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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生价值体现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谁也不能以某一项标准衡量到底谁更应该成功。不过，在外企，这个“外”字却真的可以使所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打折”或者“溢价”
你是否相信人的价值（报酬、地位）也会被打折或者溢价？像商品和股票一样？一个在学校里谁都没太在意的同学后来成了亿万富翁；同班的学习尖子弹指间已经早早退休，回家养病了。影响人生价值体现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谁也不能以某一项标准衡量到底谁更应该成功。
不过，在外企，这个“外”字却真的可以使所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打折”或者“溢价”。
1989年，我带着清华大学的博士文凭和国务院直属投资公司的工作简历来到美国。开始几天在华人圈子里见人，还没有什么感觉。不过，没出两个星期，就体会到了那句话的含义：“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还有斯宾诺莎的那句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前只听人说美国自由，可是自由是要有基础的。美国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是需要钱的，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哪里有什么自由？
OK，要自由就得有钱，要有钱就得有工作，要有工作就得让人家看到你有价值。凭中国的清华大学文凭和国家投资公司的一点工作简历就能在美国找到工作？除了大学里，社会上大部分的美国人没有听说过清华大学。至于投资，我当时懂的那一点点，和美国人说的投资基本上是两码事。更要命的，我连美国话都说不清，还找什么工作？别说找工作，就是出行都感觉有点“寸步难行”，因为在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要有车在美国倒是不难，当时我们500美元就买了一辆二手的1980年款的福特超豪华雷鸟车。不过，考驾照的第一步是笔试。见到复习材料上的好多生字我才发现，原来英语远远不只是单词和语法问题，还有生活背景与社会经历。出国前，在中国没有一点汽车文化背景，所以，那个英语学得是难上加难。那时，我又体会到了另外一句话的含义：“‘懂英语的’和‘会英语的’差别，比‘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差别要大。前年听上海某电台一个中国的外语主持人和一个美国人对话，虽然中国主持人的英语非常流利，但当美国人和她聊起美国房地产首富、花边新闻不断的Trump时，她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对语言的掌握也包含对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社会、历史和地理等背景的一个综合了解。
考了驾照，买了车，上了学，租了房子，办了图书证，一切都再从头经历一遍，好知道在美国的文化社会背景下，一切都是怎么来的，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让自己融入到他们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工作啊！
终于，几个月以后，机会来了。一天，朋友介绍我去了纽约州立大学校医院，听说他们这里需要一个维修助手。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维修工程师和我谈了几句，看我英文的表达困难，心存疑惑。但因为当天也没有别人来应聘，就说可以先让我试试。他把一个大工具箱交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做维修。
到了现场，我打开他的又大又重的工具箱，立马让我十分惊讶。没想到美国维修工的工具有这么全，干什么活的工具都有，很多工具我在中国时从来没有见过。工具专业，人的态度和技术也很专业，怪不得美国人的效率这么高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当然，我也让这个美国工程师很感满意。虽然我叫不出他很多工具的名称，也没见过那么多种医院的离心机、蒸馏器和其他设备，却可以非常快地明白他说的问题所在，并且很快帮他修好。我从小喜欢机械和电器，玩过几年半导体收音机和小电器，属于动手能力特别强的那一类。
大概两个小时后，修完机器，我们一起回到办公室。他对医院办公室经理说：“I want to hire him. This guy knows how to use screw driver！ （我要他了。这家伙会使螺丝刀！）”听了他的这句话，我不知该说什么。说高兴，因为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半时工作。说难过，您说呢？清华大学博士，国家级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到美国拿螺丝刀、当维修工？每小时4.5美元，刚好高于当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相当于我们今天在上海的每月2，000元工资吧！
三年后，我在美国“立”起来了，当了新泽西一家企业的总工程师、制造副总裁，甚至还成为了公司股东（老板）之一，公司的标准配车是凯迪拉克。社会地位提高了，收入当然也长了很多倍。我给那位维修工程师打电话，开玩笑问他有没有兴趣到我手下来给我工作？他哈哈大笑，爽气地说为我感到自豪。
讲上边这些故事，并不是在忆苦思甜，而是我由此体会到我们今天在中国外企里工作的上百万员工的价值评估。要知道，外企中的文化主导和权力主导都是由外国人掌控的最高点一级级传递下来的。那么每个员工的价值是否可以正确的体现也是由公司最高层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决定的。用我自己上边的例子做参照，如果当时有一个学机械的小伙子，英语比我流利，当然不需要清华大学的学位和投资公司的背景，估计应该可以拿到和我一样或更高的工资。这就可能是一直发生在现在中国外企里的情况。英文好，性格西化的人在外企讨外国人喜欢，在外企地位就升得快，就好像我在美国“立”起来之后的情形，收入就会快速提升。我自己的技术功底没变太多，只是我的英文好了。反之，英文差，性格非常“中国”的人，收入会被“打折”，就像我初到美国时那样。
这里我只讨论欧美企业的情形，日资、韩资和台资企业咱们就不评论了，不过好像那里基本上也没有“溢价”的情况。
记得有一次，美国总部派了一个支持培训总监来中国培训中层干部。我有意让几个我欣赏的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起陪他吃完饭，一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也是个人与总部来人的PR（关系）呀。没想到的是，5-6个人都坐到离老外远远的对面去扎堆用中国话聊天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和我的助理陪老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对面的只是勉强偶然问一句答一句。我当时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因为，在老外那里，你不说话，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这很正常。我想起20年前我自己第一次参加国际展会做翻译的事。我那时一边心里想去外边的外语补习班学外语，在家背英语900句，一边看到老外又害怕，躲着。其实，在这种时候，那些敢于站出来，用哪怕很生硬的外语讲话，也会引人注意的。最不济的，用中国话讲，请人翻译，你也不能不说话！因为西方文化是进取型的，太过中国式阴柔的表现在外企中是永远不可能“溢价”的。
当然，这十年来，外企的领导本地化做得越来越深入，因此，外语水平对中国人在外企，落差不会有我在纯粹美国人环境中那么明显和戏剧化。不过，根据“问题守恒定律”，另外的问题又来到了外企：当一个欧美领导被替换成一个美籍华人、台湾人、新加波人、returnees（持绿卡回国者）和完全本地的中国人时，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公司里所有员工的先前定位将会面临并非都是有意的重新评估和洗牌。
公司组织本来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混乱体，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经历、岗位和角度、想法和诉求，不同人性格立体的交织在这种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里，再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语言的隔阂，让跨国公司各方谁也无法完全正确地了解对方、判断对方的可信度和价值，其中的冲突比纯粹的本土企业更为错综复杂。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公司拥有资源、品牌、制度、资本、人才的种种优势，却仍然无法彻底打败本地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我们所说的外企冲突还是属于正常的基于“不了解”和“不知道不了解”的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冲突。比这更让外企职业经理人困惑的极端情形将会发生在那些真正充满政治权谋、“傲慢与偏见”的外企。
潇然，博士，制慧网首席战略顾问；零云优化企业管理（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学工业工程系与精益生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东华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美国和中国，曾担任多个著名跨国和上市公司的总裁/CEO、总工程师、营运副总经理、精益生产总监等职务，主持过上海音乐厅顶升平移、南通体育场中国和世界第一个计算机液压控制的巨型滑移屋盖、鸟巢卸载、日产3000台空调压缩机自动化生产线改造等世界级复杂工程，拥有专利和发明十多项，获得了2006年上海市杰出外籍专家白玉兰奖。
你是否相信人的价值（报酬、地位）也会被打折或者溢价？像商品和股票一样？一个在学校里谁都没太在意的同学后来成了亿万富翁；同班的学习尖子弹指间已经早早退休，回家养病了。影响人生价值体现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谁也不能以某一项标准衡量到底谁更应该成功。
不过，在外企，这个“外”字却真的可以使所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打折”或者“溢价”。
1989年，我带着清华大学的博士文凭和国务院直属投资公司的工作简历来到美国。开始几天在华人圈子里见人，还没有什么感觉。不过，没出两个星期，就体会到了那句话的含义：“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还有斯宾诺莎的那句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前只听人说美国自由，可是自由是要有基础的。美国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是需要钱的，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哪里有什么自由？
OK，要自由就得有钱，要有钱就得有工作，要有工作就得让人家看到你有价值。凭中国的清华大学文凭和国家投资公司的一点工作简历就能在美国找到工作？除了大学里，社会上大部分的美国人没有听说过清华大学。至于投资，我当时懂的那一点点，和美国人说的投资基本上是两码事。更要命的，我连美国话都说不清，还找什么工作？别说找工作，就是出行都感觉有点“寸步难行”，因为在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要有车在美国倒是不难，当时我们500美元就买了一辆二手的1980年款的福特超豪华雷鸟车。不过，考驾照的第一步是笔试。见到复习材料上的好多生字我才发现，原来英语远远不只是单词和语法问题，还有生活背景与社会经历。出国前，在中国没有一点汽车文化背景，所以，那个英语学得是难上加难。那时，我又体会到了另外一句话的含义：“‘懂英语的’和‘会英语的’差别，比‘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差别要大。前年听上海某电台一个中国的外语主持人和一个美国人对话，虽然中国主持人的英语非常流利，但当美国人和她聊起美国房地产首富、花边新闻不断的Trump时，她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对语言的掌握也包含对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社会、历史和地理等背景的一个综合了解。
考了驾照，买了车，上了学，租了房子，办了图书证，一切都再从头经历一遍，好知道在美国的文化社会背景下，一切都是怎么来的，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让自己融入到他们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工作啊！
终于，几个月以后，机会来了。一天，朋友介绍我去了纽约州立大学校医院，听说他们这里需要一个维修助手。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维修工程师和我谈了几句，看我英文的表达困难，心存疑惑。但因为当天也没有别人来应聘，就说可以先让我试试。他把一个大工具箱交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做维修。
到了现场，我打开他的又大又重的工具箱，立马让我十分惊讶。没想到美国维修工的工具有这么全，干什么活的工具都有，很多工具我在中国时从来没有见过。工具专业，人的态度和技术也很专业，怪不得美国人的效率这么高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当然，我也让这个美国工程师很感满意。虽然我叫不出他很多工具的名称，也没见过那么多种医院的离心机、蒸馏器和其他设备，却可以非常快地明白他说的问题所在，并且很快帮他修好。我从小喜欢机械和电器，玩过几年半导体收音机和小电器，属于动手能力特别强的那一类。
大概两个小时后，修完机器，我们一起回到办公室。他对医院办公室经理说：“I want to hire him. This guy knows how to use screw driver！ （我要他了。这家伙会使螺丝刀！）”听了他的这句话，我不知该说什么。说高兴，因为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比较正式的半时工作。说难过，您说呢？清华大学博士，国家级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到美国拿螺丝刀、当维修工？每小时4.5美元，刚好高于当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相当于我们今天在上海的每月2，000元工资吧！
三年后，我在美国“立”起来了，当了新泽西一家企业的总工程师、制造副总裁，甚至还成为了公司股东（老板）之一，公司的标准配车是凯迪拉克。社会地位提高了，收入当然也长了很多倍。我给那位维修工程师打电话，开玩笑问他有没有兴趣到我手下来给我工作？他哈哈大笑，爽气地说为我感到自豪。
讲上边这些故事，并不是在忆苦思甜，而是我由此体会到我们今天在中国外企里工作的上百万员工的价值评估。要知道，外企中的文化主导和权力主导都是由外国人掌控的最高点一级级传递下来的。那么每个员工的价值是否可以正确的体现也是由公司最高层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决定的。用我自己上边的例子做参照，如果当时有一个学机械的小伙子，英语比我流利，当然不需要清华大学的学位和投资公司的背景，估计应该可以拿到和我一样或更高的工资。这就可能是一直发生在现在中国外企里的情况。英文好，性格西化的人在外企讨外国人喜欢，在外企地位就升得快，就好像我在美国“立”起来之后的情形，收入就会快速提升。我自己的技术功底没变太多，只是我的英文好了。反之，英文差，性格非常“中国”的人，收入会被“打折”，就像我初到美国时那样。
这里我只讨论欧美企业的情形，日资、韩资和台资企业咱们就不评论了，不过好像那里基本上也没有“溢价”的情况。
记得有一次，美国总部派了一个支持培训总监来中国培训中层干部。我有意让几个我欣赏的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起陪他吃完饭，一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也是个人与总部来人的PR（关系）呀。没想到的是，5-6个人都坐到离老外远远的对面去扎堆用中国话聊天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和我的助理陪老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对面的只是勉强偶然问一句答一句。我当时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因为，在老外那里，你不说话，就好像你不存在一样。这很正常。我想起20年前我自己第一次参加国际展会做翻译的事。我那时一边心里想去外边的外语补习班学外语，在家背英语900句，一边看到老外又害怕，躲着。其实，在这种时候，那些敢于站出来，用哪怕很生硬的外语讲话，也会引人注意的。最不济的，用中国话讲，请人翻译，你也不能不说话！因为西方文化是进取型的，太过中国式阴柔的表现在外企中是永远不可能“溢价”的。
当然，这十年来，外企的领导本地化做得越来越深入，因此，外语水平对中国人在外企，落差不会有我在纯粹美国人环境中那么明显和戏剧化。不过，根据“问题守恒定律”，另外的问题又来到了外企：当一个欧美领导被替换成一个美籍华人、台湾人、新加波人、returnees（持绿卡回国者）和完全本地的中国人时，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公司里所有员工的先前定位将会面临并非都是有意的重新评估和洗牌。
公司组织本来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混乱体，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经历、岗位和角度、想法和诉求，不同人性格立体的交织在这种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里，再加上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语言的隔阂，让跨国公司各方谁也无法完全正确地了解对方、判断对方的可信度和价值，其中的冲突比纯粹的本土企业更为错综复杂。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公司拥有资源、品牌、制度、资本、人才的种种优势，却仍然无法彻底打败本地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我们所说的外企冲突还是属于正常的基于“不了解”和“不知道不了解”的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冲突。比这更让外企职业经理人困惑的极端情形将会发生在那些真正充满政治权谋、“傲慢与偏见”的外企。
潇然，博士，制慧网首席战略顾问；零云优化企业管理（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学工业工程系与精益生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东华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美国和中国，曾担任多个著名跨国和上市公司的总裁/CEO、总工程师、营运副总经理、精益生产总监等职务，主持过上海音乐厅顶升平移、南通体育场中国和世界第一个计算机液压控制的巨型滑移屋盖、鸟巢卸载、日产3000台空调压缩机自动化生产线改造等世界级复杂工程，拥有专利和发明十多项，获得了2006年上海市杰出外籍专家白玉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