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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两天，7月2日的傍晚，张可久同志给我打电话来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老金，金宗蔚同志去世了，是6月29日凌晨走的。”我听了甚感震惊，问道：“他是怎么走的？不到一个月之前，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张可久回答说：“老金患的是无症状心梗，事先并无明显不适；也可以说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吧。他已届89岁高龄，走得很安详，没有多少痛苦，称得上是无疾而终了。”
张还告诉我：“老金的后事办得简之又简。今天去向他遗体告别的总共只6人：老金的女儿等亲属3人；代表友协的3人，就是王红、章丽珍和他。友协离退办原也要派人去，但老金的家属婉拒了，只答应曾与老金在《友声》杂志共事多年的他们3人去向他最后告别。老金做人一生都很低调，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也是这样。但他在友协工作了一辈子，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好同志。我们希望你能写一篇缅怀他的文章。”
我当即应承我将写这篇文章。是的，无论为老金的人品和学识，或为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同事之谊，我都应该也从内心想要写这篇文章。
回想起来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当1962年我最初走进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院子，分配在亚洲组工作，从此与老金相识成为同仁。那时他也不过30多岁吧，但他身材瘦瘦的，说话慢悠悠的，显得相当老成，大家已管他叫老金，我便也这样称呼他。
回想起来却又是恍如隔日的事，当他上次给我打电话，说他已收到我送他的书（《顾子欣散文选》），特表示感谢，将细细品读。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他走路吃力了，但精神还行，眼睛没毛病，还在给《友声》看英文稿子。
回想起来，老金堪称是和大（也是友协）的一位元老。他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50年代初即调到和大工作，从此与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其奉献了他毕生的才智和精力。 在建国之初，和大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机构，工作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接待来访外宾，派团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组织各类配合官方外交的民间集会和活动等。故在这里工作的外文干部，既要能当翻译，又要会起草文件，给领导人写讲话稿；还要跑里跑外的，与国内外各种人士打交道。这些工作老金也都做，但他做的最多的却是文字工作，尤其是笔译工作。做笔译工作需要下精雕细琢的功夫，需要有甘于寂寞的精神，而老金正是赋有这种功夫和精神的人。
老金语言功底深，又细心，做笔译工作也恰能发挥他之所长。从表面上看，老金是个慢性子人，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而其实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他很出活儿，活儿做得很麻利。他的中英文译文皆信实流畅。他写得一手好字，看他的手写稿令人赏心悦目。他给人改稿子，也字迹清晰工整，让人看了一目了然。这既表现出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反映出他内在的人文素养。
从1962年起至66年“文革”开始，我与老金都是在一起办公。我视他为我的大师兄，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文革”中我们曾分别下放去干校劳动。“文革”中期从干校回单位后，我仍留在亚洲组（后为亚洲处、亚洲部）工作，老金则分配去做杂志（《亚非记者》和《号召》）的翻译工作。1972年和大与友协合并，我们又都成了友协的干部。1983年6月，友协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友声》，由田惠贞同志任主编，岑昌咏、金宗蔚同志任副主编，唐建文同志任英文定稿。唐其时年事已高，老金实际上是协助唐做英文定稿工作的。
说来也真是机缘凑巧，1984年我调任文宣部领导工作，《友声》属文宣部管，于是我又与老金等老和大的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了。田惠贞同志退休后，我曾任《友声》主编数年，在工作上与老金等有了更多的接触。此时王効伯同志也在《友声》做英文翻译和核稿工作。《友声》编辑室可谓集中了友协的外语顶尖人才。我与他们在一起工作受益良多。
在我另有任用调离《友声》后，由张可久同志接任主编；张退休后，由王红同志任主编至今。而《友声》的英文定稿，自2000年唐建文同志离世后，则一直由老金担当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从1983年《友声》创刊，老金作为其创始人之一算起，至今年今月他谢世而去，他为《友声》辛勤耕耘了30多个年头；在整个友协他是为《友声》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在这里，在缅怀老金的同时，我不禁也想为《友声》说几句话。诞生于改革起步、国门初启之时，《友声》为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友好人士了解友协、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30多年来，它不断发出来自友协的声音，迄今已出版了180期，为友协的对外交往保存了较完整的文字资料，成为民间外交的一个缩影。《友声》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友声》是友协可引以自豪的一个品牌。
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曾对国内148种外文版学术期刊编校质量进行检查，以差错率万分之五为合格标准，结果仅44种期刊达标，合格率为29.7 %。而《友声》的万字差错率仅为万分之二，与《英语世界》杂志并列第六名。这无疑是对《友声》外文编校质量的一个表彰。这是王红等《友声》编辑室同志勤奋工作取得的成绩。而老金作为这杂志的英文翻译的把关人，自然更是功不可没。
老金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默默无闻、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且尽力把它做到最佳。他使我想起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的话：“他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我觉得用此话来比喻老金也是很贴切的。
虽做着看似单调枯燥的文字工作，老金却热爱生活，有多样的爱好和造诣。以他的毛笔字而论，他绝对可称之为书法家；他写的行书颇得王羲之笔墨神韵。他也喜欢摄影，擅用镜头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他写的文章我所见不多，只是有一次友协离退办举行老同志书法摄影展，他有摄影作品参展，并附以短文说明。那说明是用古文写的，简练而富幽默。我看后对他说我很欣赏这短文，它有明人小品味。他听了笑笑说：“多谢夸奖，承蒙你好法眼。”老金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
我与老金不但在过去曾共事多年，在我退休之后，友协返聘我任英文定稿，故我这些年也做着类似老金所做的工作，我们仍可算是在共事。友协共聘有3名英文定稿，即王効伯、老金和我。王和我负责会内文件翻译；老金则专负责《友声》翻译。有时为某个翻译问题，我也会与老金联系切磋；逢年过节时会向他电话问候。我们都珍惜在长年岁月中所积累的一份情感。
老金活着时默默地干活，离世时悄悄地走去了。英国诗人华尔特·兰多（Walter Landor）在他的《终曲》（Finis）一诗中写道：
我与人无争，因无人值得我争。
……
我烤着双手，当生命之火熊熊；
当火焰将熄，我准备走上归途。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
I warmed my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老金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已踏上了他的归途。但我们会深切地怀念他；《友声》编辑室的同志们会怀念他；友协的同志们会怀念他。而且我相信，当《友声》的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读者们，得悉他去世的消息，并了解到他为他们阅读的这份杂志所做的贡献后，也会向他寄予谢忱与哀思。
2015年7月4日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文化交流部主任、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张可久回答说：“老金患的是无症状心梗，事先并无明显不适；也可以说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吧。他已届89岁高龄，走得很安详，没有多少痛苦，称得上是无疾而终了。”
张还告诉我：“老金的后事办得简之又简。今天去向他遗体告别的总共只6人：老金的女儿等亲属3人；代表友协的3人，就是王红、章丽珍和他。友协离退办原也要派人去，但老金的家属婉拒了，只答应曾与老金在《友声》杂志共事多年的他们3人去向他最后告别。老金做人一生都很低调，直到他离开人世时也是这样。但他在友协工作了一辈子，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好同志。我们希望你能写一篇缅怀他的文章。”
我当即应承我将写这篇文章。是的，无论为老金的人品和学识，或为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同事之谊，我都应该也从内心想要写这篇文章。
回想起来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当1962年我最初走进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院子，分配在亚洲组工作，从此与老金相识成为同仁。那时他也不过30多岁吧，但他身材瘦瘦的，说话慢悠悠的，显得相当老成，大家已管他叫老金，我便也这样称呼他。
回想起来却又是恍如隔日的事，当他上次给我打电话，说他已收到我送他的书（《顾子欣散文选》），特表示感谢，将细细品读。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他走路吃力了，但精神还行，眼睛没毛病，还在给《友声》看英文稿子。
回想起来，老金堪称是和大（也是友协）的一位元老。他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50年代初即调到和大工作，从此与我国的民间外交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其奉献了他毕生的才智和精力。 在建国之初，和大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机构，工作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接待来访外宾，派团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组织各类配合官方外交的民间集会和活动等。故在这里工作的外文干部，既要能当翻译，又要会起草文件，给领导人写讲话稿；还要跑里跑外的，与国内外各种人士打交道。这些工作老金也都做，但他做的最多的却是文字工作，尤其是笔译工作。做笔译工作需要下精雕细琢的功夫，需要有甘于寂寞的精神，而老金正是赋有这种功夫和精神的人。
老金语言功底深，又细心，做笔译工作也恰能发挥他之所长。从表面上看，老金是个慢性子人，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而其实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他很出活儿，活儿做得很麻利。他的中英文译文皆信实流畅。他写得一手好字，看他的手写稿令人赏心悦目。他给人改稿子，也字迹清晰工整，让人看了一目了然。这既表现出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反映出他内在的人文素养。
从1962年起至66年“文革”开始，我与老金都是在一起办公。我视他为我的大师兄，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文革”中我们曾分别下放去干校劳动。“文革”中期从干校回单位后，我仍留在亚洲组（后为亚洲处、亚洲部）工作，老金则分配去做杂志（《亚非记者》和《号召》）的翻译工作。1972年和大与友协合并，我们又都成了友协的干部。1983年6月，友协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友声》，由田惠贞同志任主编，岑昌咏、金宗蔚同志任副主编，唐建文同志任英文定稿。唐其时年事已高，老金实际上是协助唐做英文定稿工作的。
说来也真是机缘凑巧，1984年我调任文宣部领导工作，《友声》属文宣部管，于是我又与老金等老和大的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了。田惠贞同志退休后，我曾任《友声》主编数年，在工作上与老金等有了更多的接触。此时王効伯同志也在《友声》做英文翻译和核稿工作。《友声》编辑室可谓集中了友协的外语顶尖人才。我与他们在一起工作受益良多。
在我另有任用调离《友声》后，由张可久同志接任主编；张退休后，由王红同志任主编至今。而《友声》的英文定稿，自2000年唐建文同志离世后，则一直由老金担当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从1983年《友声》创刊，老金作为其创始人之一算起，至今年今月他谢世而去，他为《友声》辛勤耕耘了30多个年头；在整个友协他是为《友声》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在这里，在缅怀老金的同时，我不禁也想为《友声》说几句话。诞生于改革起步、国门初启之时，《友声》为各国对华友好组织、友好人士了解友协、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30多年来，它不断发出来自友协的声音，迄今已出版了180期，为友协的对外交往保存了较完整的文字资料，成为民间外交的一个缩影。《友声》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友声》是友协可引以自豪的一个品牌。
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曾对国内148种外文版学术期刊编校质量进行检查，以差错率万分之五为合格标准，结果仅44种期刊达标，合格率为29.7 %。而《友声》的万字差错率仅为万分之二，与《英语世界》杂志并列第六名。这无疑是对《友声》外文编校质量的一个表彰。这是王红等《友声》编辑室同志勤奋工作取得的成绩。而老金作为这杂志的英文翻译的把关人，自然更是功不可没。
老金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默默无闻、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且尽力把它做到最佳。他使我想起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的话：“他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我觉得用此话来比喻老金也是很贴切的。
虽做着看似单调枯燥的文字工作，老金却热爱生活，有多样的爱好和造诣。以他的毛笔字而论，他绝对可称之为书法家；他写的行书颇得王羲之笔墨神韵。他也喜欢摄影，擅用镜头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他写的文章我所见不多，只是有一次友协离退办举行老同志书法摄影展，他有摄影作品参展，并附以短文说明。那说明是用古文写的，简练而富幽默。我看后对他说我很欣赏这短文，它有明人小品味。他听了笑笑说：“多谢夸奖，承蒙你好法眼。”老金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
我与老金不但在过去曾共事多年，在我退休之后，友协返聘我任英文定稿，故我这些年也做着类似老金所做的工作，我们仍可算是在共事。友协共聘有3名英文定稿，即王効伯、老金和我。王和我负责会内文件翻译；老金则专负责《友声》翻译。有时为某个翻译问题，我也会与老金联系切磋；逢年过节时会向他电话问候。我们都珍惜在长年岁月中所积累的一份情感。
老金活着时默默地干活，离世时悄悄地走去了。英国诗人华尔特·兰多（Walter Landor）在他的《终曲》（Finis）一诗中写道：
我与人无争，因无人值得我争。
……
我烤着双手，当生命之火熊熊；
当火焰将熄，我准备走上归途。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
I warmed my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老金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他已踏上了他的归途。但我们会深切地怀念他；《友声》编辑室的同志们会怀念他；友协的同志们会怀念他。而且我相信，当《友声》的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读者们，得悉他去世的消息，并了解到他为他们阅读的这份杂志所做的贡献后，也会向他寄予谢忱与哀思。
2015年7月4日
作者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外文化交流部主任、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