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在中国热卖，被称为十多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书中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词，引发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它的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它是否就能够代表第二次“中国可以说不”的浪潮？
　　
　　中国为啥不高兴“我不知道风朝哪边吹”
　　
　　徐志摩诗里这种迷惘的心绪，在这个春天有了新的对应物，它就是时下被舆论炒得火热的《中国不高兴》。
　　今年3月出版的这本新书，一问世就吸引了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而打开这本被《时代》视为“《中国可以说不》续集”的《中国不高兴》目录，类似的观点颇具“冲击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这样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迅即引发国内外从互联网到传统媒体的一轮激辩。
　　该书作者之一王小东被认为是网络民族主义者和青年激进民族主义者在知识界的代言人，甚至被帖上了“中国民族主义教父”的标签。
　　在王小东看来，《中国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此外，《中国不高兴》还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明确“惩罚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宽容，也有较真。
　　同样是作者之一的刘仰说，这本书最早的创意来自张小波——他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策划人。张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议要做这件事。“基于2008年一整年，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从3·14事件到火炬到地震，他敏感地认为会找到大家共同关注的东西。”刘仰说。
　　对于两本书的差异，张小波解释道，“两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说中西方关系是不是一直在摊牌？”而作者之一宋强则这样概括：“说‘不’要表达的是‘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而‘不高兴’想表达的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自出版以来，《中国不高兴》引发了一波波的议论，许多人颇不高兴，也令一批人兴奋不已。或许最开心的是策划本书的书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人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一场没有硝烟的争论
　　
　　书中不仅有对中西关系的激烈表述，对于作者认为是自轻自贱、“逆向种族主义”的亲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他们亦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
　　赞者，骂者，皆奔此而来。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一些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表示，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他们出这本书，无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我翻过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不值得读的。”
　　北京政治学者吴稼祥将此书和《中国可以说不》作了一番比较：“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阐明的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受害人心理的话，这本书表现了暴发户的心态——现在不是对西方说不的问题了，现在是要让西方听我们的。”
　　他认为，作者们的观点现在是“三化”：民粹化，法西斯化和军事化。“他们不高兴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尚武精神，是中国人不准备打仗，这让他们很不爽，很不高兴。”“书中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很多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开的药，比这个病还要严重。”
　　13年前，《中国可以说不》震动了西方世界。13年后，《中国不高兴》再次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香港《亚洲周刊》称，《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首问题，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反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而与当年直斥《中国可以说不》是“一种偏执狂言论”相比，西方媒体在13年后的关注仍然有些担忧，却温和了许多。《时代》周刊对《中国不高兴》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了担忧，“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刊称，“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袁伟时教授对民族主义思潮并不感到担忧，“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主流。在知识阶层里面，多数人是比较冷静的，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面，我感觉多数也比较冷静。”
　　同样不担忧的还有本书的作者们。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又不是外交部发言人，这种担心过虑了。
　　但袁伟时有另一种担心：“这本书没有积极影响，主要起的是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一批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愤青在这里得到发泄的渠道。”
　　《中国不高兴》也重新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在网络中，对于书中观点的反应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认为该书“直言内政外交，是谏言国策”；有的则认为其过于偏激，有的人则质疑该书“投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则认为，书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但很多话、很多态度说过了头，“我觉得这些人也是一种特征，左派的特征——批评多，建设性意见较少。”
　　
　　上升期的精神焦虑和骚动
　　
　　有学者提出，《中国不高兴》是中国新发展阶段里的产物。这个阶段就是指中国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十几年的飞速发展，整体国力大幅上升，国民自信心增强，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出现了在国力衰落期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新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积聚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些内外挑战都迫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更多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为此提出自己的主张。
　　问题是，在国家处于上升期的这种民间情绪和知识分子的焦虑，背后是否有足够的理性精神支撑？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期产生的“大国心态”，就其本义而言都无可非议，但“大国情绪”如何做到不只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
　　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后发国家的上升期，民间和知识分子的内心骚动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间必然有正常的爱国情愫和稍显盲目的情绪。但若这样的精神骚动长期停留在骚动的层面，那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大国的国民心态。
　　从以往一些大国的崛起看，其历程必然伴随几个阶段：首先是物质崛起期，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期。
　　后者往往是因成就与矛盾兼有的状态而产生，其特征是各种思潮如泥沙俱下，从而出现思想史上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但问题是，泥沙俱下之后，必须有一个洗涤乃至洗礼的过程，必须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启蒙推动全民精神世界逐渐走向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为中国崛起期民族精神的反省、成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们不必情绪化反应，更不要封闭或封杀，而需要开放的思想讨论的氛围。只有开放的氛围，才能令增强国民心态的理性精神，完成思想启蒙过程，走出蒙昧，步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