多位中国和德国的艺术家参展，因为没有材料费、出场费、策展费，所以也没有钱出版画册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曾梵志打电话给我，询问怎么运输他的作品？我说，“请自己解决吧！”于是，他租了一辆黄色“小面”出租车，自己把作品拉到了展场。现如今，“物”非“人”亦非！
王晓松：不能单纯看绝对投入，要看性价比
一个展览的品质除了这些技术性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到底是在讨论、呈现什么问题。
一般情况下，预算投入的多少和展览硬件（设备、制作、广告）的状况是成正比的，现在有些展览投入越来越高，艺术家对物质投入也越來越偏执，成本上去了，品质下来了，我很困惑。不管预算是不是充足，都要分清主次。最重要的是保证作品本身的有效表达或展览的呈现，最不重要的就是吃吃喝喝，浪费时间、精力和粮食。但不同的机构、个人的理解或展览的针对性不同，预算项目的轻重也不一样。
架上的展览尤其是个展，如果没有运输费用的话，其他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像我们在美术馆工作的时候很多活儿都是自己干，自己抬箱子、挂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9年做徐冰的“木林森计划”，所有的花销也就几万块钱，要制作的东西并不少。当时还印了一千本画册，但展览之后基本卖完了，等于成本又收回来了。现在有些群展的个体投入要求有时候都比徐老师当时的要求高，但是作品却差很多。
刘钢：这是一个效率问题，永远将资金效率最大化
展览最重要的是你所带出的问题及引发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展览的精致程度和炫酷的呈现方式。
在没有充足的预算下能否做出好展览？我的回答是，不一定不能。预算充足与否不是展览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这之间的逻辑关系用一个时尚圈的比喻：不是全身上下都穿大牌就时尚，不是一丝不挂就性感。早期的那些展览多数都没钱，两者间没有必然关系，只是钱少的时候不能去讨论钱多的问题，钱多的时候不要为了花钱而花钱。这是一个效率问题，永远要将资金效率最大化。展览是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展览主题、艺术家、空间、展览时间、呈现方式等，一个展览是这些综合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时候预算有限并不是坏事，你会反复去考虑取舍反而可能是一个精炼和提取的过程，三思而行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更加明白自己要什么。
我做的开销最小的展览，是在Oct Loft和孙捷做的三人行首饰展，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展览。艺术家机票、开幕、做展览、印画册、保安一起花了2万块。实话实说，和很多独立空间比起来，这并不是最穷的展览，但我们确实把每一分钱都花得很有效率。
戴卓群：预算并非一定要先行
不能舍本逐末，高质量展览唯一的硬性标准是高质量的作品。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了，但这样的好事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说所有的展览一定都是在预算的限制下产生的。我策划的大部分是画廊或实验空间的小型展览，预算大体不多，没有最少，只有更少。倒是2009年底发起的“暖冬计划”比较特别，那是一分钱预算也没有，开始是我们策划小组自掏腰包，一边推进工作，朋友们一边自发攒钱捐助，花费多少无法统计了，活动持续数月，一定也不少。
魏祥奇：高质量的展览尽可能需要充足的财政预算
如果作品足够好的话，我首先会弱化展示形式的问题。
高质量的展览首先应该是学术理念、问题意识以及回应此理念和论题的最优秀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在策展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会减少作品的数量，缩小展览的规模，确定最能回应展览学术理念的作品能够得最佳的展示。当面临缩减预算时，我一般首先会牺牲媒体宣传费用。
2018年，我资助了两次在时代美术馆举办的中等规模的青年艺术家展览“绘画的原力”，当时场地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少年美术推广中心免费提供的，所选择的艺术家主要是来自于北京，运输费也由艺术家自己承担一部分。我主要是承担了归还作品的运输费12000元、媒体宣传费4000元、布展费4000元、平面设计和制作8000元、开幕聚餐费2000元，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展览也花费了15000元。
冯兮：多少钱都可以成为足够的预算
足够的策展预算不应该算一个高质量展览的硬性标准，如何用“足够”的展览预算进行实践更加重要。
展览预算不存在有限或者充足，预算在展览开始前基本是确定的。进入执行期按照展览方案进行施工，只要控制好各方面的细节都可以完成。除了过程中所发生必须追加的部分得不到支持，我和艺术家只能凭借思考和经验，用省钱或其他方式转换成需要的结果。策展人面对展览不仅仅是财富大赛，展览品质也不光靠预算的堆砌，而是通过不断的思考，实地在每个不同的展览语境中，实现展览语言在语境中的准确表达。我策过的开销最小的展览是2017年在宋庄230空间的“展览有风险”。总花费不到300元，包括：40个钉子、一根钢丝、和一顿小饭馆的工作餐。
唐泽慧：始终在低预算上徘徊，也就谈不上发展
艺术展览和艺术品一样都是非标产品，成本和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一个现成的例子，今年是星星美展40周年，40年前一群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东墙外的小公园里展出了一些绘画和雕塑，这差不多是零成本，但它的价值是巨大的，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然而，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我们仍然有独立空间以及艺术家自发组织的低成本的展览，但同时也有耗资巨大的雙年展、三年展，明星艺术家展览、美术馆年度展览……大有大的价值，小有小的价值，它们不能相互取代，但这个行业的整体体量肯定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另外从策展人个人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实跟电影导演有点像，往往是从一些观点鲜明、个人风格强烈的低成本项目起步，如果得到认可，就会有机会操刀大型、高预算的项目，但常常也会回过头来做独立项目来保持自己的敏锐和活力。简单来说，充足的预算肯定不是策展或者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一些有趣的、开创性的展览可以所费甚少，但如果始终在低预算上徘徊，那也谈不上发展，生存也会有问题吧。
GRACE：你是怎样看待成都被称为“当代艺术第三城”？
成都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镇，它的当代文学艺术资源非常丰厚，比如这里有著名的美术馆、杰出的画家，甚至包括我们的艺术流派。当然，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这里缺少一个有影响力的博览会，因为艺术始终要通过市场的角度来呈现，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带有品牌的推广平台，希望成都未来能够更加从符合“当代艺术第三城”这样一个标准吧。
GRACE：现在的私人美术馆层出不穷，你认为这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现在有些私人美术馆做得规模和声势都很庞大，在业界影响力也很大。但也因为是私人性质，很多配套设施以及在人员的管理上都不是特别成熟。但我对它们未来的发展是抱有希望的，因为从欧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美术馆来看，中国美术馆的历史才短短几十年，以后也需要专业的人士，与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去共同参与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