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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刚刚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冲击，短时间内又面临通胀的压力。冷中有热，热中带冷，冷热难辨，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彰显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给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增加了困难。结构失衡是造成宏观经济不均衡的根源。只有标本兼治，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上下功夫，才能突破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困难。
一、冷热不均的经济态势增加调控难度
中国宏观经济较快走出低谷得益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8月GDP出现了人们所期冀的高增长。但高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产能过剩和通胀预期不期而至。
外贸出口回升较快，贸易条件并未见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尽管外贸出口增长较快，但基础并不稳固。美国经济在短暂复苏后，又见重新衰退的趋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还未消散，在外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出口商品的价格被压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成本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难加剧，外贸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能够真实反映市场走向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新的困局。宏观经济热与微观经济主体冷无疑构成了中国经济一幅神秘莫测的图画，亮点背后有诸多难题有待破解。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强劲，经济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没有改变。尽管6、7月份的PMI指数有所降低，但7月份通货膨胀就已超过了政府全年的调控目标，目前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的减少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二次探底”之说也重新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提高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难度。
二、宏观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
产业结构失衡是导致产业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为产业结构调整在客观上创设了外部环境。实践证明，任何一次危机之后，经济都不会在原有的产业模式下简单的复苏，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借助于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企业选择新的产业方向，有竞争力的产品，谋求更为广阔的市场。这也成为危机之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注入活力。
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往往不能有效甄别刺激产业发展方向，而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产能过剩产业和上游产业，一旦有了资金的支持和相应的市场环境，反弹得最快，不经意间又走入了重复建设、产业落后、产能过剩的误区。中国宏观经济在“冷热”循环之间转换，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刺激和收缩间徘徊。
究其原因，在于对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因素认识存在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一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盲目非理性投资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二是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国内资源供给紧张与通货膨胀，而随后的产能过剩又导致通货紧缩。三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前瞻性，加之政策本身的时滞性，政策发挥效力与实际经济运行相左，在经济拐点处反而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四是中国6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形成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很显然，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极为复杂，既有内部调整，也有外部冲击，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使经济冷热不均。究其根源，无论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非理性投资，还是外部市场的冲击，都源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过大，投资过多集中于第二产业，这既与我国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相关，也与民营资本投资渠道狭窄不可分。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推升了经济波动。一些国有企业依靠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除了用于企业职工福利提高，加大行业收入差距外，更多地用于投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而企业技术研发、创新投入不足，致使产业提升缓慢。在经济过热时，为产能过剩和经济波动推波助澜，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反应不敏感，政府更多地借助行政手段压缩产能；而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受益最大的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原有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中谋求发展，甚至加剧产能过剩，不能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目标的实现。对自身利益的狂热追求，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地方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各种地方性政策和法规来鼓励所属企业实现经济扩张，导致产业差异度不明显，重复建设直接加剧了总供给的扩张和全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经济刺激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相配合，不但有助于经济复苏，而且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反过来，如果单纯强调经济复苏，不能把经济刺激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落后产能就不能被淘汰，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必然加剧。我国之所以在经济萧条后会迅速出现经济过热，是因为政府的超规模投资并没有带来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大量投资形成过度依靠工业化，尤其是过度依靠重工业化、过度依赖出口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从增长速度看，中国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但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节能减排的目标看，目标并未达到，反而矛盾更加突出。可见，保增长易，调结构尤其难。只有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利用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法则淘汰落后的产业和产能，宏观经济调控才会走出“冷”与“热”迅速变换的怪圈。经济的刺激政策才会有的放矢，才能做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促进市场所需产品的生产，避免产能落后。
三、经济增长质量受制于产业结构失衡
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所掌握的资源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总量的快速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的矛盾，有时甚至加剧结构的失衡，影响到经济的增长质量。
第二产业低水平过度供给影响资源配置。由于改革以前我国片面推行工业化模式，尤其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致使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而第三产业低于相近国家水平。改革后的198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由1978年的47.9%降低为1990年的41.3%，具有合理的成分，然而，近几年第二产业的产值在三次产业的比重并没有降低，反而还略有提高。
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伴随着中国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阶段转变，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才具有一定的效率，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在所难免；二是体制因素。第三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国有经济占有绝对的垄断或控制地位，在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生产效率低下，垄断价格高于市场定价，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实，非国有经济大量涌入非垄断性的工业部门，产业竞争加剧的同时，推高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三是政策效应。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手段是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钢材、水泥等重工业和建筑业的需求，第二产业必然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正是由于大量投资于低门槛的重工业和过度竞争性领域，造成大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无效供给，产业发展被迫沿着数量增长的方向扩张，缺乏技术含量，现代化水平不高，重复建设严重，资源配置扭曲，并且落后的产能引发了高污染和高能耗，“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低技术化倾向明显，严重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正常演进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量。
同时，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必然结果。我国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较低，而且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不平衡，表现为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低并存的局面。尽管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并不低，其占GDP的比重与印度大体相当，但却不能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机制，并且出现了“逆服务化”现象。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效率低，一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高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深度不够，直接导致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去市场的支撑，造成市场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二是因为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电信等被政府行政垄断，行业的垄断定价明显高于市场所决定的价格，由此所带来的社会资源不能有效流动，致使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都很低。
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性服务业明显滞后，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高储蓄，低消费成为居民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服务业的价格高企，超过居民预期，也是造成服务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因此，体制原因导致的第三产业内部的不平衡不仅直接制约着第三产业的提升，而且影响着三次产业间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四、化解宏观困难的政策选择
优化产业升级必须在遵循经济内在规律的同时，选择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
（一）提振消费需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的高储蓄、高投资所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未能建立起良性关系。因此，要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预期，既要引导居民合理的物质消费，又要促进其旅游、文化等非物质性消费。
（二）完善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
政府对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使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既能反映市场供求，也能反映资源稀缺。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多种手段有机结合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的市场有序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展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低碳技术和减排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和科技增长点。逐步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行业准入门槛，给民营资本“国民待遇”。在以市场为导向，鼓励和引导产业跨地区的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在全国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三）提升中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要抓住需求变化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过剩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我国应根据比较优势和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四）加强宏观调控，避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在传统的依靠信贷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控制的手段基础上，要强化利率、汇率等手段的使用，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要在产业资本与金融市场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防止产业资本过度流出，导致资产价格大起大落。
（五）加快创新步伐，建立和完善产业结构升级激励机制
政府应为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全面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创新氛围。
（本文是校级重点课题“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XJZ012）
（周明生，1968年生，内蒙古赤峰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宏观调控）
一、冷热不均的经济态势增加调控难度
中国宏观经济较快走出低谷得益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8月GDP出现了人们所期冀的高增长。但高增长的背后却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产能过剩和通胀预期不期而至。
外贸出口回升较快，贸易条件并未见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尽管外贸出口增长较快，但基础并不稳固。美国经济在短暂复苏后，又见重新衰退的趋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还未消散，在外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出口商品的价格被压低，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成本增加，中小企业贷款难加剧，外贸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能够真实反映市场走向的民营企业面临着新的困局。宏观经济热与微观经济主体冷无疑构成了中国经济一幅神秘莫测的图画，亮点背后有诸多难题有待破解。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强劲，经济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没有改变。尽管6、7月份的PMI指数有所降低，但7月份通货膨胀就已超过了政府全年的调控目标，目前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由于中央政府投资的减少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二次探底”之说也重新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提高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难度。
二、宏观政策的产业结构效应
产业结构失衡是导致产业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为产业结构调整在客观上创设了外部环境。实践证明，任何一次危机之后，经济都不会在原有的产业模式下简单的复苏，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借助于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企业选择新的产业方向，有竞争力的产品，谋求更为广阔的市场。这也成为危机之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经济的稳定增长注入活力。
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往往不能有效甄别刺激产业发展方向，而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产能过剩产业和上游产业，一旦有了资金的支持和相应的市场环境，反弹得最快，不经意间又走入了重复建设、产业落后、产能过剩的误区。中国宏观经济在“冷热”循环之间转换，宏观调控政策也在刺激和收缩间徘徊。
究其原因，在于对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因素认识存在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种观点：一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面临着“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盲目非理性投资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二是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国内资源供给紧张与通货膨胀，而随后的产能过剩又导致通货紧缩。三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前瞻性，加之政策本身的时滞性，政策发挥效力与实际经济运行相左，在经济拐点处反而加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四是中国6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形成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
很显然，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极为复杂，既有内部调整，也有外部冲击，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使经济冷热不均。究其根源，无论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非理性投资，还是外部市场的冲击，都源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过大，投资过多集中于第二产业，这既与我国的重化工业化阶段相关，也与民营资本投资渠道狭窄不可分。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推升了经济波动。一些国有企业依靠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除了用于企业职工福利提高，加大行业收入差距外，更多地用于投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而企业技术研发、创新投入不足，致使产业提升缓慢。在经济过热时，为产能过剩和经济波动推波助澜，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反应不敏感，政府更多地借助行政手段压缩产能；而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受益最大的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原有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中谋求发展，甚至加剧产能过剩，不能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目标的实现。对自身利益的狂热追求，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地方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干预，通过各种地方性政策和法规来鼓励所属企业实现经济扩张，导致产业差异度不明显，重复建设直接加剧了总供给的扩张和全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经济刺激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相配合，不但有助于经济复苏，而且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反过来，如果单纯强调经济复苏，不能把经济刺激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落后产能就不能被淘汰，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必然加剧。我国之所以在经济萧条后会迅速出现经济过热，是因为政府的超规模投资并没有带来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大量投资形成过度依靠工业化，尤其是过度依靠重工业化、过度依赖出口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从增长速度看，中国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但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节能减排的目标看，目标并未达到，反而矛盾更加突出。可见，保增长易，调结构尤其难。只有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利用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法则淘汰落后的产业和产能，宏观经济调控才会走出“冷”与“热”迅速变换的怪圈。经济的刺激政策才会有的放矢，才能做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促进市场所需产品的生产，避免产能落后。
三、经济增长质量受制于产业结构失衡
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所掌握的资源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总量的快速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的矛盾，有时甚至加剧结构的失衡，影响到经济的增长质量。
第二产业低水平过度供给影响资源配置。由于改革以前我国片面推行工业化模式，尤其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致使第二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而第三产业低于相近国家水平。改革后的1980年代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由1978年的47.9%降低为1990年的41.3%，具有合理的成分，然而，近几年第二产业的产值在三次产业的比重并没有降低，反而还略有提高。
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伴随着中国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阶段转变，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才具有一定的效率，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在所难免；二是体制因素。第三产业的现代服务业，国有经济占有绝对的垄断或控制地位，在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生产效率低下，垄断价格高于市场定价，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实，非国有经济大量涌入非垄断性的工业部门，产业竞争加剧的同时，推高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三是政策效应。当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手段是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钢材、水泥等重工业和建筑业的需求，第二产业必然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正是由于大量投资于低门槛的重工业和过度竞争性领域，造成大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无效供给，产业发展被迫沿着数量增长的方向扩张，缺乏技术含量，现代化水平不高，重复建设严重，资源配置扭曲，并且落后的产能引发了高污染和高能耗，“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低技术化倾向明显，严重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正常演进所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量。
同时，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必然结果。我国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较低，而且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不平衡，表现为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低并存的局面。尽管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并不低，其占GDP的比重与印度大体相当，但却不能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机制，并且出现了“逆服务化”现象。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效率低，一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高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深度不够，直接导致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失去市场的支撑，造成市场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二是因为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电信等被政府行政垄断，行业的垄断定价明显高于市场所决定的价格，由此所带来的社会资源不能有效流动，致使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都很低。
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性服务业明显滞后，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高储蓄，低消费成为居民无奈的选择；另一方面，服务业的价格高企，超过居民预期，也是造成服务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因此，体制原因导致的第三产业内部的不平衡不仅直接制约着第三产业的提升，而且影响着三次产业间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四、化解宏观困难的政策选择
优化产业升级必须在遵循经济内在规律的同时，选择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
（一）提振消费需求，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的高储蓄、高投资所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未能建立起良性关系。因此，要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预期，既要引导居民合理的物质消费，又要促进其旅游、文化等非物质性消费。
（二）完善要素市场，积极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
政府对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使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既能反映市场供求，也能反映资源稀缺。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多种手段有机结合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的市场有序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展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低碳技术和减排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和科技增长点。逐步打破行业垄断，放宽行业准入门槛，给民营资本“国民待遇”。在以市场为导向，鼓励和引导产业跨地区的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在全国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三）提升中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要抓住需求变化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过剩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我国应根据比较优势和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四）加强宏观调控，避免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在传统的依靠信贷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控制的手段基础上，要强化利率、汇率等手段的使用，引导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要在产业资本与金融市场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防止产业资本过度流出，导致资产价格大起大落。
（五）加快创新步伐，建立和完善产业结构升级激励机制
政府应为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全面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创新氛围。
（本文是校级重点课题“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XJZ012）
（周明生，1968年生，内蒙古赤峰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