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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在充分就业、体面就业等方面共同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的就业愿景。”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打破计划经济体制障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促进了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就业质量互促共进，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业市场化
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看来，提及改革开放40年就业领域的变化，首先要谈的就是就业市场化。
早期的就业，国家管理比较严格，统包统配。上世纪70年代末下乡知青集中返城，我国城镇就业问题一度十分突出。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1500万人，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5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5.4%。
1980年，党中央提出“三结合”就业方针，采取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仅用3年时间就迅速解决了“文革”期间积累的就业矛盾。198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3.2%，1984年进一步降到1.9%，全国多数地区基本解决城镇失业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企冗员问题日益突出，国企普遍经营困难，减员增效成为国企解困的普遍选择。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为2023万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下岗人员，国企下岗人员总量达到2715万人。
对此，国家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同时，制定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培训补贴等政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998年至2005年间，全国1975万国企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到2005年底，国企下岗人员存量已由最高峰的650多万人降到61万人，国企职工集中下岗对我国城镇就业造成的冲击基本消除。
赖德胜表示，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对“统包统配”就业制度和企业“固定工”制度的改革，逐步确立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用人单位作为需求方，可以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下，根据自身发展经营需要，随时招收需要的人才或辞退不适用的劳动者；劳动者作为供给方，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自主决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在哪里工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统一、公开、平等、规范条件下，通过市场进行双向选择，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
就业一体化
40年来，就业领域一体化让赖德胜感触最深，一是城乡一体化，二是国际国内一体化。“以前，农村和城市是严格二元，农村劳动力基本到不了城市，除非国家招工。农村人进城只有两个途径，就是当兵和读书。”赖德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劳动力的创造力和激情被调动起来，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剩余劳动力就出现了，资金也充裕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就要结合，于是就有了乡村企业。
他说，劳动力一定是从落后的地方转移到先进的地方，随着劳动力不断流动，从农村到城市，在流动过程中就开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也开始一体化，以前泾渭分明的劳动力市场被打破，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没有劳动力的流动，今天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几亿农民工的流动，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近几年，国家开始鼓励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又出现回流现象，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都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市与乡村就业人口的流动和优化调整。”赖德胜说。
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城乡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3.7%、76.3%，我国就业人员集中在乡村就业。改革开放释放了劳动力市场活力，大量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业，带动城镇就业比重不断上升，推动了经济发展。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50.9%。
对于国际国内一体化，赖德胜表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虽然国内劳务输出占比不是很大，但考虑问题一定要有国际概念。因为，目前中国卷入全球价值链，超过30%的劳动力与国际化连在一起，包括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制造业都与国际市场相关，中国很多劳动力在为国际市场生产产品。
就业法制化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以此为标志，劳动力被正式承认为一种生产要素，我国的就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从旧体制改造进入新制度建设阶段。
此后，我国先后制定了《勞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类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权利，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2008年，我国实施《就业促进法》，明确就业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了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为积极就业政策的长期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减少劳动争议，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构建并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要签合同，没有合同就不行、不稳定，得不到保障，劳动者受到法律保护，以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今要按照法治要求，包括最低工资条例，都是保护劳动者权益。”赖德胜说，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出台，就业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没有就业法制化过程，也就没有就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工作时间并不是就业领域的主要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企业为了提高利润开始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负担。国家先后针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等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用工方式，超时用工现象得到缓解，超时工作的减少有效减轻了企业职工的工作强度。
就业优质化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就业质量受到更多重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就提出提升就业质量，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也都强调推动高质量就业。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就业质量显著提升。
197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仅615元，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以及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74318元，1979年至2017年年均增长率达13.1%；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6.7倍，年均实际增长7.6%。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积极扶持创业带动就业，使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建立就业和社会保障数据库，利用大平台进行网络管理，实时监测劳动力状况，中国特色的就业服务管理体系不断丰富完善。2017年底，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02万家，2017年为3190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帮助2.03亿劳动者实现求职择业和流动服务。
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妥善应对就业问题仍是一项长期任务。赖德胜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只要我们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着力在充分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就业等方面共同努力，一定能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的就业愿景。”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断打破计划经济体制障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促进了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就业质量互促共进，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业市场化
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看来，提及改革开放40年就业领域的变化，首先要谈的就是就业市场化。
早期的就业，国家管理比较严格，统包统配。上世纪70年代末下乡知青集中返城，我国城镇就业问题一度十分突出。相关数据显示，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1500万人，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5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5.4%。
1980年，党中央提出“三结合”就业方针，采取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仅用3年时间就迅速解决了“文革”期间积累的就业矛盾。198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3.2%，1984年进一步降到1.9%，全国多数地区基本解决城镇失业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企冗员问题日益突出，国企普遍经营困难，减员增效成为国企解困的普遍选择。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为2023万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下岗人员，国企下岗人员总量达到2715万人。
对此，国家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同时，制定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培训补贴等政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998年至2005年间，全国1975万国企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到2005年底，国企下岗人员存量已由最高峰的650多万人降到61万人，国企职工集中下岗对我国城镇就业造成的冲击基本消除。
赖德胜表示，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对“统包统配”就业制度和企业“固定工”制度的改革，逐步确立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用人单位作为需求方，可以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下，根据自身发展经营需要，随时招收需要的人才或辞退不适用的劳动者；劳动者作为供给方，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自主决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在哪里工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统一、公开、平等、规范条件下，通过市场进行双向选择，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
就业一体化
40年来，就业领域一体化让赖德胜感触最深，一是城乡一体化，二是国际国内一体化。“以前，农村和城市是严格二元，农村劳动力基本到不了城市，除非国家招工。农村人进城只有两个途径，就是当兵和读书。”赖德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劳动力的创造力和激情被调动起来，大幅提高了粮食产量，剩余劳动力就出现了，资金也充裕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就要结合，于是就有了乡村企业。
他说，劳动力一定是从落后的地方转移到先进的地方，随着劳动力不断流动，从农村到城市，在流动过程中就开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也开始一体化，以前泾渭分明的劳动力市场被打破，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没有劳动力的流动，今天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几亿农民工的流动，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近几年，国家开始鼓励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又出现回流现象，乡村振兴战略、新农村建设，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都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市与乡村就业人口的流动和优化调整。”赖德胜说。
相关数据显示，1978年，城乡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3.7%、76.3%，我国就业人员集中在乡村就业。改革开放释放了劳动力市场活力，大量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业，带动城镇就业比重不断上升，推动了经济发展。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50.9%。
对于国际国内一体化，赖德胜表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虽然国内劳务输出占比不是很大，但考虑问题一定要有国际概念。因为，目前中国卷入全球价值链，超过30%的劳动力与国际化连在一起，包括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制造业都与国际市场相关，中国很多劳动力在为国际市场生产产品。
就业法制化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以此为标志，劳动力被正式承认为一种生产要素，我国的就业管理体制改革开始从旧体制改造进入新制度建设阶段。
此后，我国先后制定了《勞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类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权利，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2008年，我国实施《就业促进法》，明确就业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了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为积极就业政策的长期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减少劳动争议，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构建并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要签合同，没有合同就不行、不稳定，得不到保障，劳动者受到法律保护，以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今要按照法治要求，包括最低工资条例，都是保护劳动者权益。”赖德胜说，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出台，就业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没有就业法制化过程，也就没有就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工作时间并不是就业领域的主要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企业为了提高利润开始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负担。国家先后针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等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用工方式，超时用工现象得到缓解，超时工作的减少有效减轻了企业职工的工作强度。
就业优质化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随着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就业结构的优化，就业质量受到更多重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就提出提升就业质量，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也都强调推动高质量就业。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就业质量显著提升。
197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仅615元，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以及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2017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74318元，1979年至2017年年均增长率达13.1%；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6.7倍，年均实际增长7.6%。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积极扶持创业带动就业，使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建立就业和社会保障数据库，利用大平台进行网络管理，实时监测劳动力状况，中国特色的就业服务管理体系不断丰富完善。2017年底，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02万家，2017年为3190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帮助2.03亿劳动者实现求职择业和流动服务。
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妥善应对就业问题仍是一项长期任务。赖德胜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只要我们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着力在充分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就业等方面共同努力，一定能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的就业愿景。”