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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与父亲任弼时共同生活了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1岁2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爸爸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并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第一次见到父亲
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从16岁开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科治疗。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待几天啊！可是，爸爸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爸爸，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爸爸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爸爸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爸爸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諾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续接到这两次信，我才知道爸爸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讨论我是否回国
爸爸在苏联疗养期间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爸爸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至今，我保存下的爸爸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爸爸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爸爸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跟爸爸一起回国。临行，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
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老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
病魔无情，我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爸爸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希望我“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1938年12月8日，我出生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父母同时归国，把我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当时，我只有1岁2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1948年，当国内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有条件了，我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爸爸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并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第一次见到父亲
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
从16岁开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四十五六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组织上安排他来莫斯科治疗。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还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待几天啊！可是，爸爸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爸爸，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爸爸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爸爸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爸爸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諾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续接到这两次信，我才知道爸爸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讨论我是否回国
爸爸在苏联疗养期间和我书信往来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爸爸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至今，我保存下的爸爸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爸爸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爸爸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跟爸爸一起回国。临行，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5个月
从回国到进入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老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之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
病魔无情，我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爸爸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