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王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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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娜来自德国,1936年她随中国籍丈夫王炳南来到了中国。随后,在探访延安的过程中,王安娜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很多关于长征的经历。她看待长征更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着几分细腻,特别注意当中的人物以及细节。
  王安娜,来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德国,却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女战士。1936年,她随丈夫王炳南来到了中国,自此之后成为了与中国人民一起奋战的战友。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07年生于德国。青年时代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哲学博士学位。王安娜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后,先后经历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等重大事件。
  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曾临时授予过王安娜少将军衔。她是第一位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外国女性。1955年,王安娜离开中国回到德国。1979年,她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再度来华参观访问,受到邓颖超和康克清的接见。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病逝。
  1964年,王安娜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出版,她把在中国近20年的经历整理出来。虽然王安娜没有亲自参与长征,但她在1937年春来到延安,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并从他们的口中得知1934年开始的长征经历。王安娜与撰写《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宾诺相识,因此从他口中得知不少红军的故事。
  王安娜从一个旁观者角度撰写关于长征的经历,从多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场景,展现出多角度、多方面的现场感,让人们对长征形成整体的认识。作为女作家,她看待长征也更多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带着几分细腻,特别注意当中的人物以及细节。
  长征是现代奥德赛史诗
  王安娜的回忆录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中国。因此,王安娜一般都会先用西方的比喻让人们更加明白。王安娜形容长征是一无与伦比的奥德赛史诗。奥德赛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两部史诗之一,它讲述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艰苦的历险故事。王安娜如此比喻,让西方人更加明白长征的艰苦,同时表明了长征的重要性。
  王安娜写道,红军战士把长征叫做“二万五千里行军”,红军的部队在1934年的一年后才到达西北安全的地区。1934年秋,红军撤离在江西的瑞金根据地,突破严密包围圈,杀出一条血路。在这个过程中,红军损失很大,到达贵州省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员。
  损失的部分,很快得到补充。这些都是刚刚挣脱奴隶枷锁的的青年农民,他们志愿地踊跃参军。红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英勇善战,避免全军覆没。他们历尽艰险,在长江上游渡河成功后,通过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帮助,走当地人才知道的山路,安全度过大渡河。
  “这真是像和死亡赛跑一样呢!”周恩来对王安娜说,“为了争取时间躲避蒋介石部队的追杀,我军必须强行赶到二百里以外的铁索桥,这座吊桥是到达北岸的唯一通路。”
  红军摆成弯弯曲曲的长蛇阵,夜里,打着数千火炬,穿过河岸的小径,继续行军。时而下陡坡,几乎碰着激流;时而攀险峰,跨过断崖峡谷,用尽全力日夜兼程。参加过长征的战士,都生动详尽地给王安娜讲述了渡河的情况。横渡大渡河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三十名战士,他们冒着危险,攀着铁索到达对岸,压制敌人。
  这一行动是长征的最高峰,克服这一障碍,北进的通路便打开了。但困难不止如此,接下来的难关是不惯严寒的南方战士们,不得不衣不蔽体、甚至是光着脚越过七座终年积雪的高山,几千战士因此丧生。
  “在你看来,长征途中哪一段最困难呢?”王安娜给每一位向她分享长征体验的战士都这样问。几乎所有战士都认为,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是长征的最后阶段:过草地。在这阴阴森森的草原之海里,长满齐人高的芦苇,筋疲力竭的战士们不得不在往往是及膝冰冷的水里跋涉前进。倾盆大雨时,在这几乎无树木的草原里,搜索良久也只能找到一些小树枝。在小休时,充其量也只是用小树枝挡一下雨。
  红军接近时,当地藏族的居民便把仅有的粮食全部带走,弃家而去。藏族的女酋长恐吓道,如有帮助红军战士,便把他活活煮死。
  红军战士瘦骨嶙峋、衣衫褴褛,拖着衰弱的身体,在毛泽东率领下,终于到达甘肃省的边境。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西省北部,这里从1933年开始就是苏维埃地区。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在王安娜搜集长征的信息时,发现少数女战士中间,参与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35人。在当中,特别引起王安娜注意的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贺子珍。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她身上因此带着十多处榴散弹造成的伤。王安娜描述,贺子珍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着长征时备受艰辛的痕迹。贺子珍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了很大损害。她告诉王安娜,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贺子珍声音一沉,忧郁地对王安娜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
  许多红军老战士的情况和贺子珍类似,他们在1949年以后,开始寻找失散的孩子。可是,并不是都能如愿以偿,找了多年以徒劳告终的例子也很多。
  在老红军战士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最为生机勃勃的一个。她有着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尽管长征那么辛苦,也坦然自若。据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
  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王安娜说:“康同志像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王安娜这样描述康克清:康克清在延安时穿着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带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强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更像是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朱德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王安娜和康克清见面时,康克清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为了得到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上。康克清说:“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
  康克清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便被双亲卖作童养媳。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现实典型,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
  康克清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她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锻炼成长的。所以,她即使在长征中身体也很好。于此相反,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
  “在西北部空气干燥的地方居住可能治好我的肺核病,”邓颖超和王安娜说,因为咳嗽的缘故,邓颖超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的很哩!”
  朱德外号“伙夫头”
  初见朱德的时候,王安娜想他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王安娜这样描述道:“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朱德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像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
  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答是伙夫头,得以脱险。王安娜写道,只看他那没有官衔的粗布制服,大概不会怀疑他的话吧。
  当朱德说到红军、长征的事情时,总是侃侃而谈。他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了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案例。这些战例在今天来说也是游击战的典范。在战斗中逐步形成的这些战术,朱德总结为:“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
  朱德还让红军在战斗和长征过程中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此外,还有著名的八项注意,它们不单在长征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都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守则。
  八项注意分别是:一、离开住户的家之前,要把门板上好,稻草要放回原处;二、对人和气,助人为乐;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买卖公平;六、要注意清洁。挖坑作厕所,离开时要埋好;七、不要调戏妇女;八、对俘虏不杀、不辱。
  王安娜总结,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红军跨国18座高山,渡过24条河。其中,有几条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征的全程,通过十二个省、六个少数民族地区。共产党的军队打败了十个省的军队,持续进军。
  虽然损失巨大,但是幸存的红军,经受难以名状的艰苦考验,成为了后来的主力部队。这些红军战士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他们都是有坚定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
  “朱德和其他将军以及其他年老或年轻的红军战士,给我讲了许多详细的情况。总的来说,他们虽然各有感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王安娜写道。
  编辑/陈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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