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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伯斯庇尔敲响路易十六的丧钟时，他却没有料到，这样的丧钟也是为他自己而鸣，断头台冰冷而坚硬的刀片切下了路易十六的头颅，也切下了罗伯斯庇尔的头颅。那坚硬的刀片落下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从容不迫。这些永远记载于史册的人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维护本阶级乃至个人的利益，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然而，不论大革命的进程是如何惊心动魄，也不论断头台的故事多么地富有戏剧性，甚至也不论这段历史将如何地影响法国以至人类文明的进程，说到底毕竟是外化于层面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历史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比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就给我们介绍了多例这种“一刹那”间的历史性突变，这些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同样绝对地不是这类事件的典范，“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１，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２。即便没有断头台的故事，没有像夏尔－亨利·桑松这样的职业刽子手，革命也将必然地发生。
当一个社会发生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剧烈变动时，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变动的理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在于她发动了一场如何伟大的革命，更在于她能否理性地、思辨地总结革命、批判革命，从而赋予革命永恒的价值。法兰西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我们在对欧洲文明的考察中发现，大凡接受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民族似乎都有这样的品德：反思与批判。恰恰，这往往是东方民族所不具备的。比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犯下罪行的德国和日本，在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至今也没有令受害国满意的深深谢罪。而同为东方国度的中国，对自身历史中的每一个痕迹是否都有过深刻的批判或者是恰如其分的认识？这样，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专制主义的法兰西毁于路易十六的治下，然而，路易十六却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成性的封建帝王，他在专制上远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过改革的愿望，看到过民主的气息，看到过他励精图治的奋斗——这倒有点像中国明朝末代帝王朱由检，即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他们为了自己的王朝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的腐朽、根基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来临，所以，当崇祯吊死于自家的后花园煤山之后的第一百五十年，路易十六也倒毙于自己“设计过”的断头台下。在崇祯之死到路易十六之殁的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法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辉煌的时期，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或者是艺术，所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伟大，而是一个群体的伟大。而此时的中国，却进入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时代。然就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却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联系——一些著名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清朝的皇权统治进行了不恰当的赞美，伏尔泰甚至还以《热情的中国人》为题画了一幅肖像，以示他对中国的热爱。不过，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怎么看怎么都像鲁迅笔下的阿Ｑ。我们不知道法兰西的统治者们是否受到过这些思想家的诱惑，这些著名的思想家笔下所描述的清王朝的那一幅幅“盛世图景”，或许真的唤起了“路易们”的热烈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如果是存在的话，其结果对“路易们”来说一定是可悲的：法兰西帝国垮了。专制主义的法兰西覆灭了，但她造就的却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也必然地影响远在东方的中国——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尽管并不能说路易王朝必然地受到过中国皇权统治的影响，但我们却可以说，任何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都必然地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那么，路易王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思想家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做了回答。在这部书里，托克维尔所要说的是“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３。
当一个国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式的剧烈动荡，导致这样动荡的原因一定是复杂的，而问题一定是多方面的，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兰西固然伟大，可在导致革命的原因上一点也不例外。
英法百年战争，使法国从四分五裂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法兰西，特别是经过胡格诺战争后，亨利四世建立了波旁王朝，由此法兰西开始步入专制时代。统一相对于分裂的法兰西当然是个进步，但是，集权统治不仅没有使法兰西变得愚昧，反而成为启蒙运动的一把钥匙，而启蒙运动又对人类的心智起到了极大的开启作用，使集权变得越发难以为继。一旦集权体制受到质疑，要想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要么与时俱进地顺应时代的发展，向现代民主制度平稳过渡，比如英国，就走上了君主立宪道路；要么依靠强权苟延残喘，直到被推翻。这取决于统治者对权力本身的认识。古往今来，人类的占有欲和征服心总是旺盛的，从路易十三开始，法兰西选择的道路是更加集权和更加专制。法国，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直接导致专制的并不是路易十三本人，而是他的首相、历史上著名的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他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４。为了维护和加强波旁王朝的统治，他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自己的铁腕确立了国王的绝对统治地位。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国王荣耀。”为此，他残酷盘剥人民，死的时候，国税竟已经预征了三年，却还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５为了削弱贵族的力量，黎塞留还向各省派出监察官，主管地方的司法和财政，贵族则担任一些荣誉职位。可他的税赋政策和行政体系却为波旁王朝的覆灭留下了严重的、制度性的后患——当他为路易十三制定了强力敛财政策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却成了波旁王朝的掘墓人。当然，他的功绩更在于一个高度集权和高度专制的帝国在他的手上形成了，法兰西从封建主义摇身一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大本营。１６４２年，这位树敌甚多的法兰西铁血首相病故，临终前他却对神父坦然地说，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次年，路易十三驾崩。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战乱纷繁的岁月，即明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时期。到１６４４年，明亡，大清帝国始，中国由此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１６４３年，年仅五岁的路易十四即位，迎来了法国君主专制极盛的时期。他在位时间长达七十二年，这是中国没有一个帝王能够比拟的，即便是康熙也不过在位六十一年。同样是专制，路易十四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康乾盛世”相比，却根本无法进行类比。他“赞助”了著名的古典文艺时代，即他的时代也是为启蒙运动奠定基础的时代；而在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所谓“康乾盛世”中，我们不仅连一个二流思想家的名字也难以发现，而且这一时期是被龚自珍斥为“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的社会，我们所知道的是残酷的“文字狱”，是无情的掠杀，即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称之为“戮心的盛世”６。至今我们也想不明白的是，如今有关清王朝的文艺作品究竟反映的是怎样的历史真实？怎么把残酷戮心的历史掩盖得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但是，不论路易十四时代是怎样地强盛，正由于是同样的专制，最终却都免不了覆灭的下场。
１６６１年，年仅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开始亲政。与路易十三倚重首相黎塞留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在亲政的五十四年里却没有任用过一名首相。而且亲政当即，路易十四向大臣们宣布：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他把亲自理政当作“国王的职业”——他最著名的治国名言是：朕即国家！就这样，由于路易十四的强力统治，法兰西曾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法兰西空前地强大。这都是建立在对外野蛮扩张、对内残酷压榨的基础上的。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对路易十四进行有效地控制了。但是，不论是怎样的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就会走向反面，专制的成本永远都高于民主的成本。当路易十四的强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腐朽也随之而来：１７１５年，七十七岁高龄的、被尊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终于日薄西山了。
继承王位的是路易十五。这是一位著名的腐朽帝王，声色犬马，生活糜烂：“他极其厌烦政府的问题，当他不得不坐下来主持国家事务时，他‘张着嘴，说不了几句话，什么也不想’。”７他不仅大肆豢养情妇，甚至整个国家权力都由情妇们掌握着，所宠爱的两个情妇蓬巴杜夫人和杜芭里夫人的名气居然比路易十五还要响。为了满足自己的淫乐，他寡廉鲜耻地声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还屡屡把法国拖入战争的泥淖，却屡战屡败，使法兰西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可是，就在这个千夫所指的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也正是启蒙运动最蓬勃的时代。启蒙运动贯穿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从狄德罗到卢梭，从孟德斯鸠到伏尔泰，代表了当时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
１７７４年５月，执政四十九年的路易十五一命呜呼，由其孙路易－奥古斯特即位，即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性格内向，温和怯弱，爱好修锁和狩猎，人称“锁匠国王”。他在位期间也曾试图修补祖辈们留下的窟窿，但是，路易十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路易十五留下的摊子又太烂。而路易十六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根本无力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
选择专制制度的本身，就意味着这样政权的垮台是必然的——专制意味着覆灭！
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为保卫法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在法国他们享有较高的地位。这和当时英国的情况相似。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朝，法兰西与英吉利却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前者选择的是专制，后者则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活标本。
在经济方面，导致法兰西帝国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８，因为特权的产生恰恰是为了迎合专制的需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贵族对王权构成威胁，就必须要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其主要办法就是给贵族以更大的利益，用荣誉换取贵族的权力。这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卖官鬻爵制度，从路易十三开始则逐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王把贵族都笼络到身边，让他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个个都成为弄臣。于是，在纸醉金迷之间，许多贵族自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力，以伺服国王为荣，进行极度享乐。这样，一支能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力量就被瓦解掉了。据说，在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专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两百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八十名贵族侍候”９。而国王在出卖官位给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免除贵族的税收，使他们依然拥有无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对贵族有着较大的依附性，贵族投身到国王的怀抱，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民，农民却越来多地成了自由民。但是，农民尽管土地归自己所有了，但负担却更重，要受到多方面的盘剥。为了维护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本来需要由贵族承担的税赋，结果都转嫁到了农民的身上，这就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１０——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一旦成为一种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即当权力成为商品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离没落一定不会太远了。
其后，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并壮大的资产阶级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他们利用金钱大肆向政府购买职位，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免税者，“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１１。那么，谁来维持庞大的国家财政呢？答案只有一个——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因此托克维尔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经常让人有所感受。”１２革命爆发于法国在经济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巩固专制制度，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国王建立了两条可以互相掣肘的管理体系。法国的行政官员通常由国王任命的人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往往又驾驭不了贵族，而贵族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且并没有行政权，却要担负对国民的教育的行政义务，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即行政官员统治着法国，荣耀却属于贵族，他们相互排挤、指摘，往往使法兰西的政体混乱不堪。在路易十四时代，朝廷甚至下令停止三级会议，剥夺高等法院的制衡作用——一切人和所有的人，最终都要服膺国王的统治。
这种混乱的行政体制，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最严重的劣根性，即它使“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１３。此时人民尽管还服从于当局，“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激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１４。果然，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人民就那么“偶然地”激动了一下，却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暴力导致的是更加暴力，专制导致的是更加专制，罗伯斯庇尔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相比较当时欧洲的情况，法国的民众对压迫之所以有着最深切的感受，根本原因还在于，文明使他们认识到，任何盘剥都是非法的，不论这样的盘剥来自于国王还是来自于政权。更进一步言，当人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就必然地产生仇恨。而法国的人民就产生了这样的仇恨。这时，要么接受封建主的统治，退回到封建社会，要么就爆发革命。可喜的是，文明使法兰西选择了革命——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兰西掀起了理性主义哲学、古典主义文艺和启蒙运动三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思潮，除前面提到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外，还有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等等，都是大师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对法兰西民众思想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专制的精髓是对思想自由的极度摧残，在这一点上，法兰西所有的国王都是不及格的，这与他们的中国师傅们相比，就绝对是幼儿园的水平了。笛卡尔主要活动于路易十三时代，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则大多生活于路易十四时代，最腐朽的路易十五时代更是启蒙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成熟，也完全做好了变革的理论准备，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形成，只在等待人民的“偶然地激动”了。
尽管如此，统治者们并没有放弃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尤其对报纸“舆论导向”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例如，路易十五就曾决定法国的第一家报纸《法兰西报》由政府监督编排，要确保该报“凌驾于其他报刊之上”，并且要尽量登载一些“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舆论一律和愚民政策是所有专制统治的惯用伎俩。这样做，或许可以堵住自由的声音，但同样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当人民为专制而牺牲，那么，统治者也一定会为专制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幸的是，法国的帝王们还没有对书籍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虽然并不缺乏对文人的迫害，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文字狱，更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这是法国永远值得庆幸的地方。
路易十六是在经济不断恶化、启蒙运动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迎接他的只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腐烂的烂摊子。因此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尽管他也部分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对权力的过分迷恋最终没有使他顺应历史的潮流。１７８９年７月，当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他失去了主动改革的机会。１７９２年的八月起义，又进一步使他失去了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于是，波旁王朝完了，一个专制的时代结束了。
托克维尔说，这场革命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１５。
尤有戏剧性的是，与路易十三、十四的隆重葬礼相比，路易十五由于太过腐败，他死后是在夜间悄悄地下葬的；至于路易十六，则只能由断头台切下他的头颅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也许是波旁王朝留下的专制的痕迹太重，它使得大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法国还出现了短暂的复辟；同时，拿破仑的称帝使法兰西依然染上了专制的色彩，可见专制的后果可谓灾难深重，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不能彻底洗涤旧制度中所有肮脏和腐烂的东西。但是，共和毕竟战胜了专制，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而转折，这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
托克维尔以他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他的思想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样板之一，这对于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注释：
〔１〕〔２〕〔３〕〔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０、３２、１２６、１３８、１３１、１２６、１０６、１０６、２２０页。
〔４〕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８页。转引自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页。
〔５〕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０页。
〔６〕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７〕（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２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页。
〔９〕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页。
然而，不论大革命的进程是如何惊心动魄，也不论断头台的故事多么地富有戏剧性，甚至也不论这段历史将如何地影响法国以至人类文明的进程，说到底毕竟是外化于层面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历史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比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就给我们介绍了多例这种“一刹那”间的历史性突变，这些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同样绝对地不是这类事件的典范，“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１，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２。即便没有断头台的故事，没有像夏尔－亨利·桑松这样的职业刽子手，革命也将必然地发生。
当一个社会发生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剧烈变动时，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变动的理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在于她发动了一场如何伟大的革命，更在于她能否理性地、思辨地总结革命、批判革命，从而赋予革命永恒的价值。法兰西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我们在对欧洲文明的考察中发现，大凡接受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民族似乎都有这样的品德：反思与批判。恰恰，这往往是东方民族所不具备的。比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犯下罪行的德国和日本，在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至今也没有令受害国满意的深深谢罪。而同为东方国度的中国，对自身历史中的每一个痕迹是否都有过深刻的批判或者是恰如其分的认识？这样，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专制主义的法兰西毁于路易十六的治下，然而，路易十六却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成性的封建帝王，他在专制上远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过改革的愿望，看到过民主的气息，看到过他励精图治的奋斗——这倒有点像中国明朝末代帝王朱由检，即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他们为了自己的王朝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的腐朽、根基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来临，所以，当崇祯吊死于自家的后花园煤山之后的第一百五十年，路易十六也倒毙于自己“设计过”的断头台下。在崇祯之死到路易十六之殁的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法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辉煌的时期，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或者是艺术，所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伟大，而是一个群体的伟大。而此时的中国，却进入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时代。然就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却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联系——一些著名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清朝的皇权统治进行了不恰当的赞美，伏尔泰甚至还以《热情的中国人》为题画了一幅肖像，以示他对中国的热爱。不过，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怎么看怎么都像鲁迅笔下的阿Ｑ。我们不知道法兰西的统治者们是否受到过这些思想家的诱惑，这些著名的思想家笔下所描述的清王朝的那一幅幅“盛世图景”，或许真的唤起了“路易们”的热烈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如果是存在的话，其结果对“路易们”来说一定是可悲的：法兰西帝国垮了。专制主义的法兰西覆灭了，但她造就的却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也必然地影响远在东方的中国——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尽管并不能说路易王朝必然地受到过中国皇权统治的影响，但我们却可以说，任何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都必然地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那么，路易王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思想家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做了回答。在这部书里，托克维尔所要说的是“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３。
当一个国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式的剧烈动荡，导致这样动荡的原因一定是复杂的，而问题一定是多方面的，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兰西固然伟大，可在导致革命的原因上一点也不例外。
英法百年战争，使法国从四分五裂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法兰西，特别是经过胡格诺战争后，亨利四世建立了波旁王朝，由此法兰西开始步入专制时代。统一相对于分裂的法兰西当然是个进步，但是，集权统治不仅没有使法兰西变得愚昧，反而成为启蒙运动的一把钥匙，而启蒙运动又对人类的心智起到了极大的开启作用，使集权变得越发难以为继。一旦集权体制受到质疑，要想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要么与时俱进地顺应时代的发展，向现代民主制度平稳过渡，比如英国，就走上了君主立宪道路；要么依靠强权苟延残喘，直到被推翻。这取决于统治者对权力本身的认识。古往今来，人类的占有欲和征服心总是旺盛的，从路易十三开始，法兰西选择的道路是更加集权和更加专制。法国，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直接导致专制的并不是路易十三本人，而是他的首相、历史上著名的红衣大主教黎塞留，他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４。为了维护和加强波旁王朝的统治，他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以自己的铁腕确立了国王的绝对统治地位。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国王荣耀。”为此，他残酷盘剥人民，死的时候，国税竟已经预征了三年，却还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５为了削弱贵族的力量，黎塞留还向各省派出监察官，主管地方的司法和财政，贵族则担任一些荣誉职位。可他的税赋政策和行政体系却为波旁王朝的覆灭留下了严重的、制度性的后患——当他为路易十三制定了强力敛财政策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却成了波旁王朝的掘墓人。当然，他的功绩更在于一个高度集权和高度专制的帝国在他的手上形成了，法兰西从封建主义摇身一变，成了专制主义的大本营。１６４２年，这位树敌甚多的法兰西铁血首相病故，临终前他却对神父坦然地说，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次年，路易十三驾崩。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战乱纷繁的岁月，即明王朝垂死挣扎的最后时期。到１６４４年，明亡，大清帝国始，中国由此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１６４３年，年仅五岁的路易十四即位，迎来了法国君主专制极盛的时期。他在位时间长达七十二年，这是中国没有一个帝王能够比拟的，即便是康熙也不过在位六十一年。同样是专制，路易十四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康乾盛世”相比，却根本无法进行类比。他“赞助”了著名的古典文艺时代，即他的时代也是为启蒙运动奠定基础的时代；而在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所谓“康乾盛世”中，我们不仅连一个二流思想家的名字也难以发现，而且这一时期是被龚自珍斥为“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的社会，我们所知道的是残酷的“文字狱”，是无情的掠杀，即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称之为“戮心的盛世”６。至今我们也想不明白的是，如今有关清王朝的文艺作品究竟反映的是怎样的历史真实？怎么把残酷戮心的历史掩盖得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但是，不论路易十四时代是怎样地强盛，正由于是同样的专制，最终却都免不了覆灭的下场。
１６６１年，年仅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开始亲政。与路易十三倚重首相黎塞留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在亲政的五十四年里却没有任用过一名首相。而且亲政当即，路易十四向大臣们宣布：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他把亲自理政当作“国王的职业”——他最著名的治国名言是：朕即国家！就这样，由于路易十四的强力统治，法兰西曾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法兰西空前地强大。这都是建立在对外野蛮扩张、对内残酷压榨的基础上的。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对路易十四进行有效地控制了。但是，不论是怎样的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就会走向反面，专制的成本永远都高于民主的成本。当路易十四的强权发挥到极致的时候，腐朽也随之而来：１７１５年，七十七岁高龄的、被尊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终于日薄西山了。
继承王位的是路易十五。这是一位著名的腐朽帝王，声色犬马，生活糜烂：“他极其厌烦政府的问题，当他不得不坐下来主持国家事务时，他‘张着嘴，说不了几句话，什么也不想’。”７他不仅大肆豢养情妇，甚至整个国家权力都由情妇们掌握着，所宠爱的两个情妇蓬巴杜夫人和杜芭里夫人的名气居然比路易十五还要响。为了满足自己的淫乐，他寡廉鲜耻地声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还屡屡把法国拖入战争的泥淖，却屡战屡败，使法兰西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可是，就在这个千夫所指的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也正是启蒙运动最蓬勃的时代。启蒙运动贯穿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从狄德罗到卢梭，从孟德斯鸠到伏尔泰，代表了当时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
１７７４年５月，执政四十九年的路易十五一命呜呼，由其孙路易－奥古斯特即位，即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性格内向，温和怯弱，爱好修锁和狩猎，人称“锁匠国王”。他在位期间也曾试图修补祖辈们留下的窟窿，但是，路易十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路易十五留下的摊子又太烂。而路易十六性格上的弱点使他根本无力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
选择专制制度的本身，就意味着这样政权的垮台是必然的——专制意味着覆灭！
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为保卫法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在法国他们享有较高的地位。这和当时英国的情况相似。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朝，法兰西与英吉利却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前者选择的是专制，后者则走上了君主立宪的道路，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活标本。
在经济方面，导致法兰西帝国崩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８，因为特权的产生恰恰是为了迎合专制的需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贵族对王权构成威胁，就必须要削弱和分化贵族阶层的权力，其主要办法就是给贵族以更大的利益，用荣誉换取贵族的权力。这早在亨利四世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卖官鬻爵制度，从路易十三开始则逐步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国王把贵族都笼络到身边，让他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一个个都成为弄臣。于是，在纸醉金迷之间，许多贵族自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力，以伺服国王为荣，进行极度享乐。这样，一支能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力量就被瓦解掉了。据说，在革命前夕，“凡尔赛宫内常有一万七八千名贵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专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国王的伯母有两百多名随从，连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儿也有八十名贵族侍候”９。而国王在出卖官位给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免除贵族的税收，使他们依然拥有无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对贵族有着较大的依附性，贵族投身到国王的怀抱，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民，农民却越来多地成了自由民。但是，农民尽管土地归自己所有了，但负担却更重，要受到多方面的盘剥。为了维护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本来需要由贵族承担的税赋，结果都转嫁到了农民的身上，这就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１０——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一旦成为一种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即当权力成为商品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离没落一定不会太远了。
其后，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并壮大的资产阶级也加入到盘剥农民的队伍中来了。为确保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并且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他们利用金钱大肆向政府购买职位，而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就不断地发明新的职位出卖，于是又出现了一大批免税者，“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１１。那么，谁来维持庞大的国家财政呢？答案只有一个——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因此托克维尔说：“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经常让人有所感受。”１２革命爆发于法国在经济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巩固专制制度，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国王建立了两条可以互相掣肘的管理体系。法国的行政官员通常由国王任命的人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往往又驾驭不了贵族，而贵族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且并没有行政权，却要担负对国民的教育的行政义务，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即行政官员统治着法国，荣耀却属于贵族，他们相互排挤、指摘，往往使法兰西的政体混乱不堪。在路易十四时代，朝廷甚至下令停止三级会议，剥夺高等法院的制衡作用——一切人和所有的人，最终都要服膺国王的统治。
这种混乱的行政体制，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最严重的劣根性，即它使“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１３。此时人民尽管还服从于当局，“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激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１４。果然，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人民就那么“偶然地”激动了一下，却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暴力导致的是更加暴力，专制导致的是更加专制，罗伯斯庇尔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相比较当时欧洲的情况，法国的民众对压迫之所以有着最深切的感受，根本原因还在于，文明使他们认识到，任何盘剥都是非法的，不论这样的盘剥来自于国王还是来自于政权。更进一步言，当人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就必然地产生仇恨。而法国的人民就产生了这样的仇恨。这时，要么接受封建主的统治，退回到封建社会，要么就爆发革命。可喜的是，文明使法兰西选择了革命——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兰西掀起了理性主义哲学、古典主义文艺和启蒙运动三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思潮，除前面提到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外，还有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等等，都是大师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对法兰西民众思想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专制的精髓是对思想自由的极度摧残，在这一点上，法兰西所有的国王都是不及格的，这与他们的中国师傅们相比，就绝对是幼儿园的水平了。笛卡尔主要活动于路易十三时代，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则大多生活于路易十四时代，最腐朽的路易十五时代更是启蒙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成熟，也完全做好了变革的理论准备，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形成，只在等待人民的“偶然地激动”了。
尽管如此，统治者们并没有放弃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尤其对报纸“舆论导向”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例如，路易十五就曾决定法国的第一家报纸《法兰西报》由政府监督编排，要确保该报“凌驾于其他报刊之上”，并且要尽量登载一些“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舆论一律和愚民政策是所有专制统治的惯用伎俩。这样做，或许可以堵住自由的声音，但同样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当人民为专制而牺牲，那么，统治者也一定会为专制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幸的是，法国的帝王们还没有对书籍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虽然并不缺乏对文人的迫害，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文字狱，更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这是法国永远值得庆幸的地方。
路易十六是在经济不断恶化、启蒙运动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迎接他的只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腐烂的烂摊子。因此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尽管他也部分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对权力的过分迷恋最终没有使他顺应历史的潮流。１７８９年７月，当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他失去了主动改革的机会。１７９２年的八月起义，又进一步使他失去了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于是，波旁王朝完了，一个专制的时代结束了。
托克维尔说，这场革命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１５。
尤有戏剧性的是，与路易十三、十四的隆重葬礼相比，路易十五由于太过腐败，他死后是在夜间悄悄地下葬的；至于路易十六，则只能由断头台切下他的头颅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也许是波旁王朝留下的专制的痕迹太重，它使得大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法国还出现了短暂的复辟；同时，拿破仑的称帝使法兰西依然染上了专制的色彩，可见专制的后果可谓灾难深重，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不能彻底洗涤旧制度中所有肮脏和腐烂的东西。但是，共和毕竟战胜了专制，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而转折，这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
托克维尔以他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他的思想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样板之一，这对于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注释：
〔１〕〔２〕〔３〕〔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０、３２、１２６、１３８、１３１、１２６、１０６、１０６、２２０页。
〔４〕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８页。转引自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页。
〔５〕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０页。
〔６〕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７〕（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２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页。
〔９〕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